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來了》并沒有呈現抗日戰場上的宏大場面或曆史感，取而代之的是具體侵略處境中的活生生的個體，這讓我們有機會真正身臨其境面對這段曆史的細節，并借以面對自身和人性。它讓我們因宏大叙事而容易招緻的虛浮和抽象的情緒或信念轉化為一種内在的沉思，并讓我們懷疑，在此之前所堅定的信念是否過于淺薄了。

這部影片讓人不禁地進行自我檢審，反複訊問自己：如果我是村民會如何，如果我是鬼子，又會如何？我驚恐地發現，對于普通人而言，這完全在于命運将我置于一個如何的境地。誠實地說，我竟然發現自己身上既有農民又有鬼子。而我作為一個普通人，面對自己到底是誰的問題，似乎并沒有堅定的自我确認的信念。這部片子把人置于一種真實而壓抑的曆史細節中，并将自己代入到當時的處境，這讓我發現自己絕對不是一個英雄，這種堅決是對以往信念的破碎，因此讓我陷入一種絕對的悲傷。這意味着我必須與過去那個粗劣情緒下陶醉于英雄角色的自我告别。

侵略戰争不過幾十年前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然而人的壽命和經驗過于有限，對于一個出生于和平年代的人來說，不論如何回顧記錄下這些曆史的影像和文字，總也不能身臨其境去體會什麼才是戰争。間接的曆史經驗這讓我對自己内心堅持的信念過于笃定。激情熱血的戰争場面讓我過度自信，仿佛也能在大敵當下之時百分之百地做一個英雄。可姜文呈現給我的農民處境，讓我從前的堅定顯得那麼可笑、淺薄和脆弱。姜文讓我不得不重新規定自己的曆史處境，重新思考什麼是戰争，什麼是人，什麼是鬼。

随着情節的深入，自我審視過程也在同步進行，這個過程漸漸使我明白先前的自我認識到底有多少誤判。我發現以往的我對自己的期待過高了，一旦我将自身置于農民和鬼子的處境，變察覺到自己也擺脫不了這種人性本身，無法擺脫一種自己無法接受的人性之惡。這種自我的誤判帶來的是對這個和平年代的錯誤判斷，對文明和現代理解的輕浮和淺薄。如果真正懂得一些人性，我想，至少自己不至于在這個浮萍一般飄蕩和朝生暮死的年代迷失掉。如果我無法擺脫這種人性的局限，那麼至少，我能認清自己要如何将自己置于當下的曆史，這恐怕也是大部分人都可以從中學到的東西。

上述對自我過往信念的審視與反省，主要受到兩個行為群體的影響，即中國農民和日本鬼子。之所以先前有所堅定的東西，一切因為那些東西本身就是遠方的和模糊的，因此可以大言不慚地喊口号。中國農民與日本鬼子的博弈和沖突難以置信地給我提供了一個具體的曆史處境，使我自身得以進入抗戰的曆史處境中做自己的選擇。如果我是馬老三我會怎麼做？我恐怕做的和他差不多。這個人物太真實了，我認為這不是中國農民的劣根性，這就是普遍人性本身。好吧，即使我們把影片中的農民行為模式當作中國農民的特殊性，那我這個小市民，一個生養在中國的人，如果面對馬老三相同的曆史處境，竟然不會比他面對日本子強到哪裡去。我想起自己如何在生活中推卸責任，如何避重就輕，如何面對強勢權力多少也會選擇笑臉逢迎。我想起自己如何有一種“欺軟怕硬”的自然沖動。我想起自己如何在夢中逃命，在夢中我都難以輕易下手殺掉敵人。如果我回顧曆史，我可以進行一種面對客觀對象的審判，抗日戰争是正義的，我在當下回溯過去時，選擇是如此具有明晰性。但是，誰能保證自己在一個具體的曆史處境下，還能堅信抗戰必勝？别說是大的抗戰環境的未來态度，作為一個村民，生活在日軍統治下的村子裡，我是一個農民，我又如何辦呢？我尋找組織，找共産黨？還是說我苟且偷生，做個圓滑或懦弱的小農，甚至，對着每天巡邏的日本子說“sensei”？我不敢想象。我想到了太多個自己可能的真實面相。我能夠想象自己在戰場上為抗日救亡戰死的命運，我同樣也可以想象自己作為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民，在巨大的外在壓力下有着一種抱着中日親善的希望迎合日本子的想法。在一個具體的曆史處境，如果死的隻是别人，如果鄰居的死能夠換回我的生，我會如何做？我頓時明白了反複強調抗戰的必要性，隻是這種宣傳很容易并且它已經在演變成一種脫離曆史經驗的符号和觀念了。

