在看原著和電影時，我一直在想的問題是，到底是什麼原因導緻Leda拿走了娃娃。在書中，有一處電影沒有的展現的Leda的心理描寫，發生于這一行為之前。
“Or the voices, yes, especially the voices that mother and daughter attributed to the doll. Now they gave her words in turn, now together, superimposing the adult’s fake-child voice and the child’s fake-adult voice…But no, I felt an unease as if faced with a thing done badly, as if a part of me were insisting, absurdly, that they should make up their minds, give the doll a stable, constant voice, either that of the mother or that of the daughter, and stop pretending that they were the same.”
吸引Leda目光的母(Nina)女(Elena)對着娃娃說話，母親的孩童聲音和孩子的成人化聲音都被附加于娃娃身上，這種不和諧使得Leda不安，她認為并在心裡堅持娃娃應當擁有一種同一的聲音。
為什麼娃娃擁有同一的聲音如此重要，以及娃娃是什麼？在海灘上，大的威脅來自于電影中得到強化的男性幫派的粗俗，暴力，和凝視。而直擊内心的是這種暴力也複制于母女關系中。混雜的、互相模仿的女性聲音失去了邊界，女孩将成長為沒有出路的年輕母親，一具性凝視下的身體，而年輕的母親孩童般的聲線則顯示其當下險惡處境及早熟的母職扮演之荒謬。她們在男性掌控的粗俗世界中的關系是權力的争奪關系，一種病态的相互折磨。強加于娃娃的聲線是将這種母女關系具象化。借由這一紐帶，Leda不僅回憶起自己與女兒的關系，而且因這一不和諧的破綻重溫了對于劃分明晰的母女權力級别及身份的維持的失敗。她所想要維持的有文化，有身份，有學識，從容鎮定，獨立的姿态，以及女兒成人離家後因獲單身自由而重具有性吸引力的身體，都在這一不和諧破綻下被瓦解。女兒不會成長為成熟獨立的女性，母親也不會得到解放和出路，一切并不是随着歲月向前而正向前進式地發展。正如書中Leda的頓悟，“ a mother is only a daughter who plays.” 她以為已放下或逃離的處境重新回歸。一具身體可以擁有兩種聲音，正如作為女兒，自我，和母親的界限并不明晰。Leda又一次不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女人，而是某種母職功能存在。這種功能的失敗蔓延至定義其整體。一切社會階層攀爬的努力和文明的表象不堪一擊，從稍稍破綻就可瞥見一切仍是由暴力和無理性籠罩的深淵。Leda的邊界感受到了威脅，與遠遠逃離的低階層家庭背景和殘酷世界中失勢狀态的曾經溶解在一起。
拿走娃娃的緣由因此是多層次的。首先，這是她針對男性惡意所帶來邊界感消失的反擊。Leda本是來到海灘悠閑度假。Nina和Elena所屬的男性主導的大家庭卻粗魯地侵入了靜谧的海灘。在書中，他們操持的地方口音刺激着Leda的神經，使她聯想到那不勒斯郊區的暴力和粗鄙，以及其與母親失敗的關系，這是她畢生緻力于逃離和劃清界限的地帶。電影中，英文的共同操持使得方言的象征削弱，但仍有痕迹，而這種粗鄙的暴力更多由行為展現。初始，男人們開着快艇，快艇鋒利地劃破平靜的水面和其象征的平靜。漸進，群體中的女人和孩童在男人對所有物的寬容和’庇護’下對其他人進行指使和羞辱，這種矛盾在電影院中上升到頂峰，Leda的反擊呈現十足無助。拿走娃娃，是剝奪這一群體所庇護的脆弱所有物之最脆弱成員，造成的動蕩遍及整個群體，是一種複仇。
其次，拿走娃娃也是一種懲罰和重賦權。懲罰女兒，也懲罰曾作為年輕母親的自己。在Leda的回憶中，孩子并不是純潔的，而是近乎于邪惡的存在。會毀壞其Leda幼年珍視的娃娃，對無辜的身體進行摧殘和标記，會懷着純粹又無辜的惡意打她，會拖累她的學術生涯，使她失去自我，失去身體的魅力，使她再次陷入無法掙脫出身之困境的熱潮。在海灘上她被年輕的母親Nina吸引，是在其身上看到自己年輕時無助的身影。在其凝視下，這具身體極富魅力。電影中，在Leda與其的短暫社交中，這具身體擁有着強烈的同性吸引力。然而這具身體的行動随時由其女兒的需求所定義，又被其所處的男性大家長家庭所限制，呈現無助之姿。沙灘是其失敗展演和發揮魅力的有限舞台。另一方面，Nina與Leda的女兒年紀相仿，她透過其姿态也對叛逆敵對女兒作關聯。因此，可以說Leda從沙灘的母女看到了女兒的幼年和成年兩個階段，而不僅僅是将母親看作母親這一身份。Nina占據女兒與母親的雙重身份，如同娃娃（Nani與Nina的字母位移和對照）。拿走娃娃，是重訪Leda與女兒的舊時關系，并重新通過剝奪玩具的形式幻想這一關系之主導。這種破壞性的重賦權也曾以Leda出軌的形式實現過。在與有學術聲譽和地位的教授Hardy的外遇中，與其說是重拾激情和愛的能力，不如說是透過上位者的凝視和這一關系産生汲取上其權力的假象。獲得上位者的認可和愛，進入學術界，遠離家庭，遠離母職，樹立自我的身份和邊界成為可能，但這是困難且煎熬的，甚至羞恥的。現在，隻需拿走綁定年輕母女的娃娃并帶入年輕母親身份就可以實現母女關系中的賦權。女兒的精神支柱被抽離，隻得陷入無助與無理性，而年輕母親雖然心焦于娃娃蹤迹不明，卻不再需要陪女兒過家家，因為道具之不可尋。因此年輕母親擁有了更多精力抒發自我之苦惱，散發年輕的魅力,并建立新的社會關系，與Leda交談，與Will（文中的Gino)調情。但同時，Leda曾離開女兒對她來說是煎熬和自責的。影片中，透過她對Nina的凝視，可見後者之不成熟。語言粗俗，豎中指，對女兒忍無可忍的髒話，對婚姻關系的背離，濃妝嚴密，衣着暴露。拿走娃娃使得Elena高燒不退，Nina的生活更為焦頭爛額。Leda借此對Nina母職的過失進行懲罰，但同時也是對其自身在與女兒關系中的不稱職進行懲罰。再者，借由對于他人關系的操縱，使得Leda獲得了一種去性别的賦權。她旁觀一切，卻掌握了事件的核心，這種感受是平常生活中需掩飾和不可得的。
