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楓吳石聶曦等那些冷真相。
朱楓吳石聶曦等那些冷真相-《沉默的榮耀》下曆史細節
今年中秋節是公曆10月6日，131年前的中秋也是這個日子，那一天，吳石出生在福州一個富裕家庭。131年後，中國特地在中秋節前夕上映一部央視諜戰大劇四十集《沉默的榮耀》紀念犧牲1950年在台灣的吳石與他的情報小組
這幾天既是中國國慶中秋長假，我父母推薦我看時隔十七年以後，華語第一諜戰劇《潛伏》終于拍出續集，而且采用紀錄片手法，原型人物真名入劇-《沉默的榮耀》，主演是中生代老戲骨“劉皇叔”于和偉演吳石，書卷氣濃郁，形象清雅的我們上海大明星吳越老師擔綱多次“最佳女配角”以後終于演女一号朱楓了，曾與大學同學章子怡、梅婷、胡靜、秦海璐、傅晶、袁泉并稱中戲“七朵金花”，傳說中“中戲有史以來最美校花”大美女曾黎老師演吳石夫人王碧奎，偶像歌手魏晨演聶曦。
一部我心目中正常的劇，沒有低智的邏輯，沒有誇張的表演，沒有狗血的劇情，最好的一點是，沒有端着偶像包袱的當紅藝人們，目前，一切都好。據說将在十月廿五日慶賀台灣重歸祖國懷抱八十周年，這部戲應該是應運而生。
本篇是樓主梳理總結的吳石情報小組的曆史經驗與教訓全面+細節的回顧，也展現給大家曆史深處走來的全新的朱楓與陳寶倉以及聶曦有血有肉真實形象，解釋了為什麼吳石的烈士證比朱楓、陳寶倉遲到了20年！
樓主挖掘曆史冷真相的目的，就是因為對岸版本流傳廣泛的吳石朱楓案件的故事，基本上來自偵辦次案的台灣“保密局”特務谷正文所謂回憶錄的污名化宣傳，因為諜戰這個領域，KMT不僅要殺人還要誅心，在烈士身後繼續把水攪渾，制造組織内部同志之間的狐疑。比如，他們把吳石和聶曦描寫成“膽小如鼠”，被捕後馬上全部交待，認罪悔罪。
谷正文污名化宣傳說謊可以說肆無忌憚--比如他曾經破獲台灣省工委武裝部長兼軍委書記張志忠季沄夫婦案，導緻這對雙雙地下黨員伉俪先後就義，留下幼年的兒子與女兒，兒子名楊楊或羊羊，當年羊羊與母親一起坐牢時候是學齡前幼兒，谷正文卻說他已經10歲。父母犧牲以後，成為孤兒的羊羊上學，就業，服兵役都因為是“奸匪後代”備受歧視與欺辱，最後羊羊剛長成青年就自殺了，大作家柏楊還為此撰文紀念他。谷正文卻把特務們對羊羊姐弟的監控說成無私地撫養，污蔑羊羊個人品行不端，真是，把人家一家搞得家破人亡，還無恥僞善地充當聖人，這就是特務的本質。
本文也略微不帶臉譜化地解密了偵訊這個案件的大特務谷正文、沈之嶽的曆史樣貌。
朱楓奇特的家庭與早就開始的傳奇經曆
朱楓唯一的兒子、南京55所著名無線電與半導體專家朱明。在朱明記憶裡，如我們所見，他母親朱谌之不漂亮，但有一種當時中國女子罕見的混合了冷峻氣質的清逸之美，因為朱楓有舊時代中國女子罕見的身高，一米七三，修長高挑（樓主認為可以從朱楓等四人臨刑前合影得到證實）。
朱楓的女兒們回憶“她喜歡穿洋裝，比如背帶褲，習慣剪短頭發，人看上去顯得幹淨利索。”
“我的媽媽，高挑個兒，長得很好看。這個媽媽，非常的純潔，非常的偉大，她是偉大的女性。”
朱楓寄給家裡的最後一張照片，她身着淺色旗袍，微微笑着看向鏡頭。
照片的背後，她用娟秀的字體寫道：她已深深地體驗着＂真實的愛＂與＂偉大的感情＂，從此，将永遠快樂而健康。
對于母親寄給家裡最後這一張照片，朱楓的獨子朱明曾寫道：您到了中年，卻依然保有着如此年輕、如此純真的革命思想，這是永遠值得後人學習的最寶貴的東西。
朱楓，在台灣國防部保密局也就是如今軍情局檔案裡叫朱谌之（1905年11月22日—1950年6月10日），解放後她兩度獲頒的革命烈士證書也用這個名字。她原名贻蔭，小名桂鳳，後更名朱谌之，字彌明，最後更名楓，女，浙江鎮海人。她是鎮海首富的女兒。其父朱雲水是清末民初鎮海、舟山地區知名的富商。朱雲水晚年在鎮海城東毗鄰鎮海文廟、東長營弄之處興建了朱家花園，外園月亮門的門楣上刻有“憩園”二字，園内有一幢小樓。1905年，朱楓出生在這裡，朱家花園的街坊昵稱她為“四阿姐”--因為朱楓在朱家六兄弟姊妹排行第四。
朱楓四歲開蒙，在家裡由母親按照私塾教育打下了極深國學功底，1914年入鎮海城關女子小學，畢業後恰逢旁邊的縣中停辦，遂在1921年到甯波月湖的甯波女子師範學校學習。她的功課很好，在校“學什麼都是第一”，“人緣總是很好”。
朱楓不僅自己是傳奇女特工，她自幼一起長大的手帕交閨蜜，大名鼎鼎的解放戰争時期中共地下黨在國府首都的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女士（原名陳逸仙、陳道希）也是傳奇紅色特工，兩位都是戰略級情報人員---在陳修良之前，曆屆南京市委都被破壞、捕殺得很厲害，但陳修良的領導與工作扭轉了這個局面，而且創造了諸多奇迹。
她還曾邀請陳修良到朱家花園度假，居住在被她戲稱作“潇湘館”的漂亮小樓裡。陳修良晚年回憶道：“憩園内竹籬假山，小橋流水，風景如畫，環境極為幽雅。園後有書房三間，是朱楓父親讀書會客的地方。她家藏書很多，字畫滿牆，我們這一個來月多數在書房裡讀書論文，過得極為惬意。但我發現那時她還是個多愁善感的人，深宅大院，平日裡獨處閨中，沒有人可以談心，而鎮海畢竟比甯波更閉塞。”
朱楓另外一位跟陳修良一樣留學蘇聯的同鄉閨蜜就是金維映，李維漢夫人，李鐵映同志生母。
陳修良--一位一生被傳奇女性圍繞的傳奇女性！她的中學同學是朱楓，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是趙一曼、金維映，擔任過《少年先鋒》編輯、向警予的秘書，并在向警予介紹下入黨。
陳修良早期的隐蔽戰線女戰友，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一樣是浙東同鄉的，就是佐爾格小組最傑出的中國女特工，情報戰線領導人之一劉鼎同志夫人、浙江第一個女共産黨員吳先青。可惜吳先青與金維映都在蘇聯肅反大清洗期間遭受迫害而失蹤。
朱楓和陳修良都是近代著名國學家和書法家沙孟海先生入室弟子，才華卓絕。沙孟海的夫人包稚頤也是朱楓的閨蜜。說起朱楓與包稚頤的關系，還需追溯到她們的家庭背景。朱楓的父親是鎮海漁業公會的會長，而包稚頤的父親則是台州和甯波漁業公會的會長，兩家交情深厚。
朱楓的諜報工作比陳修良開展得更早，她在整個抗戰八年都為新四軍工作，甚至在日寇最後回光返照的豫湘桂戰役時期的1944年10月，工作機關遭日僞76号當局破壞，朱楓被捕關押在滬西日本憲兵隊，經受住了酷刑拷問，一直守口如瓶。後在中共黨組織營救下出獄。出獄後，因組織經濟困難，朱楓居然拖着被打傷的身體，冒險通過氣窗爬進已被查封的店裡，把存款、支票本、賬冊偷偷取了出來。
朱楓優良淵博的學識，大家閨秀的風度，從父親那裡繼承的經商與交際才華，富裕的家境和人脈，頭腦理性清晰，細心缜密，意志堅強，使得她成為中共情報工作罕見的天選之才--為了保護她，中共組織上直到抗戰勝利前夕才讓她正式入黨。
