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件藝術品，電影的精神内核往往存在着一種難以名狀的魔力。在人們觀看電影時，會不由自主地産生獨特的情感體驗。長期的觀影體驗會使得人們的思想在潛移默化中對那些最令人印象深刻并大為震撼的影片所展示的一切形成認同乃至依賴。可我們也不難發現，那些被影迷們奉為圭臬的影史巨作，提出的問題往往比給出的答案要多得多。影迷們的無上敬畏與主動的自我融入和創作者們的靈光乍現與探索性構想就處于這樣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有機體或者說是頗為怪誕的矛盾體中。每個人或許都曾或多或少地思考過：“什麼定義了我們，什麼造就了如今的我們。”這恰好是英格瑪.伯格曼作品中探索的深奧主題。顯然，他在1966年的法羅島上對這個問題思考良多。
...一．《假面》本身就是一個謎
伯格曼養病期間的奇思妙想使《假面》成為了一部極為複雜的實驗性影片，我們幾乎很難對《假面》的主題進行一個明确的界定，甚至在影片類型方面都無法進行劇情、驚悚、懸疑、恐怖等标簽化的簡單歸類。
《假面》開篇的幾個鏡頭拼接就足以讓人屏息凝神、汗毛直立。英格瑪.伯格曼僅用了不到六分鐘，就為全片的基調奠定了極強的個人風格，為之打上鮮明的作者烙印。滴滴答答的放映機、被注視着的蜘蛛、被宰割的家禽、帶血的動物内髒、穿透人手的釘子、蒙上白布的女屍、躺着的男童這樣幾個毫無關聯的形象連續出現，隻可能出于一個原因，即通過營造一種神秘肅穆的氛圍，展現與人性真善美等美好品質相對立的陰暗面，使創作出來的影像世界與現實世界相互隔離。伯格曼也在這樣割裂的嘗試中化作真實與虛幻兩個異世界的締造者、聯結者、指引者。他構建了一個謎。
..............................這個謎之于英格瑪.伯格曼本人而言也十分值得玩味。《假面》是伯格曼創作生涯最重要的一個轉折點。不僅是因為在1966年的夏天，47歲的英格瑪.伯格曼初次遇見了27歲的麗芙.烏曼，更是因為伯格曼本人在《假面》的切割中剝離了個人奉行已久的創作風格：他從那個受困于童年陰影中的在宗教與上帝之間搖擺不定的青年蛻變成了更具現世理想、更富人文關懷的探險家。英格瑪.伯格曼在法羅島的療養可以被視作歐洲電影史乃至人類文明史上的一次龍場悟道。
《假面》毫無疑問是一部異常晦澀難懂的電影，正如在前文所提及的，她提出的太多，給出的太少。片中的很多鏡頭并不服務于簡單的叙事，而是在嘗試着對觀衆加以點撥，使觀衆得以一窺影片的底色，讓影片強大的張力得以釋放并直擊每個人的内心。比如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伊麗莎白兒子的照片從左下入畫，伊麗莎白接過照片後面無表情地撕掉，再接着擡眼直視鏡頭。這時的常規做法是給照片者一個對撕照片這一動作的反應鏡頭，并通過一個正反打補齊畫面，英格瑪.伯格曼卻宕開一筆。下一個鏡頭仍舊是伊麗莎白，她一邊切水果一邊聽着醫生對自己提出建議。伯格曼的所有鏡頭都是這麼幹脆凝練，絲毫不拖泥帶水，這也更拔高了其作品的觀影門檻。好在善解人意的伯格曼保證了影片的首尾呼應，讓一些看不懂卻大受震撼的觀衆得以逃離這張假面，這個謎題，長出一口大氣：好在這隻是一部電影。
...二.無處不在的假面
《假面》的原片名“Persona”源自拉丁文，指“面具”，後也被榮格心理學延伸為“人格面具”。在現代社會中，人格面具的存在是必要的，對人們維持相對穩定的社會關系，并與那些心底裡抗拒與之交往的對象形成表面上的默契的和諧起關鍵作用。
英格瑪.伯格曼與攝影師斯文.尼科維斯特在《假面》中對兩位女演員的面部進行了大量的特寫，其中以半明半暗的人臉最具廣泛性和代表性。而端坐着的、面部明暗分明的女演員直面鏡頭時，不僅讓觀衆能迅速通過畫面的統一與割裂感受到“假面”的實際存在，也使得電影傳統的第四道牆被打破，使銀幕具備了鏡子的屬性，讓觀衆得以凝視他人，叩問自己。
......女明星伊麗莎白以沉默作為自己的假面。她因抗拒他人對自己沒有慈母心的指控，違背自己的本心選擇了母親的角色。但與此同時，她害怕失去，害怕被束縛，害怕承擔責任，因此在收到兒子照片時，她會以一種令人難以意料和接受的方式将照片從中間撕成兩半。作為一個女明星，她在療養的過程中悄然完成了病患到治愈者的轉變，通過觀察和試探她人，将艾爾瑪摧殘并吮吸殆盡，從而達成了自己為他人制造苦難并汲取表演靈感的目的。她的沉默随着二人交往的密切由堅固的盾化身為銳利的劍，以防禦姿态使艾爾瑪不斷落入陷阱并越陷越深。
