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驚訝于原來還可以這麼拍，同時也看到了同樣是現實主義，FIRST那些新人導演以及平常的作品和達内的差距或者差别在哪裡了，圓首的秘書已經把能分析的分析完了，就做個筆記吧。https://mp.weixin.qq.com/s/JsRgy4w3wKMeHvb2Ya0F2A
1.跟拍長鏡頭、自然光、同期聲、開放式的結構、非職業演員的組合使用，構成了一個完整豐富的美學系統。
2.人物的構建幾乎完全由一連串的動作完成，心理性質的叙寫從來不存在，觀衆隻能透過動作去“猜測”人物的心理活動，這也就導緻觀衆對角色的理解往往是滞後、模糊甚至有所偏差的。由于人物的不透明性，身體往往能夠制造出某種懸念感，這也是他們的電影總能最大程度牽引住觀衆注意力，并給人高度緊張感的原因。
3.極少使用烘托氛圍的音樂和解釋性的對話，而是依靠聲音和影像來驅動、推進電影，很多最重要的情節設置都是通過一個同期聲來觸發，這種方式敦促觀衆調動他們的感官，以“視”與“聽”兩種方式喚醒對現實的認知。
4.新現實主義作品通常對主要角色給予極大同情，觀衆對角色也可以産生高度的共情，從而達到社會批判的目的，達内兄弟則颠覆了這種左翼創作者甚至現實主義創作者與其角色之間的關系，他們的主角往往直接或間接地參與“謀财害命”，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視為無辜，這也讓他們在傳統的左翼影評人中飽受争議。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考慮。其一，達内兄弟确實不認為自己是左翼電影人，盡管他們的電影似乎總是在書寫社會問題和底層民衆，但這種關注并不是教條式的、程式化的，他們更希望能夠呈現出人在資本主義後工業時代之下的複雜性、極端性，而不是單純的被擠壓、被壓迫，這一點與英國左翼導演肯·洛奇有着很大區别。呂克·達内在2005年5月30日的日記中便寫道，“讓-皮埃爾曾講過這樣一句話：說我們的片子是反映社會問題的電影，就好像說《罪與罰》首先是一部反映19世紀俄國大學生生存狀态的小說。這樣講可能顯得有點自以為是，但我至今認為這是最好的回應。”可見，他們拒絕承認自己的作品與當下有着非常直接的關聯，反而是希望自己的電影能夠被理解為一種超越時代、能夠反映人類普遍生存狀态的作品。換言之，盡管鏡頭總是與角色極為接近，但創作者的視點與角色并不完全重合，正是這種“倫理的視點”（ethical point）讓達内兄弟的作品擺脫了單純的政治性或意識形态色彩，帶來了某種形而上的意味。
5.在這個充滿虛拟交流的網絡時代，人與人無法也沒有必要再進行面對面的溝通，身體不再是内心變化的重要因素，他者不僅被遺忘，更成為一種虛幻，剩下的隻能是無盡的暴力與理解的缺席。達内兄弟的作品正是對抗這樣一種傾向，因為對他們來說，當每個人活生生地出現在你面前時，那些你曾經學習到的理念，接觸到的知識，被灌輸的信仰都失去了先驗的意義，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對他者的切身的體認。
對于我們這些已經習慣于自我沉溺的中國觀衆而言，觀看達内兄弟的意義或許就在于，他們至少還可以喚起一種深埋于我們心底的、關于他者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