朱楓個人的家庭與婚戀也十分奇特，堪稱當年罕見的新女性--她的第二次婚姻丈夫叫朱曉光，是同鄉裡面的新四軍幹部，姐弟戀，朱明就是她和朱曉光唯一孩子；但是朱楓第一次婚姻是22歲時候，家庭做主，給張學良旗下東北軍沈陽兵工廠總工程師，也是鎮海同鄉的陳傅良（陳绶卿，比朱楓大17歲）為續弦繼室，與陳绶卿和原配所生的兩名女兒陳蘭芳（陳宜）、陳蓮芳（阿菊）相處甚好，期間生了自己唯一親生女兒朱小楓（原名陳明珍陳倬如，朱楓犧牲時候，她是南京軍區年僅20歲的軍醫，随即改名朱小楓）。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陳傅良、朱楓舉家返回家鄉。1932年陳傅良因霍亂病逝。朱楓繼承自家家産，過着“每日學寫蘭花”的優渥日子。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朱楓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其間，和朱曉光（鎮海人）姐弟戀（相差11歲），結婚，婚後更名為“朱楓”。朱曉光和哥哥朱曦光都是新四軍幹部--同一時期，朱楓的長女陳蘭芳（陳宜）竟然愛上了本應是長輩伯父的朱曦光（鄒韬奮的學生與助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進中共中央宣傳部任職），并且成婚，生下與朱明年齡相仿的朱晖，也就是說朱晖既是朱楓的侄子，也是朱楓的外孫。
由于朱楓朱曉光夫婦工作特殊性，朱明一直跟着伯母兼長姐的陳蘭芳（陳宜）生活，他和朱晖一樣，一直都叫偶然探家的母親朱楓為“外婆”，直到1948年夏，朱楓帶着朱明一起去香港工作，這時候，十歲的朱明才知道“外婆”是自己的親媽媽，而一向稱呼“媽媽”的陳蘭芳（陳宜）是自己的伯母，也是自己的長姐。
朱楓的敵工工作能力從“皖南事變”之後她成功營救自己的丈夫，新四軍幹部朱曉光就已經顯露。1941年夏，她化名“周愛梅”，代表中共黨組織三次到上饒集中營探望和設法營救在皖南事變中被捕的朱曉光，使朱曉光得以在1942年春成功越獄。
“皖南事變”50周年之際，朱曉光曾撰寫《“周愛梅”三進集中營探監記》回憶妻子。朱曉光被關半年不到，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某一天，忽聽小特務喊他的化名：朱志芳！家裡來人了！朱曉光和戰友頗為吃驚，在集中營裡就沒聽說過有人探親的。當他來到隊部時，隻見妻子與一群大小特務談笑風生，瞬間吓得不輕。朱楓神态自若迎上來，大聲問道：這位就是朱先生嗎？朱曉光自然也假裝不識。隻聽朱楓自稱姓周，名愛梅。朱曉光回憶中說，這個化名讓他一輩子感動。因為“梅”是他小名，私下朱楓叫他梅君、梅郎，化名“愛梅”，蘊含着妻子怎樣的機智和情意。
“周愛梅”說，家父是“朱志芳”哥哥的好友，托我回家路上順便探望。“周愛梅”早已在國民黨上層疏通好關系才獲準進上饒集中營，同時帶來大手筆巨資，以闊太太的身份随手打點，還送來了大量的奎甯等藥品和食品，以至于集中營的特務們盼着“朱志芳”家人再來探監。
次年春，朱曉光與一位18歲的獄友袁征一起在一個大雨之夜越獄成功，是集中營極少數的幸存者。
“她的膽大心細，她的沉着堅定，以及她那居高臨下折服敵人的高貴氣質，我也都記憶猶新……”，朱曉光如是寫道。朱曉光從上饒集中營逃出後，輾轉上海、山東、天津等地做地下工作，建國前到東北各新解放城市開辦光華書店和新中國書局（均系三聯書店下屬單位）。
朱楓1937年就與她終身上級，入黨介紹人，新四軍秘密企業武漢新知書店創辦人徐雪寒成為這家書店聯合股東與實際經營者，所以朱楓一家，朱楓朱曉光夫婦，朱曦光夫婦都是中國央企新華書店集團的創辦人團隊成員。
1938年秋，日軍占領武漢，朱楓撤到湘西，後來又回到浙江。1939年夏，在浙江金華，朱楓會同中國共産黨派遣的華白沙、張一之，幫助國軍著名台灣籍抗戰英雄李友邦組建“台灣義勇隊”，後來還把自己唯一親生女兒朱小楓送到“台灣義勇隊”，1944年，年僅14歲的朱小楓就已經入黨，黨齡比父母都長--造化弄人，1950年代，李友邦與夫人嚴秀峰成為蔣介石欽點的另外一起共諜案主犯，李友邦被判死刑，嚴秀峰因為中共黨籍被暴露，本來也是死刑，但因為懷孕改判無期徒刑，後來嚴女士活到九十五歲高壽。
嚴秀峰與李友邦的婚事還是朱楓做媒。嚴秀峰是浙江杭州名門富家小姐，特别美麗，十八歲投身抗戰，為李友邦債浙江組建的“台灣義勇隊”女戰士以及浙江省國民抗敵自衛總團第一支隊司令部機要交通員。
20歲時候她嫁給李友邦，後者是“太子”蔣經國親信與摯友。二二八事變發生後，李友邦遭部分三民主義青年團成員牽連并于随後被押解至南京；雖然已經懷孕，李嚴秀峰在了解事态後随即趕往南京拜見蔣經國，并向其說明分析該事件之因果關系，又要求其還予清白公道。
1949年前後，嚴秀峰遭台灣本省籍中共地下黨員鍾浩東與蔣碧玉夫婦等（下圖，侯孝賢電影《好男好女》《悲情城市》主人公原型）“基隆中學和台大醫學院&法學院光明報”共諜案牽連，被以“知匪不報”罪名判刑10年，後又被蔣介石追加5年刑期。
1952年，李友邦遭朱谌之等牽連，并因其左傾經曆被定以“參加匪幫、掩護匪諜、意圖非法颠覆政府”罪名，複于同年4月22日被押至新店郊區槍決。
當時李友邦已在獄中重病，但仍由三軍總醫院以擔架将之擡押至台北馬場町刑場槍斃，其後被葬于八裡（今新北市八裡區龍米路一段旁）。由此可見老蔣對朱楓共諜案的痛恨，不僅如此，1950年6月10日，朱楓與吳石一起在台北馬場町同時被槍殺，臨刑時她高呼“中國共産黨萬歲”，朱楓一起就義的，共四人，唯獨她這位女性主犯被開六槍，其餘聶吳陳三名都是四槍，時年46歲。。
正是由于朱楓案件裡頭号叛徒，中共台灣省委書記蔡孝乾的叛變出賣了張志忠季澐夫婦後，這一次嚴秀峰本人的共産黨籍暴露了。1951年11月，李友邦被逮捕，據稱，蔣介石下逮捕令時宣稱：“丈夫是奸匪，太太不一定會是奸匪。但是，反過來，太太是奸匪，那麼丈夫就一定是奸匪。”
蔡孝乾-直到晚年，蔡孝乾在寫下《江西蘇區回憶錄》時，盡力淡化自己曾經的紅色經曆，并在書中對蘇區進行批判。
自1992年起嚴秀峰即開始緻力于為李友邦将軍平反，并有中共及台盟高層來台訪問嚴秀峰，邀請參與抗戰紀念座談會等活動。嚴秀峰曾兩次赴北京參加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争勝利50周年與60周年的座談會，追思丈夫及其他抗日先烈。
1965年，嚴秀峰出獄；此後，她從事女紅、養鴨、賣菜等工作，撫養五名子女，并創辦“世界翻譯社”。1985年，李友邦出生的蘆洲李家祖宅被列為三級古迹，成為台灣第一個私有民宅登錄文化資産的案例；随後，嚴秀峰開始推動成立财團法人蘆洲李宅古迹維護文教基金會，以集結家族力量及專家意見進行營運管理。2006年，“蘆洲李宅古迹─李友邦将軍紀念館”正式對外開放。
以上我們可以看到，也許為了情報工作的需要，朱楓雖然人脈寬廣，但最核心社會關系都在浙江同鄉圈子裡-類似的，似乎戴笠的軍統，陳果夫陳立夫的中統，也喜歡以浙江同鄉關系招募人員，直到抗戰前後，第一個大後方是湖南湖北，所以那個時期的特訓班骨幹多出這兩個地方，再就是陪都重慶時代，四川籍的軍統中統也多起來。
為了中共的情報工作需要，朱楓一家長期過着“八千裡路雲和月”的生活，但似乎冥冥之中與台灣有某種天賜緣分。