...女護士艾爾瑪以言語作為自己的假面。對待病患，她試圖通過展現自己的樂觀善良幫助伊麗莎白盡快走出陰霾。起初，她以一個觀察者的身份面對着失語的伊麗莎白。随後卻在訴說的歡愉與伊麗莎白的“誘導”中逐漸放下戒備，将自己心底最深的秘密和盤托出，最終遭到了伊麗莎白的背刺和吞噬。
...在影片的前半段，我們不難發現，作為講述方的護士艾爾瑪雖然掌握話語權，但和處于聆聽方的病患伊麗莎白相比始終處于弱勢地位。偷讀了伊麗莎白的信後發現自己處于下風的艾爾瑪試圖奪取二者關系的主導權。艾爾瑪先是咄咄逼人激怒伊麗莎白，再用滾燙的熱水将伊麗莎白的防線擊垮，使伊麗莎白不得不放下自己沉默的“假面”。最後再對伊麗莎白的内心進行拷問，當面拆穿了伊麗莎白母親身份的“假面”。這段直擊要害的拷問共呈現了兩次：第一次，鏡頭全程對準伊麗莎白的臉。鏡頭先後三次拉近，使觀衆的視角也發生了變化。最初伊麗莎白的臉位于畫面近中央，卻不直接面對鏡頭，艾爾瑪則是背影在鏡頭前，塑造了兩人面對面對話的場面。緊接着鏡頭拉近，艾爾瑪出畫，但伊麗莎白的視線确認了畫外艾爾瑪的存在。再拉近，伊麗莎白的面部完全位于畫面中央，她的視線不再看向艾爾瑪，而是擡眼直面鏡頭。第二遍的焦點轉向艾爾瑪。同樣是三次鏡頭拉近，隻不過對象由伊麗莎白變為艾爾瑪，直到艾爾瑪的右半邊臉突然變成了伊麗莎白的臉。之後再回到艾爾瑪完整的面部特寫時，她的神态卻出現了異變，此前咄咄逼人的嚣張氣焰刹那間一洩到底，聲聲嚴厲的斥責突然變成吞吞吐吐的掙紮。最終她們的臉合二為一，以一種驚恐無助的姿态直面觀衆。
通過兩段内容相同視角不同的對話，觀衆得以從伊麗莎白和艾爾瑪兩種視角看待彼此，這樣獨具匠心的處理遠比簡單的過肩正反打要來得精妙許多。而對于戲中人物來說，兩人的關系以一方沉默一方控訴這一特殊的方式不斷拉近。而随着這樣的控訴進行到一定階段，拉近進行到一定程度。艾爾瑪卻好像産生了過剩的自我意識，想要逃脫那冥冥之中的選擇，開始歇斯底裡地掙紮着想要證明自己的獨立性，彰顯自己的不同。但此時，英格瑪.伯格曼卻大手一揮地将兩人的半臉融合。人們試圖通過刻薄的話語和激進的行為增強對本我的認同感，并以此作為區分創造出與他人平等交流的溝壑，卻在不經意間受困于被同化的囵圄。
英格瑪.伯格曼在《假面》中對主體形象的構建大量着墨。伊麗莎白和艾爾瑪二人作為個體形象，并非以特征鮮明的獨立個體而孤立存在，而是在彼此的交互中漸趨融合為一個完整的主體。這個看似趨于完整的主體，也無法達成真正的完滿，而是在變化中不斷地分裂融合。哪怕二人的面部合二為一，所呈現的也隻是一張被定義着的“假面”。
............三.被定義的真相
我們不妨将《假面》視作英格瑪.伯格曼回應現實關切、對抗社會危機的産物。片中剛入院療養的伊麗莎白在病房中漫無目的地踱步，電視機裡播放着的可怖新聞使她感到驚恐。冷戰陰霾籠罩下，秩序與正義變得無足輕重。何為真相？真相需要被定義嗎？二戰中，瑞典的“中立”态度讓其得以延續“永久中立國”這一傳統。然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曾經發生的一幕幕隻需要用一個所謂的“永久中立國”就能一言以蔽之嗎？人類說的究竟有多少是實話？而又有誰才能對這些話語妄下定論，将其定義和造就為“真相”？
............英格瑪.伯格曼借《假面》表明觀點：唯有沉默是真相的唯一形式。整部電影引人注目的奇絕的鏡頭 不勝枚舉，這也不可避免地對電影的傳統結構産生了破壞。然而這種對結構的破壞似乎是伯格曼有意為之，他使得《假面》全片都籠罩在精神暴力的極度高壓下，這樣的暴力高壓，是演員的劫難，也是對觀衆的摧殘，而正因為此設計，《假面》才得以成為擁有如此破壞性美感的傳世之作。
每個生活着的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中的人，都會或多或少地觀察他人、模仿他人，并曾有意無意地冒犯過他人，這不可謂不構成對他人權利的一種侵犯。當我們置身事外去評價他者的所作所為時，不由得會感受到這般的旁人曾帶給自己的不适以及自己給旁人輸出的愧疚感，這樣一種磨難，是自己與他人的磨難，更是全社會的巨大傷痛。這種傷痛，是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定義和造就的。
《假面》是英格瑪.伯格曼生涯最具傳奇色彩的當仁不讓的代表作。去聆聽他的狂想與哀嚎，去品嘗那存在着的，去了解他的假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