人們回看曆史往往陷入一種俯瞰的視角，似乎頭腦比曆史人物更加清明，大言不慚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便一走了之。但在深處曆史處境中的人，能夠清醒的人是着實難能可貴的。我們隻需想象，在這個和平的年代，面對一個具體的突發事件都會讓人措手不及，站在原地發懵。我們的精神過于渙散了，而那些野馬從來都是站着睡覺的。精神的遲鈍實乃和平年代的必然，就像經驗的有限性一樣，無法改變。我不覺得人類能避免戰争，除非經曆過戰争的那一代人永遠活着。距離烏托邦和空想太近，就距離被屠戮多近。這些東西隻能講給文明來聽，而文明可以轉瞬間變為野蠻，這些東西瞬間就成為脆弱不堪的了。說文明年代是陰柔大于陽剛，一點不會有錯。奈何我們的經驗太短，短到一輩子蝸居在日常生活的一角，無法經驗戰争與死亡的代價。時代的氛圍總是重要的。氛圍決定我們不會那麼失落和陰沉，也沒有戰後的人們欣欣向榮對和平的向往，對戰争離去的歡喜。這是個體生命的有限性與過長的人類曆史經驗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的。少數人批判時代看來無濟于事，因為決定一切的是時代風氣，和平年代又如何滋生懂得戰争殘酷的時代風氣？這就是人類一代代的有限性本身招緻的。《鬼子來了》至少讓我，努力将自身置于某種嚴肅的曆史時刻。怪不得，真正的政治哲學隻有在時代變局下才能誕生，正是時勢造英雄。具體解釋，就是具體的曆史經驗誕生時代性。可是，那些天才的超越時代的人的警醒注定無助于事，他們是先知，像瘋子，就像《鬼子來了》之中那個瘋子。

可以想象，農民不是戰略家，擺在眼前的是日本子的威脅，這個威脅已然籠罩着他們日常生活的全部。搞親善，很容易讓人患上集體性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為什麼二狗子比日本人對待中國人還要狠毒？他們精神上已經伴随着奴性、恐懼和谄媚性。因此，他們必須努力證明自己谄媚的立場。他們生命的自我保存機制越強烈，越是會這樣。普通的農民群體，或者說絕大多數的普通人，隻能看到當下的強弱區分，感受到眼前的環境壓迫，這是切實的，是深入他們經驗中的，因此人們值得以鼠目寸光的經驗進行對反映判斷。這就是二狗子，也是農民們共同的心理機制。在這一點上，二者無任何不同。而作為權力強勢的日本子，對強力更加崇拜。因為力量是他們邪惡侵略和在異國生存的“立身之本”。不論是二狗子還是抗戰的人，他們的心理都同樣矛盾。面對二狗子，一方面他們希望所有中國人都如此懦弱，屈服，因為這樣就能保住統治，保證自己權力地位。而另一面，他們對這些人又會深惡痛絕，在内心深處鄙視。因為他們和掌握權力的沖動、才能是完全悖離的。因此，越是奴才越被人奴役。抗戰者威脅他們的權力地位，因此他們同樣痛恨，但在“槍杆子裡出政權”這種對力量的追求上，二者又是相似的沖動。他們都知道，隻有更強的力量才能戰勝對方。因此，戰場上反而能看見惺惺相惜，敵人絕對不會可憐奴才，但會尊重真正的敵人。因為在對力量的追求和戰勝敵人這個核心上，雙方反而一緻。

日本子的心靈狀态我想不僅僅是《菊與刀》描寫得那麼特殊，我認為，這種特殊性的日本民族性格有某種普遍性的人性本身。人的不同面相隻是沒有被發覺，平日裡的好朋友在戰争中就是敵人。如若不死，戰争結束後甚至還能做回朋友。這是那種心理機制。人類可以轉化自己的身份，随之改變自己的某些心理，或者說壓抑一部分心理，發揮另一部分心理。這看似矛盾的人性實際就存在于每個人身上。我似乎理解土屋從一個要自裁的日本人如何變回農民，又從農民變成屠戮的鬼子。這看似矛盾實際上正是人本身的樣子。我不能不承認，自己身上同樣存在這種兩面性。為了抽象的東西和文化的東西，我可以和别人生死搏鬥，而在這種時代的東西退去了，我們仍然會成為朋友。曾經敵人的身份甚至增加一種特殊的魔力，讓我和對方互生某種特殊性的精神共鳴。覺得我們作為朋友更為可貴。花屋如果沒有聽到首領要他死，恐怕他也不會去殺那個農民。而剛從死亡回來的花屋很是惜命，他的農民身份伴随着宴會更是沒有轉換回來。“大哥大嫂過年好”本身罵人的意義就不存在了，甚至成為友好的象征性符号，它是融入宴會氛圍的。長官正是聽到這種侮辱性的東西，覺得花屋喪失了自己的尊嚴和“道德”。換句話說，長官發現這意味着喪失了軍人身份的權力意志，在心靈狀态上徹底變回了農民。宴會的特殊氛圍甚至淡化了農民與侵略者的權力地位，因此在那個環境中，農民甚至敢摸日本人的頭。不論是花屋的農民性，還是農民與軍人的權力界限模糊，都顯示出中國農民“馴服”了日本鬼子。這讓長官大為惱火，成為要殺花屋和屠戮農民的精神契機。此情此景下，花屋在長官的威脅和刺激下，重新意識到自己暴力和權力的把握。花屋看到那個模糊了權力關系的農民，燃起了對自己之前所模糊農民形象和軍人身份的心靈狀态的厭惡和抵抗，因此，他要殺掉那個中國人。而殺人之後的鬼子底色重新回來，因此他的自裁絕對不是作秀。日本軍人身份的道德意志與普通農民身份的道德意志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說花屋之前不想死是因為重新喚起了普遍意義上的農民身份，此時的他重新撿起了日本鬼子的邪惡道德，便是有能力自裁的。像農民的鬼子，和像鬼子的農民，都是可以自裁的。前者是日本軍人，後者是那些“玉碎”的日本本土人平民，雙方實際上都可以在軍國主義和農民身份之間轉化。記住，世上本來是沒有軍人，而隻有莊稼人的。