1938年朱楓就協助李友邦在浙江創辦“台灣抗日義勇隊”，朱曉楓則早早被母親送進其中的兒童抗日團體“台灣少年團”，在浙江、福建、台灣一帶宣傳抗日救國，14歲就入了黨，1946年才返回上海，僅和母親相聚三個月之後，就進入解放區。。“雖然知道去了解放區可以吃大鍋飯，共同勞動，母親依然擔心我，給了我一塊金鎖片，因為這裡的錢到那邊也不能用了，母親讓我需要的時候，就掐下來一點，備急用。不過我們一去解放區就發現不用錢，沒幾個月我就把這個鎖片捐了。”朱曉楓對母親最後的回憶是：“我站在吳淞口，一艘很小的船頭上，跟母親揮手，我特别開心，母親也是。”“我後來才意識到，這其實就成了我和媽媽的永别，因為從那之後，我和媽媽就再也沒見過面了。”
抗戰勝利後，朱曉楓跟随以台灣人為主的台少團回到台灣。
與“少年團”的台灣同學們生活6年，朱曉楓說她已經成了大半個台灣人，她可以熟練講閩南話和普通話，所以到了台灣并沒有感覺到水土不服、語言溝通障礙等不便。這期間，朱曉楓就住在了母親的摯友李友邦和嚴秀峰家裡，一住就是半年。
“那時我們很吃香的，都是搶着來請我們的同學去做老師的，因為台灣多年被殖民，隻會說台語和日語，國語一點也不會的。”朱曉楓隻記得台灣“雖然物質條件還可以，但是亂得很，地上都是日本人丢下的東西，和服什麼的滿大街扔”。“我直接來到了上海，我媽媽當時在上海的一家貿易公司做總會計師。”朱曉楓認為，在上海的幾個月，是她們母女倆最快樂的時光，“那算是簡單的快樂，雖然是母女，可直到那時候我們兩個人才算是真正了解了對方，知道大家所從事的到底是什麼事業，明白她有着怎樣的政治信仰和精神追求。”
有一次，朱曉楓在馬路上遇到了一位當年“少年團”的指導員，就把指導員帶回了家。“我媽媽後來跟我說：以後不要随便把不太熟悉的人帶回家。我就明白了，家裡應該是秘密場所，不能随便暴露。”“我知道她是地下黨，在公司做事也不過是掩護，但是這種身份是不能公開的，媽媽雖然沒有交代我不能說出去，但我自己心裡有數。”
1950年，組織上有關領導找到朱曉楓談話，這才說到母親朱楓在台灣犧牲的消息，此時距離朱楓被害已經一個多月了。對于母親的死訊，她完全以平靜的心态接受，組織上說不會進行大規模的公開紀念活動，她也完全表示理解。正是在這時，她将陳明珍的名字改成了朱曉楓，以此來紀念她的母親朱楓。
“媽媽一直在秘密做着地下黨的工作，她做的事都是很危險的。我知道她犧牲之前，就有兩三次被捕的經曆，其中有一根手指頭還因為受刑而殘疾了。”“我也是後來才知道，我媽媽在台灣的時候，當時是台灣‘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的直接聯絡人，他們合作将重要情報送回大陸。因為有人叛變，吳石和媽媽他們都不安全了。為幫我媽媽脫身，吳石幫她安排了飛機到舟山群島中的定海(當時舟山還未解放)，可沒多久吳石就被捕了，我媽媽也被抓。”
1948年夏秋，朱楓在華中局安排下，帶着朱明朱晖去香港工作，途中，海輪曾經到台灣基隆停靠，朱明和母親上岸休息，吃好吃的南方水果，朱明記得橘子個頭特别大。朱楓說，我是你媽媽，以後要叫我媽媽了。以後你也不叫朱田了，你的名字叫“朱明”。朱明長大後回想，媽媽是如此堅毅的共産黨員，“朱明“的意思應該是”紅太陽“。
此外，浙江與台灣一水之隔，朱楓兄弟姐妹多人均在台灣，她恰好有非常正當的赴台理由——看外孫，有傑出的地下工作能力，無論怎麼看，朱楓都是執行充當吳石交通員這項重大任務最合适的人選。
1938年，朱明出生于湘西逃難途中。中為朱曉光，左為朱楓母子-1938年，朱楓朱曉光夫婦從武漢撤離，一路行進到湖南常德桃源時，生下了他們唯一的兒子，因為生于偶然路過的異鄉鄉間，孩子取名為“朱田”。
但，香港的工作結束時候，朱楓的絕唱任務來了。1949年5月陳誠頒布台灣“戒嚴令”，由此開始“戒嚴期”。
兩蔣潰退台灣後，小蔣就開始成為國民黨特務情報工作的實際上太上皇--一個曾經被斯大林在黨務、軍務、宣傳、重工業管理還有情報等領域重點培養曆練的前布爾什維克，改行破壞布爾什維克的情報機關，效率之高，手段之精準狠，現代史上絕對值得大書特書，蔣經國在這方面的能力績效其實不輸戴笠。
就是此時，進出台灣被嚴控，朱楓能夠進入台灣，成為吳石的機要交通員，真的是天賜不二人選。在前夫陳傅良（陳绶卿）的兩個女兒中，長女陳宜一直與朱楓共同生活，而次女陳蓮芳（阿菊，陳志毅）早年随任職國民黨軍統電台的丈夫王昌誠（王樸）輾轉各地，從抗戰到1949年，朱楓和陳蓮芳僅在1938年武漢大會戰失利以後逃亡途中遇到一次。
朱楓甚至一直不知道王昌誠（時任台北市警務處電訊管理所主任）、陳蓮芳夫婦已到台灣。沒想到，1949年5、6月間，陳蓮芳緻信在香港的朱楓，稱自己剛生孩子，歡迎朱楓來台北家中小住。此信成為朱楓自香港到台灣的絕佳理由。王昌誠是台灣警務局電訊處處長，陳蓮芳在保密局工作。與前夫和原配的孩子保持如此親密關系，從阿菊的求助信可見朱楓為人處世之好。
朱楓經商與人際關系天賦極高。她的同父異母妹妹朱啟文嫁到武漢顧家，女兒名叫顧倬雲，後來成為著名醫學專家；在武漢時為了支持顧家，朱楓曾出資給顧家開了大樂童裝店。
而朱啟文夫婦一直為國民黨中統工作，朱楓便利用這層關系搜集情報，很多情報都是在麻将桌、飯局上傳遞，并多次以“大樂童裝店辦貨人”的身份在武漢和上海之間行動，極善經營。
“姨母穿陰丹士林旗袍，留短發，十分精幹，負責給黨在上海的情報部門保管經費，并根據組織指示做貿易，獲利頗豐，還7次從大樂支款作為革命經費。”顧倬雲回憶，即使1944年被日本滬西憲兵隊刑訊拷問，經多方營救出來後，朱楓仍會買時裝，燙好頭發，“掩護身份，解除敵僞懷疑”。
朱楓本屬于新四軍情報幹部，整個抗戰時期以及戰後都屬于中共中央華中局的徐雪寒（後來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史永（鎮海“沙氏五傑”之一，朱楓與陳修良的老師沙孟海的弟弟沙文威，曾任南京國民政府CC系也就是中統的特種經濟調查處官員，與錢壯飛李克農胡底等同輩資曆的中共20年代老黨員紅色特工，曾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這兩位她入黨介紹人領導下工作。
1946年4月，中共中央華中局到上海籌建一批合法的商業機構，秘密采辦物資，輸往解放區。朱楓先在“聯豐花紗布公司”主管财務，此後又開辦“鼎元錢莊”，請沙孟海題寫匾額。這兩個公開的商業機構都是中共中央華中局在上海秘密開辦，朱楓作為公方代表負責财務工作。因為業務和情報關系，朱楓和商界、政界人物都有所接觸。
朱楓自己原先租住上海淡水路的房子，讓給了陳宜一家住，自己另外租住了中共在上海另外一位傳奇的情報關系，四川督軍太太兼女企業家董竹君創立的錦江飯店斜對面的一幢白俄樓裡，很有戰後上海灘女企業家派頭。劉人壽解放後曾任上海市委秘書長。他在很多1946和1947年的回憶文章裡，都提到朱楓為地下黨做經濟工作的事，直到1948年她去香港加入地下黨辦的“合衆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948年秋，朱楓奉命到香港，加入“合衆貿易股份有限公司”，這是中共中央華東局的下屬企業與秘密工作站。這期間，她的上級工作關系是華中局上海局大名鼎鼎的潘漢年旗下的傳奇特工萬景光，萬景光的嶽父為廣東商會會長馮少山，在香港的上層關系很多，包括潘漢年本人的嶽父董仲維，後者是香港總商會會長、道亨銀行董事長。