最後，拿走娃娃是解放。在電影和書中都有一場景，及Leda在偷走的娃娃口中先是發現了髒水，而後又在清洗過程中發現了蠕蟲。天真無辜的娃娃口中爬出蠕蟲，如同片中和書中Leda屋内的一盤被贈送的美麗如靜物畫的水果，表面魅力無暇，内在已經腐爛。這可看作平淡體面生活充滿肮髒和危機背面的隐喻，也可看作一個體面個體不為人知的黑暗秘密。但蠕蟲又不止于此。蠕蟲是一具女性身體的産物，如同嬰兒寄生于母體。Nina和Elena在沙灘上将娃娃作為共同的孩子撫養。而被賦予性别的娃娃則繼承了這一性别和母職，在原書21章Leda與Nina的對話中可知，Elena決定讓娃娃同其姑姑Rosaria一樣懷孕。蠕蟲則是娃娃孕育的孩子。被寄生與可懼的寄生正是母體與孩子的關系。這種敵對及黑暗的關系很多時候成為母女關系的主導，打破理所應當的愛的濾鏡。拿走象征有孕育能力的母體的娃娃并幫助其清楚腹内髒水及蠕蟲，也是對Nina和Leda自身從母女關系和母職中進行解放。
在書中，清除蠕蟲的篇幅（22章）為：
“ I should have noticed right away, as a girl, this soft reddish engorgement that I’m now squeezing with the metal of the tweezers. Accept it for what it is. Poor creature with nothing human about her. Here’s the baby that Lenuccia stuck in the stomach of her doll to play at making it pregnant like Aunt Rosaria’s. I extracted it carefully. It was a worm from the beach, I don’t know what the scientific name is: the ones amateur fishermen find at twilight, digging in the wet sand, as my older cousins did four decades ago, on the beaches between Garigliano and Gaeta. I looked at them then spellbound by my revulsion. They picked up the worms with their fingers and stuck them on the hooks as bait; when the fish bit, the boys freed them from the iron with an expert gesture and tossed them over their shoulders, leaving them to their death agonies on the dry sand.
I held Nani’s pliant lips open with my thumb while I operated carefully with the tweezers. I have a horror of crawling things, but for that clot of humors I felt a naked pity.”
由此可見，Leda想到童年時期男孩子們用類似的蠕蟲作餌釣魚，并在此刻摒除對爬行軟體動物的恐懼而對其産生了一種純粹的同情。被用作餌的蠕蟲此刻使得Lena想到了母親這一身份下的她和Nina。她們都在男權社會和家庭中作為一種功能而非獨立個體而存在（這書中17章，Leda提到這點“How foolish to think you can tell your children about yourself before they’re at least fifty. To ask to be seen by them as a person and not as a function. To say: I am your history, you begin from me, listen to me, it could be useful to you”）。拿掉蠕蟲，解救的不僅是娃娃，也是蠕蟲本身，是解除相互糾纏的關系。
娃娃主導了Leda海灘上諸多事件的推進和發生，也主導了其情緒的變化。在小說最後，Leda向認為能同她産生共鳴的Nina坦白是自己拿走娃娃并被刺傷并踏上歸途，也意味着她的痛苦雖說并不是女性和母親獨特的體驗，但仍然得不到包括其他女性在内的人的理解。在男性主導的世界中，她仍需獨自面對自我的羞恥和苦難。她逃離被暴力和粗鄙充斥的海灘，如同逃離一個微縮的糟糕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