馬大三最後的反抗，那是一種仇恨意識覺醒的反抗。他要殺那些放下武器重新“變成”農民的鬼子。他無法忍受鬼子變成農民欺騙了他，殺了村民後，又在投降書之下重新變回農民。這種轉換實在太快，而且無法令人接受，何況之前轉變的節點是馬大三自己一手造成的。他最後的笑意味太多，難道是自己死而無憾嗎？是自己贖罪嗎？是因為彌留之際重新看到花屋重新從農民變回了鬼子嗎？是因為他殺日本子讓花屋的鬼子本質重新展露出來，因此他得到了滿意嗎？我們不得而知。時代轉換确實太快，憑什麼一個宴會為契機就讓農民變成了鬼子？日本人是有預謀的？恐怕不應該這麼簡單理解。我們應該看到行為突轉背後心靈狀态突轉的恐怖狀況，以及，不能忽視這種心靈轉換的環境的刺激，特别是第一個殺人者的刺激。這種心靈狀态的突轉讓我們意識到人的理性與精神并非那麼連貫的，而是隐伏着各種突轉與偶然。一切對于突轉地驚慌失措和難以理解，在多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把“連貫性”當作“常态性”，而把斷裂與突變當做了異常狀态呢？正是因為這種追求連貫性的理性預設，反而讓我們忽略了斷裂與突轉本身就是常态的可能。正是理性自身恰恰對自身過于自信，而無法言說自身之外之物。而那些非理性的東西實際上未必不是一種常态。我想說的是，農民與鬼子的心靈狀态轉換或許并非什麼特殊性，也并非隻有日本人才有，而是潛伏于全體人類心靈狀态中的轉換。我們在戰争與和平的問題上，并不難以見到這種人性顯現的狀況。我想我們要警醒的，是人性的脆弱性，人性變化的面相與時代轉換之間難以協調的那個張力。我想，作為扭轉時代的靈魂藥師，是每個時代真正負責人的政治哲人的真正身份和使命。

馬大三，董漢臣和瘋老頭是三個不同的“農民”角色。花屋一開始激烈地嚷嚷着效忠天皇，讓董漢臣一同賠死。董漢臣不信民族大義，同樣也不會信什麼日本天皇，他的動機指向隻是活着，對他而言，不存在什麼比苟延殘喘更高的自尊或精神信仰的向度。因此虛與委蛇地翻譯給電影帶來诙諧效果的背後，反映出的實際是董漢臣的這種沒有價值感的惜命小醜的形象。農民身份的花屋抛棄了效忠天皇的道德，變得異常惜命，并許諾在把自己交給部隊後給村民糧食。村民問他部隊憑啥會答應這個條件。花屋說自己與部隊的人都是同鄉，大家互相有交情，自己又是管糧食的。于是村民感慨，“怨不得呢！一個村的，敢情也是莊稼人。”村民看到眼前的男人從一個一開始想着尋死的日本兵，到眼前求生欲極強的莊稼人，瞬間相信了諾言。這裡的轉變，實際是從一個鬼子到農民的轉變，也就是說，村民在花屋的求生中國看到了他們自己也活在這種境遇之中，因此感覺同情。可見，相比于那個尋死覓活的武士道形象，眼前求生的人實際上就是村民們自己。馬大三給自己要糧食找個好借口，說這是拿回自己種的糧食，我這是抗日，而不是不是漢奸。牽驢奉承鬼子的男人也找借口，說這是保護大家。這樣找借口，實際上是一種精神的脆弱，村裡的人們精神都很脆弱，大家的那種善良是一種精神的脆弱。自己的雙手不願意沾血，而别人沾上了血又産生隔閡的農村文化圈子裡，真正的鬥士恐怕隻有那個瘋老頭。瘋的狀态得以讓他脫離農民那種精打細算的理性和狹隘的計較，說出了處理的最好辦法：一手掐吧死一個，全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