當年，朱楓帶着朱明、陳宜的兒子朱晖住在九龍彌敦道。同事都叫她朱大姐。朱明回憶“我感覺她挺忙的，還挺有威信，談吐有水平。人家都挺敬重她，經常有人到家裡來向她來請教事情。”“我每周遊泳，媽媽當年帶我在淺水灣學會的。”
派朱楓赴台灣傳遞情報，正是萬景光作出的決定。1947年，萬景光将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聯絡點設在香港，1949年通過老同盟會會員何遂與中華民國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建立聯系，萬景光與吳石本來是靠吳石的副官聶曦傳遞情報，但由于局勢變化，急需一名合适的交通員。
而朱楓在香港的工作本來已經結束。1949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上海，已經在東北工作多年的朱曉光随中共中央宣傳部南下工作組，代表中央出版委員會在上海籌建新華書店，朱曉光這時才被直接批準為中國共産黨黨員。在新中國誕生前的兩個月，她從香港寫了十幾封家信，情愫滿箋。
朱楓在給朱曉光的信中說：“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種菜挑糞，嘉陵江畔月黑風高的晚上，你從安樂舊木橋邊候我，在集中營探訪時的感覺和憲兵隊出來後你對我的感情……是那樣溫情的……”朱曉光回信說：“我們的後半生該有了快樂。”“阿菊夫婦很想我去台灣，入口證也寄來了。我是不可能去的……”她團聚心切。
朱楓赴台的命令大約是六月份下來的。而且吳石關系在華東局，朱楓屬于華中局，中共一定是權衡各種因素後認為再沒有比朱楓更合适人選特批的。
徐雪寒在1949年六七月間接到朱楓來信，說她奉命将去台灣。不過她依然忙碌而快樂，給朱曉光的信中說：“你會跳舞嗎？我真想學習呢？”朱楓去台灣看起來是那樣的輕描淡寫，隻因為女婿王昌誠在警務處做電訊管理處處長，很容易就辦好了嶽母赴台的證件。1949年10月7日朱楓給朱曉光的信件中自稱“兄”：“兄尚須去菊處小住，須兩月方與妹聚首。……個人的事暫勿放在心上。
1949年8月2日寫給丈夫：我也常想念你們。隻要腦子一有空隙，無論在船上在車裡，或在夜深人靜時，都會念念不忘……真實的感情是很難勉強的，幾年來，我徹底體驗到“人非木石”這句話的真義。
9月24日：忽然接到那麼多的信，這确是無限愉快的。家書抵萬金，萬金又哪能抵得呢？
臨行台灣，10月7日，她用暗語安詳地寫道：
兄将外出經商。請與蔣兄約期晤談，便知梗概……此去将有幾月逗留，妹不必惦記，也不必和他人說起……妹如需去别處，請勿為我滞行。這時候，個人的事情暫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應該去做……幾月後，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與妹相見……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
不久，又寫一信：
今有許多信從上海郵來，可是沒有我的，好不怅怅……你一定以為我也許去了……好吧，那就在心裡想念着，想念着，想念着，一直想到見面的時候，會更增加愉快的。
這是朱楓赴湯蹈火之前的最後家信，一連三個“想念着”
1950年1月14日，朱楓從台灣寄出最後一封信，這是給上海朋友寫信轉交丈夫朱曉光，内稱“約有一周至旬日可留”，并以大字署上從未使用過的化名“威鳳”。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随後叛變，造成台灣的中國共産黨組織被一網打盡。
1950年1月27日，朱楓已經吳石安排送回浙江舟山定海（當時仍在KMT控制下），希望借助漁船回到家鄉鎮海。朱家在舟山有親屬，但朱楓選擇住進沈家門的存濟醫院。當時解放區與未解放區近在咫尺，但海路卻被嚴密封鎖。2月18日朱楓在醫院被捕，暫時被關進定海看守所。抓捕朱楓由另外一位國共諜戰史上傳奇大特務沈之嶽負責。當時沈任國防部保密局第二處科長，蘇浙情報站站長。1964年在台灣組建調查局，擔任調查局首任局長，被稱為“調查局之父”。
2月26日朱楓在定海看守所把貼身的金鎖片和自己穿的海勃龍大衣肩襯裡的金手镯咬碎，二兩多重的金子，混熱水吞下。2月27日起陷入昏迷，被飛機直接送往台北醫院。“匪幹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犧牲個人生命之紀律與精神，誠有可取法之處。”審理此案的國民黨少将谷正文後來曾留下一篇《吳石等叛亂案》，稱朱楓“黨性堅強、學能優良”。
台灣地下黨活動被打擊殆盡後，萬景光等香港聯絡人也陸續調回了大陸。而4件金飾殘片在朱楓胃裡留了兩天，最後被醫生們以瀉藥排出，這份吞金的X光片至今還保留着。
朱明記得在香港維多利亞港天星碼頭上告别的那一天，朱楓穿着平時常穿的香雲紗黑旗袍，她抱了抱朱明，對他說：叫爸爸放心，媽媽用不着太久就回來了。朱明說，坐船到青島，然後朱曉光帶着朱明坐火車到北京，9月底到的，沒幾天就趕上了開國大典。
兩個月後，1949年11月25日，朱楓在港島登上“風信子”号英國郵輪前往台灣。在台灣，朱楓僅用一個多月就出色完成了任務。
她隻單線聯系兩個人，每周六以“陳太太交涉藥店事宜”的名義，到吳石家取情報，周日接洽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磋商情報傳送事宜。他們一共進行了7次會面，先後将《台灣戰區戰略防禦圖》，最新編繪的舟山群島、大小金門《海防前線陣地兵力、火器配備圖》，台灣島各戰略登陸點地理資料分析、空軍機場和機群種類、飛機架數等情報送回大陸。
毛主席在得知這些絕密軍事情報來自台灣“密使一号”時，曾賦詩一首：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
1950年1月，省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并迅速叛變，緻中共在台灣的情報網幾乎被一網打盡，400多人直接因為他出賣，間接導緻1800多人被捕。
蔡孝乾無疑是導緻吳石與朱楓暴露的直接第一責任人（蔡四十多歲，參加過長征，是台灣本地人，會閩南話，會日語；蔡孝乾不僅是參加長征的唯一的台灣人，且少年就去了樓主家鄉上海，組建了台灣共産黨）！1931年顧順章叛變，錢壯飛通知上海黨中央機關撤出上海的事件。蔡孝乾的叛變，其破壞程度要比顧順章叛變嚴重的多。
1、共黨地下組織人員橫向聯系，他完全不禁止，誰誰誰大家都互相知道
2、挪用組織經費購買豪宅、妻子去世後包養 14 歲小姨子馬雯娟（化名劉桂麟、計小姐）--他要朱楓利用吳石的位高權重，通過聶曦給馬雯娟辦了一張化名劉桂麟的離台出鏡特别通行證，而代辦出境文件的正是吳石的妻子王碧奎，由副官聶曦假造并簽發特别通行證。就是這張由聶曦簽發的假證件暴露了吳石，盡管蔡孝乾并沒有供出吳石，吳石和聶曦還是被逮捕槍決。
實際上蔡孝乾妻子馬慧玲并沒去世。1946年初，蔡孝乾離開延安到達上海，與蘇州人馬慧玲結婚。1949年4月，由于馬慧玲參加過學生運動，有暴露風險，蔡孝乾安排台工委交通員護送她返回大陸。這位蘇州美女因為蔡孝乾牽連，一直生活在雲貴高原。
