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開篇阿隆與阿貞站在面向城市的窗子面前，楊德昌已經暗示面對社會的兩種人群，一種類似于阿貞的人群，對于城市的發展和未來的方向比較清楚的人，她面前的窗戶是清晰的她能看清楚大環境的方向，即使未來再迷茫她隻要抓住了如今大環境下最應該抓住的東西，再迷茫她也不會太畏懼，因為如今的城市下衆人都認為這個東西是“對的”那她就一定不會“錯”，片中比喻“美國”，這類人也更能接受及融入新鮮或本該不熟悉自己的人與事。
另一類人就是阿隆，對于如今變遷後的大環境下他是那麼的手足無措，他看清了一切認為一切都變成了本該不屬于它的樣子，他看清了“美國”去了那邊有能怎麼樣？還不是要去變成“美國”能接受的樣子裝作成“白人”的膚色才能獲得想要的東西。面對被西方文化入侵的台北他就如同一個異類一樣。
楊德昌用極其冷峻的手段塑造了一座隻剩軀殼的台北，西方文化的入侵是好還是壞？群體不同感受也會不同，就如同上帝賜予南方古猿“火”能否運用取得你自己。
阿貞因為父權的掌控更想要獨立，她向往未知的新的國度，想要有新的開始，但是那不是萬靈丹，隻是短暫的希望和新開始的一種幻想，就像情緒不好就出去嗨皮，但是嗨皮過後呢？隻剩下那空無一人的房間，你再怎麼去逃避也無法真正的走出。
面對分手不停關燈阿貞到最後隻是被阿隆的燈光看清楚現實，最為諷刺的就是同是資本上層階級的阿梅告訴她“我們也可以在台北開一間美國的公司”，這也讓阿貞更加清晰的面對這個社會，雖然兜兜轉轉回到原點，但是這個原點預示着及開始。
阿隆也是人們口中“被新時代抛棄的人”他真的被抛棄了嗎？其實他應該是活的最通透的人，他因為看清這個新時代，他不知道如何去面對新的城市，如同片中那句台詞“有我 沒有我 好像越來越不重要了”，新的時代越來越冷漠，可能也隻有他會去幫助以前那些或者現在這些被時代抛下的人，他去過美國留過日本看清這些國度對于他這類“異鄉人”的虛無，本想回到台北回到從前，卻漸漸的發現曾經熟悉的台北卻越來越像“美國”，失去了那熟悉的靈魂。如同賈樟柯所說，“想知道在這樣一個崇拜黃金的時代，有誰還關心好人”，機車男孩新時代人物的象征，開着機車幹着新台北“該幹的事”，阿隆與機車男孩的扭打預示着新舊時代的交替，手中的匕首如同欲望與夢想，刺破了舊時代的阿隆。
這一刀與《牯嶺街》小四與小明的那一刀不同，前者是無奈的捅下，理想主義對現實主義最後的一刀，而後者卻是新時代與舊時代的奮力厮殺，但被新時代的“欲望與夢想”所抛棄。阿隆最終的屍體也如同城市垃圾一樣去了他該去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