這樣蔡孝乾就跟年僅14歲的小姨子馬雯娟公開同居（兄妹相稱），住在台北市泉州街古亭區20巷16号，他還送馬雯娟去讀中學。保密局是從1949年8月爆發的《光明報》（革命刊物）事件一路查到蔡孝乾。當《光明報》一案快要追查到他的時候，1950年1月29日深夜，本應轉移的他，居然偷偷回家，想把小姨子帶走，結果被蹲守的特務抓捕。
3、嘴饞過不了苦日子，遁到西餐廳解饞又被抓
4、在山區建立“竹子坑”“鹿窟”等武裝基地，人進進出出，進出頻繁，目标巨大
5、組織名單都不匿名，都寫“吳次長”。他曾經在一張台币上記下了朱楓的聯絡方式，也就是這張寫着繼女陳蓮芳家電話号碼的鈔票，使陳蓮芳一家也被捕了。
2005年，當朱楓臨刑前照片發現者、著名記者徐宗懋即秦風在台灣的養老院裡找到85歲的阿菊（陳蓮芳）時，老太太回應：“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沒關系，我們一家都是國民黨。”這就是阿菊一家當年拒絕為朱楓收屍的原因，情何以堪！曆經數年尋找，直到2010年，朱楓烈士的骨灰才在海協會和海基會的共同努力下重返家鄉。
“朱谌之被槍殺後，是您的先生收的屍？”“沒有，我先生為了這事，還被關起來查了幾個月，屍體是‘政府’處理的。”“您知道埋在哪裡嗎？或火化後放在哪裡？”“不知道，這件事我們都不知道。”其實1950年9月底，陳蓮芳曾給“軍法局”局長寫信，請求領回母親的遺骸和遺物。“軍法局”同意後，陳蓮芳卻沒有去領。她對秦風說，她女兒也在“政府”工作，怕影響女兒，也因此從沒回大陸，刻意躲避親人的尋訪。
吳石的烈士身份确定波折
1894年農曆8月15，吳石出生在福建福州閩縣。
1916年，就讀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
1926年，任北伐軍總參謀部作戰科科長，白崇禧為代理總參謀長。
1929年，赴日本陸軍大學留學，以第一名成績畢業。
回國後在陸軍大學任教。“九一八事變”之後，吳石就認為中國與日本爆發全面戰争隻是時間問題。
1934年，他花了三年時間完成了《日軍作戰之判斷》一書，與日本國内動員和軍備信息，合編為參謀二室藍皮書。
雖然李宗仁、白崇禧很重視吳石的專業著作，但蔣介石并沒有重用吳石。因為他一不是黃埔系，二不是浙江人，跟桂系、粵系走得近。
抗戰時期，1940年，白崇禧推薦吳石任第四戰區參謀長、軍政部主任，戰區司令長官為張發奎。
為鞏固東南亞陣線，張發奎決定與“越盟”（越南民族解放同盟會）聯手打擊日軍。
1942年8月13日，“越盟”領袖胡志明被廣西保安團在靖西逮捕。
隻有張發奎和吳石知道胡志明的真實身份，為了營救胡志明，吳石下令将胡志明從柳州監獄轉到軍人監獄“審訊”，然後将他釋放。
胡志明回到越南後，領導“越盟”遊擊隊打有聲有色，減輕了入侵北越的日軍對第四戰區的壓力。
1944年4月16日，吳石巡視中越邊境，準備派兵入越。
但就在第二天，日軍發動“一号作戰”，湯恩伯大軍在河南潰敗，然後長沙陷落，衡陽頂了47天，日軍一路打到桂林。
1945年，國民黨還都南京，白崇禧推薦吳石出任“史政局” 中将局長。蔣介石召見吳石，要他編撰一系列關于國軍抗戰輝煌戰績的書籍。
但因為“史政局”是白崇禧的地盤，陳誠就砍掉了編書預算的一大半。
夾在兩位大佬中間的吳石非常為難，工作無法完成，情緒低落。
1946年5月，一位中共地下黨員來到了南京。
他叫吳仲禧（保定軍校第三期），抗戰時期擔任第四戰區軍法負責人，是吳石的同鄉、同學和同事。
吳仲禧被分配到軍事參議院，無所事事，就住在吳石家中。在觀察一段時間後，他向吳石亮明身份，吳石決定棄暗投明。
1947年4月，經何遂介紹，吳石直接與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負責人劉曉、劉長勝、張執一等進行了會面，這是吳石正式參加革命的開始！
何遂(1888--1968)
當時，中共上海局确定的吳石與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對接的上線是張執一（黨内人稱“老太爺”），
他們之間的單線聯絡人是何遂的三子何康。何康，13歲投筆從戎，考進了福建福州的馬尾海軍軍官學校，後退學轉進普通中學。1939年，16歲的何康還在讀高中，就加入了中國共産黨。何康入黨後，董必武是他的單線領導人。
1948年6月，淮海戰役前夕，為了幫助吳仲禧獲得重要情報，吳石向“剿總”參謀長李樹正寫信，請他“好好招待自己的朋友”。
這樣，吳仲禧有機會進入機要室接觸國民黨軍隊東起海州，西到商丘的軍事部署地圖。
除了協助吳仲禧，吳石自己還獲得了長江江防兵力部署圖和京滬杭軍事部署圖，并交給了中共華東局。
國民黨監察院後來在關于“密使一号案”（吳石案）的報告中寫道：
“對中共取得徐蚌會戰（淮海戰役）的勝利起到了關鍵作用。”
吳石作為“史政局”中将局長怎麼能得到實戰的軍事情報？
因為國民黨重大軍事計劃制定後，都要交“史政局”備案。所以，吳石可以接觸到熱滾滾的絕密軍事計劃。
除了出色的情報工作，在林遵（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司令）起義一事上，吳石也居功至偉。
1948年年底，吳石與林遵秘密接觸，兩人用福州方言交流，吳石用“上中下”三策說服林遵率艦隊起義，這些軍艦成為了中國人民海軍最初一批家當。
1949年1月，在解放軍渡江戰役之前，國民黨決定将存放在南京的400多箱秘密檔案送往台灣。
吳石利用他兼任的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身份建議将檔案送到福州，如果戰事有利，檔案可送回南京，如果戰事不利，可送往台灣。
蔣介石批準了這個“兩全之策”。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後，吳石便将100多箱次要檔案慢慢送往台灣。
而最重要的298箱檔案則留在了福建省研究院，這些檔案為解放軍後來的剿匪、平叛、抓特務行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幫助。
此時，吳石已經可以歸隊，但他請吳仲禧轉告組織：“我為國家和人民做的事太少，既然還有機會為解放台灣出一份力，個人風險又算得了什麼呢？”
由于吳石原先的秘密交通員犧牲，朱楓在危急關頭挺身而出，接受了組織任務。1949年11月27日，她從香港飛往台灣，一周後與吳石建立聯系，組成了“東海情報小組”。
1950年2月27日晚12點，軍警包圍了新生南路的吳石家宅，吳石撥通了“參謀總長”周至柔電話，但對方不接電話。
吳石心知自己暴露，決心犧牲，不與國民黨做任何交易。但真正打開吳石案決定性缺口的是負責偵辦的特務谷正文的詭計。他設法把吳石軟禁在官邸，然後把吳夫人王碧奎帶走。有技巧地盤問套話，時不時給她施加壓力，示意她必須為吳石着想。這時候王碧奎透露了吳石與朱楓曾經在家中會面的重要信息，谷正文就設計圈套要王碧奎承認吳石會見的是共産黨員。
谷正文是這麼回憶的--
我繼續把戲往下演：「現在這事很嚴重，我很替次長擔心，想想，他是一名軍人，如果他與共產黨有任何關係，老先生（指蔣介石）絕對不會原諒他，現在，就隻有妳能救得了次長了。」
吳太太原本故意裝作無精打采的雙眼忽然瞪大起來．她說了第二句話：「很久沒有見到那個人來了，你說我該怎麼辦？」 有了這句話，我的任務即已完成九成，我慫恿她：「妳不具軍人身分，不如妳來擔一點責任，就說與次長接頭的共產黨是來找妳的遠房親戚，然後，我在筆錄上寫得技巧一點，也算是報答次長的一種方式。」
吳太太點頭說：「一切拜託你了。」
當天一早，我打電話給毛人鳳，告訴他：「今天就可以抓人，罪證確鑿。」 毛人鳳好奇地問我究竟是怎麼回事。我把偵辦過程向他說明了一遍，他頓了一下，然後笑著說：「好厲害，以後可得小心防著你囉！」毛人鳳平素是不喜歡開玩笑的。我與他相處多年，這是第一遭，也是最後一次調侃我。
被捕前不久的吳石留影
吳石朱楓同案犧牲的陳寶倉烈士-陳寶倉，字自箴，河北遵化人，畢業于保定軍官學校第九期工兵科。曆任國民黨部隊連長，參謀、軍政大學武漢分校少将教育科科長、第四戰區靖西指揮所主任等職，1949年受派遣赴台工作。他曾将台灣的駐軍防禦圖，以及防守部隊番号等重要情報，手寫整理秘密交給了吳石将軍。最終，因為蔡孝乾被捕叛變，兩人同時就義。
吳石赴台後的工作關系屬于民革中央，而蔡孝乾的工作關系屬于中共華東局。由華東局派遣原隸屬于華中局的朱楓一人，同時橫向聯系兩條線吳石、蔡孝乾，是造成“一人叛變，全軍覆沒”的根本原因。
不幸中的萬幸是，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環節人物神秘地脫險了，這件事也足以駁斥坊間那些所謂朱楓是情報工作菜鳥，犯了很多緻命錯誤的說法---蔡孝乾隻是作為台灣省委領導人為朱楓吳石的情報工作提供必要的協助，朱楓從吳石那裡取得情報以後并不是直接交給蔡孝乾，而是直接交到了中共華東局情報部另外一位特别交通員，一位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間的“安福号”海輪大副手中。應該是朱楓恪守了情報工作紀律，沒有讓蔡孝乾得知這位大副的信息，所以從台灣國防部保密局今軍情局目前公開的朱楓吳石案件檔案卷宗看，這位大副同志沒有被捕。
樓主推斷，這所謂“安福号”海輪名稱以及航線以及大副手搓傳遞情報，也極有可能是土共戰忽局聲東擊西杜撰的，因為海輪班次有限有間隔，未必能夠兼顧情報時效性。朱楓如何把情報高效平穩傳遞出去，曆史真相應該接近《沉默的榮耀》第二集揭秘的那樣，是通過一部保密局和國防部二廳特務無法通過測向車追蹤的，以航行中的海船上的無線電台傳送的，所謂“大副”其實是海船上的報務員。
樓主認為這種可能性很高-因為吳石情報網的重要紐帶一是保定軍官學校校友，二是福建同鄉，而福建是我國現代海軍與現代航運的起點重鎮，福建人把持民國海軍或航運業。
此外，陳寶倉顯然在情報工作上比吳石更有經驗（樓主認為正是這一點使得陳寶倉比吳石早了20年評定烈士；因為陳寶倉沒有犯組織紀律錯誤，毛主席說過，甯可犯政治錯誤，也不能犯組織錯誤；同樣道理适用于朱楓，相比陳寶倉，朱楓其實是犯過組織錯誤的，那就是她接受蔡孝乾的委托，讓吳石、聶曦還有吳夫人王碧奎都幫助蔡孝乾的小姨子馬雯娟作僞申請離台特别通行證，導緻暴露；但考慮到蔡孝乾是朱楓在台直接上級，且朱楓是外來戶，蔡孝乾是坐地戶，朱楓情非得已，所以最終這筆賬算在蔡孝乾頭上，朱楓的情工組織紀律性還是完美的）---陳寶倉暴露被捕是因為吳石失誤，竟然在自己書房留下了陳寶倉手寫的情報，特務一查筆迹就查出了，而本來陳寶倉在軍界已經被邊緣化，并不是懷疑對象。
另外一個佐證是，除了朱楓，其實吳石還與陳寶倉共用一個交通員，也許這就是所謂“海輪大副”原型，是陳寶倉一個成年女兒的同學麥金亮，可以自由往來港台之間，把情報帶到香港交吳仲禧（吳石、陳寶倉還有吳仲禧都是保定軍官學校校友；吳石是上司周至柔和陳誠也是）。
不僅這個交通員小麥及時脫離谷正文魔爪，而且陳寶倉早就未雨綢缪，把帶到台灣的子女們都安全送去了香港。
吳石與聶曦還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求取情報心切，廣泛撒網，利用了一切軍中關系，利用他身居國防部參謀次長高位，軍中袍澤夤緣倖進的攀附心理，這樣一旦暴露，牽連打擊面極廣，保密局很擅長明代錦衣衛南北鎮撫司與東廠西廠擅長的“瓜蔓抄”。
在北京西山赴台烈士紀念廣場的吳石雕像介紹中，沒有明确他是地下黨員，隻稱他是“中共秘密派遣幹部”（陳寶倉、聶曦、朱楓均明确是中共黨員）。吳石畢業于保定軍官學校，在該校舊址紀念館裡有畢業生中的中共黨員名單。其中沒有提及吳石。所以，吳石是中共黨員的依據不足。在1953年李濟深紀念陳寶倉烈士的悼詞中，提及了吳石已為民革從事秘密工作。在悼詞中有這樣一句：“當時民革中央派吳石同志去台灣從事策反”。
何遂是吳石的同鄉和好友，也是保定軍校的同學。雖然他沒有加入中共，但是他與中共早有聯系，他的四個子女都是中共黨員。正是在他的引導下，吳石于1947年與中共上海局領導人見面，開始為中共提供情報。
吳石被捕後隻承認到達台灣後才開始通過朱楓提供了情報，否認在大陸期間幫助過中共。這是為什麼？因為吳石這樣做是為了掩護中共和民革方面的地下黨組織。吳石到達台灣後，很快得到了台灣中共地下黨被破壞的信息，于是迅速将何遂和子女送回大陸。吳石在赴台之前，曾經在香港會晤了民革中央和中共駐香港的的負責人。為了保護組織秘密和安全，吳石當然要否認赴台前已與中共合作的事實。
1951年7月，陳毅、潘漢年簽署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頒發的《革命烈士光榮證書》，确認了朱楓的烈士身份。不久，陳寶倉也被确認為革命烈士。
1973年，中央确認吳石将軍為革命烈士。
為什麼陳寶倉和朱楓很早就被追認為革命烈士，而吳石卻遲遲不被認定為烈士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有關方面曾經強烈認為吳石是叛徒。
隻不過，他不是共産黨的叛徒，因為他從來不是共産黨員。
張學良也和吳石一樣，叛變了老蔣和國民黨。國民黨也罵他是叛徒，但是周恩來在彌留之際對羅青長說：“不要忘記台灣那邊幫助過我們的朋友”，據說就包括了張學良和吳石。
在文革中，吳石留在大陸的子女吳蘭成、吳韶成受到了沖擊。吳石被戴上了“叛徒”、“反動軍官”等帽子其家屬倍受煎熬。
在何遂後人何康的幫助下，吳石之子吳韶成給中央寫了一封申訴信，并送到了周恩來手裡。他委托葉劍英進行了調查核實，終于在1973年認定了吳石為革命烈士，為家屬補發了撫恤金。不過，直到2013年解放軍總政聯絡部在北京西山修建了吳石雕像以後，仍然還有人在散布所謂吳石是“叛徒”的說法。可見，台灣方面所制造的謠言影響有多麼大。
吳石的四個子女，分别是長子吳韶成、長女吳蘭成、二女吳學成和幼子吳健成。吳石将軍的長子與長女正在上大學，分别就讀于“中央大學”的經濟系和上海第一醫學院。為了不耽誤他們的學業，吳石将軍隻帶着二女吳學成和幼子吳健成前往台灣。吳石當時認為台灣很快就會解放，沒必要讓孩子們為此動蕩。但這卻成了永别。
吳石在保密局監獄度過了3個月零11天的痛苦歲月，因為遭受酷刑，一隻眼睛失去光明
吳石就義後，夫人王碧奎被關押在國民黨監獄中，起初被判九年徒刑，後來無罪釋放-1950年秋，王碧奎通過吳石的舊部下成功獲釋。
吳石的獄中手記。
吳将軍夫婦罹難時候，16歲的吳學成和7歲的吳健成甚至一度無家可歸。幸運的是，吳石的族侄吳蔭先冒着被牽連的風險，收留了這對姐弟。吳蔭先不僅收養了他們，還将吳石的遺體從台灣“軍法局”取回，經過火化後，骨灰被寄存于台北郊外的寺廟裡，整整41年。1991年，吳學成與丈夫将吳石将軍的骨灰從台灣帶回鄭州交給大哥吳韶成，父子倆以骨灰相伴生活了三年。
為了生計，吳學成早早辍學，打工養家，甚至不滿20歲就嫁人---樓主頗為感慨，吳石自己是“軍界狀元”“十二能人”，一員家裡有讀書種子的儒将；他的長子吳竟成于抗日戰争期間夭折，餘下的四個長成的子女裡面，三個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學業有成，唯獨這個小女兒因為他的案子而失怙又失學，不知道吳石在天英靈有知會多麼心疼。
幸運的是，吳石的幼子吳健成後來從台灣大學畢業，并憑借出色的成績獲得美國全額獎學金赴美留學，最終在那裡定居并将母親接到美國。
吳夫人于美國以九十歲高齡病逝後，子女将父母骨灰遺骸一起奉回大陸，1994年葬于北京福田公墓。北京福田公墓，何遂、吳石和缪秋傑的家族墓相伴為鄰。
1991年11月，在老師馬保之（中）見證下，抗戰時期大學同窗，海峽兩岸農業機構負責人何康（左）與李崇道（右，李政道的二哥）在香港首次會面。
農業部長何康（左二）榮獲被稱為農業諾貝爾獎的世界糧食獎，左三為與其相伴晚年生活的第二任妻子郁隽民-郁隽民是烈士郁華大法官的女兒，郁達夫的侄女。何康兩位妻子都是他大學同學
總理左側為後來新中國農業部長、熱帶作物育種專家何康，何康膝下為兒子何迪，站立左一為夫人缪希霞
抗日戰争期間蔡孝乾、張志忠、谷正文、沈之嶽在延安的交集
這四個特工，一名中共烈士，三名國軍大特務，竟然抗戰期間都在八路軍系統重要的敵工與情報崗位工作過！
抗戰期間，蔡孝乾到八路軍總部工作，1938年任八路軍總部野戰政治部部長兼敵工部部長，負責管理日俘和對敵宣傳;1941年10月出席延安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12月當選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聯盟常委;1945年4月至6月旁聽中共七大。
張志忠季澐烈士夫婦也是蔡孝乾出賣的台籍中共地下黨幹部。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台灣光複。中共中央于延安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指定台籍幹部蔡孝乾為負責人。1946年2月，蔡孝乾率張志忠等人到上海與華東局地下黨會合，3月正式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地下黨組織，由蔡孝乾擔任書記，7月，蔡孝乾抵台，地下黨正式在台運作。
據偵辦台灣共諜案的保密局大特務谷正文表示，台灣省委副書記兼軍委書記張志忠是被逮捕地下黨中最有骨氣的一位，被捕後，“未供一事，未供一人”，慷慨就義。。
張志忠（1910年—1954年），本名張梗，1929年加入中國共産黨。
抗日戰争爆發後，他1939年前往山東加入十八集團軍(八路軍)。轉赴延安，就讀中共所辦之抗日軍政大學。畢業後獲派至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一二九師劉伯承的“冀南敵區工作部”日軍工作科任職，化名張光熙，對敵軍做統戰工作。曾與“日軍士兵覺醒聯盟”冀南支部的日本反戰士兵，戰後日共重要領導秋山良照接觸。
張志忠掌握着大量組織的秘密，他發展了上千名中共黨員，包括台灣前領導人李登輝，張志忠雖然被捕，他的部下仍在山鄉流亡。因此張志忠一直是國民黨當局着力争取的對象。然而無論刑訊，還是利誘，張志忠都沒有“轉向”。
原台灣地下黨台北學委會書記吳克泰，于二二八事變後前往大陸，擔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他在回憶文章中也認定張志忠是台灣地下黨的鐵漢。1954年3月16日，張志忠被綁赴台北馬場町槍決，年僅44歲。經多年核實，中共中央于1998年1月确認張志忠為烈士。
谷正文認為，共産黨在台灣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敗，除了組織成員過于樂觀，以緻行迹過于暴露之外，蔡孝乾的浮奢個性更是一個嚴重的緻命傷。谷正文說，如果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初，共産黨派來台灣領導地下黨的人，能有幾分周恩來或者羅榮桓的才氣，那麼國共在島内這頁隐蔽戰線鬥争史，恐怕要改寫。
谷正文（1910年6月6日—2007年1月25日），原名郭守紀，字同震，齋名為求實齋，化名谷正文，曾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北平特别勤務組組長及反攻大陸指揮官、反共救國軍副司令等。他自稱在1931年考取北京大學中文系。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加入中國共産黨，成為中共北平學運委員會書記，并在中國抗日戰争前夕于林彪所部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第115師擔任偵察大隊隊長。後來叛逃投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并效忠于戴笠及毛人鳳。
1940年郭守紀轉投汪精衛政府，并為日本憲兵隊濟南本部搜捕抗日遊擊隊，曾拘捕李澄之、赤色分子武思平，也瓦解了濟南鐵血鋤奸團。
1945年日本投降之後，郭守紀獲得戴笠繼續接納，也不受漢奸罪起訴，改以化名“谷正文”行事。
谷正文自稱曾在北平市市長何思源家中放置炸彈，炸死何思源的女兒（何魯麗的姐妹），暗殺原陸軍大學校長楊傑，與蔣緯國一起密謀綁架傅作義未遂，奉蔣介石之意下毒謀害白崇禧等。1991年，為了公開中華民國總統兼中國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加入中共時期“賣友叛黨”，谷正文将中華民國國家安全局機密書籍《曆年辦理匪案彙編》交給李敖出版，李敖出版社以《安全局機密文件：曆年辦理匪案彙編》為名分上下兩冊出版。
2007年1月，97歲的谷正文在台北的寓所内悄然去世。真是，壞人活千年？
沈之嶽是著名的無間道雙面間諜，曾經打入中共核心的社會部，獲康生的賞識，随後加入中國共産黨，一度進入中共中央機要部門擔任收發工作。據已故公安部長《王芳回憶錄》記述，沈曾誘殺七、八位中國共産黨黨員。中共方面還說沈之嶽是“皖南事變”裡洩露新四軍行蹤情報的幕後黑手。
1933年沈之嶽入上海複旦大學就讀，在校期間因緣際會下被戴笠收編為複興社特務處（軍統前身）特務。
1990年，沈之嶽因患腎病曾到北京治療，并獲鄧小平接見。對于沈之嶽早年往來國共之間的經曆，國民黨稱沈之嶽早是戴笠手下、奉命潛入共産黨。但一說沈之嶽根本就是共産黨、為共産黨在台灣至死未被發現的兩大卧底之一，兩蔣雖然對共諜抱持“甯可誤殺，不可錯放”的态度，但還是沒有發現沈之嶽的問題。沈之嶽去世時，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張愛萍曾主持秘密追悼會悼念沈之嶽，張愛萍送的挽聯寫道“文武全才，治國有方；一事二主，兩俱無傷”，因而引起後人對沈的真實身份的懷疑；前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曾永賢在日後國史館進行口述曆史時，更直指沈之嶽就是雙面諜。
神秘的聶能輝、聶曦、聶磊三兄弟
聶曦烈士臨刑前，被反綁到背後的雙手、緊勒着2股粗麻繩的脖子、用鐵絲系着的褲子……表情坦然，面露微笑。台媒稱“聶曦形象英武，大義凜然，死前毫無懼色。”
聶曦畢業于海軍陸戰隊講武堂學生隊第二期，畢業後在陸戰隊擔任排長兩年，其後曆任粵桂江防司令部上尉隊長、第四戰區少校副官少校科員、軍政部總務廳交際科中校科員、國防部史政局總務組組長、福州綏靖公署上校專員等職。
曆來有關此案的紀錄片裡聶曦個人生活信息都模糊不清。實際上聶曦犧牲時候有妻子，聶曦遺孀高秀娟此時已患病在身，而且二人育有子女！最終高秀娟委托在台北的親戚楊韻清（後從檔案中看到楊的親筆呈文，為聶曦表妹）代辦領取骨灰遺物相關事宜。
聶曦的革命引路人是他堂兄聶能輝，聶能輝原名不可考，這個名字是他和聶曦互相掩護共用的假名。聶能輝是福建閩清人，中共地下黨員，抗戰初期，在中共地下黨組織安排下，聶能輝與一批福州熱血青年參加了新四軍，在皖南事變中被俘，被關押在江西上饒集中營，後參加赤石暴動成功越獄，重新回到了新四軍，被中共地下黨組織派往福州從事地下工作。
南京解放前夕，聶能輝在江蘇被捕，後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義。
吳石另外一名副官，因吳石朱楓案件犧牲的王正均就是聶能輝介紹入伍的。吳石的部下聶曦被升職為交際科科長後，急需聯系地下黨成員，因此想到信任的王正均，并将重要職務交給了他。王正均在吳石身邊的工作主要是搜集和傳遞情報，他也因此獲得了吳石的極高信任。
據史料記載，中共地下黨組織充分利用福州人重鄉誼的性格，将一批福州進步青年安插到國民黨國防部等要害部門，王正均就是其中之一。王正均堂弟王興（原名王正興）後來回憶說：“王正均突然高就，我們全家都覺得莫名其妙，因為把整個家族所有沾親帶故者過濾了一遍，沒有發現一個人在軍界工作。”而王正均突然穿上軍裝進入國民黨軍隊中樞機關，背後正是中共地下黨組織在布局。
王正均絕筆信，在獄中，敵人對王正均進行嚴刑拷打，希望他認罪，但他始終保持沉默，始終堅守革命信念。
1950年8月10日，王正均英勇犧牲，年僅27歲。
聶曦外表英俊，處事精幹，長袖善舞，廣泛活躍于國民黨軍中，建立起方方面面的交誼關系，為吳石開展情報工作提供了方便。1949年秋，聶曦兩次冒着生命危險前往香港，将吳石搜集的一批重要軍事情報交給中共中央華東局對台工作委員會第二工作隊負責人萬景光。國民黨當局公布的一些相關資料可資旁證：
“他又根據吳石的需要，去尋覓有工作線路的人和吳石認識，代吳石向有關人員去索取重要的材料。吳石是參謀次長，當然不便每一件事都自己出面。于是，聶科長就以吳石親信人物的資格出現，專為吳石與各方面聯絡，吳石的通共與供給情報，聶科長是馬前卒”。
鮮為人知的是，聶曦還有一個弟弟聶磊也是中共情報人員。聶磊，原來在國民黨國防部第一廳工作。國民黨國防部從南京撤退到廣州時，聶曦讓弟弟回到了福州，等待着參加福州解放，因此聶磊沒有随同國民黨敗軍去台灣。
1949年前後，為了解放台灣，中共中央曾秘密派遣1500餘人入台潛伏，聶曦就是這1500餘名隐蔽戰線隊伍中的傳奇英雄之一。當得知哥哥聶曦還要去台灣，聶磊問哥哥：你為什麼不留下？聶曦意猶未盡地告訴弟弟：“我還有任務”。
一直到哥哥聶曦在台灣與吳石将軍、陳寶倉将軍、朱楓一起英勇就義之後，弟弟聶磊才知道哥哥為何沒有留在大陸的真實使命！
聶磊在抗戰期間參加了革命工作，被國民黨關押在上饒集中營長達四年時間，出獄後被聶曦安排在國民黨廣州部隊工作。1949年3月，他被任命為國民黨廣州聯勤第一軍人服務所中校主任。根據吳石的指示，聶磊違抗國民黨要他率部撤往海南島的命令，在廣州解放之時向解放軍投誠。
1949年8月，他接到了率部南撤海南島參加内戰，阻止解放軍攻島的命令。但是他沒有執行，結果受到上級記大過處分。1949年10月16日（廣州解放的第二天），他将所屬部隊人員、槍支、軍用物資等造冊登記，向軍管會交接投誠。
但是當時由中共大名鼎鼎的傑出敵工工作與情報工作者“紅色福爾摩斯”布魯（陳泊）和陳坤主持的廣州公安局卻認為聶磊是國民黨特務。于是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判處他五年徒刑--樓主估計這是為了更好地掩護聶曦，以及聶曦背後港台地區的秘密黨組織。
布魯（陳泊）和陳坤不久後在建國初年政法情報戰線從上海掀起的“潘漢年楊帆”案大風暴中，也被時任廣東省負責人的葉劍英和公安部長的羅瑞卿，下令逮捕了。
因為建國初年反特形勢嚴峻，潘楊二陳等用了幾百名國民黨政府的舊警察、特務和三教九流，令公安幹警隊伍混入了國民黨敵特人員。
審查員陳傑、劉錦如、王希恩、楊建芳等人對聶磊的審查意見是：“沒有發現罪惡事實，但從其社會經曆來看，可能有叛黨行為。但無事實根據，可以保釋或任原職加以教育工作”。科長胡毅的意見是：“保釋交三科控用”。但處長（副局長兼）陳坤的意見是：“叛徒，釋放後又不逃跑。企圖潛伏是毫無疑問的，應判徒刑五年”。于是，聶磊被送往延安農場服刑，直至1953年12月才釋放回到福州老家。
最初幾年裡，政府安排他去學習獸醫技術，也安排了工作。但是好景不長，不知是誰又舉報他是“曆史反革命”。
1963年4月，福州市公安局生産科陳科長調閱檔案一看，确實有廣州市公安局陳坤處長在公安局内部審查表中定性“叛徒”、“潛特”的批示。于是，上報上級批準，将聶磊劃定為“反革命分子”，這個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年。直到1983年5月聶磊第一次提出申訴，公安局才于1983年7月給他摘掉“反革命”帽子。但是，後面還留着大尾巴沒有排除，那就是“潛特”的罪名。
在聶磊的檔案中，至今還留存着一張國民黨人事部門簽署的給聶磊授予少校軍銜的證明書。吳石将軍從1947年開始，就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軍事情報，對解放軍的渡江戰役貢獻極大。他把自己的小老鄉聶曦調到自己身邊當副官，又把剛剛從上饒集中營釋放的聶磊安排在國防部第一廳擔任少校參謀，足見他對聶家兄弟的高度信任。
聶磊比聶曦小六歲，于1938年2月，年僅15歲畢業于海軍陸戰隊講武學校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