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去電影院觀看了「すずめの戸締まり」(以下簡稱《玲芽》),今天又刷到一條豆瓣說《玲芽》十分地有“(日本)本土文化氣息”,讓我不禁思索這部電影裡的“本土文化”是否僅限于神社、要石、大洲城、禦茶之水和“我出發了”諸如此類的東西,以及它們對這部電影産生了怎樣的影響。

不妨先看些議題之外的短處。《玲芽》是新海誠不說最爛但也是最飄、最粗糙、最急功近利的一部作品,或許從他的北京大學之行可以一窺他的城府。老套的劇情似乎折射出許多有名的“神器拯救世界”的電影,比如1986年的《變形金剛大電影》,玲芽将貓獻祭的時候我似乎聽見了補天士舉起領導模塊,喊着“現在,照亮我們最黑暗的時刻”。其混亂與走馬觀花和《天才眼鏡狗》和《賽車總動員2》也是有得一拼。更不用提玲芽的戀愛腦和莫名其妙升溫的男女主關系。

似乎《玲芽》和新海誠過去的作品一樣,通過堆砌可令人“探索”的模塊,即文化、民俗、文學等,已經取得了相當的認可,至少說在引起興趣方面已經取得了成功。但這些“本土文化”與其說是層層砌起,不如講是無序地散落在場所之内營造出了一種充滿矛盾性的氛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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鯰と要石 1855

現實中的要石是日本神話裡武甕槌神(鹿島大神)和經津主神(香取大神)兩位神祇降下平定葦原中國(與天界相對的人間,指日本列島)時落在的磐座。後來發現葦原中國因為地下的大鲶作祟頻發地震,兩神便用要石鎮住大鲶,如今這兩顆要石分别在茨城縣的鹿島神宮和千葉縣的香取神宮。神佛習合後的十四世紀左右,有說要石是巨型的石柱,僅在地上露出一小部分,在地下将日本列島釘在現今于世界的位置上。要石似乎是直接與神關聯的器物,但在電影之中由玲芽将要石(且不談此處這個要石有多小)化為貓,并開啟往門放出了引起災禍的蚓厄。這裡,人直接地介入了與神,或是說怪物,的鬥争,并且對方也默認了這點。值得注意的是,“蚓厄”形象的來源《青蛙君救東京》中,村上春樹也沒有讓人直接地介入類似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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鯰を押える鹿島大名神 1855

這樣的處理,在把史詩感降格為女高拯救世界的叙事的同時,其實泛起了更大的一圈漣漪,即電影中探讨的人與災禍的聯系。按照草太的說法,“人心的重量(人の心の重)使大地平靜,一定還有它消失的地方,往門打開的地方”,因此,人心的重量的失去——人不在了,往門就會打開,蚓厄就會帶來地震。在此種邏輯之下,地震就是與人相關的産物,這是極端的人類主義的想法。最後大臣的犧牲,還證實了這是個将貓等非人生物排除在外的體系。除此之外,正因為人抛棄了土地,蚓厄通過地震讓活人償還,甚至偏偏發生在有震災記憶的九州南部、四國伊予、阪神地區、東京和東北三陸等地。新海誠太過貪心,一方面想影射曆史上的地震,另一方面又想反映日本鄉村的人口流失,興許還有别的問題。這是對土地的哀悼,而且是将受震災破壞的土地和受産業沖擊、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等人為因素影響的土地放在一起,以同樣的方式悼念,這不免顯得有些難以理解。最終,議題越塞越多,此種人類中心的思考模式卻可笑地呈現出反人類的結果——人被蚓厄逼迫着完成對土地的獻祭。

既然哀悼的是土地,基于這個前提,死者作為本應出場的對象,是被排除在外的。倘若先前的劇情并沒有明顯的此種感覺,那麼到了電影的後半,即常世中的幼年玲芽在哭泣着尋找在東日本大地震中喪生的母親,高中生的玲芽将母親兒時制作的椅子交給幼年玲芽,并鼓勵她好好長大,鼓勵她忘記并停止不可能的哀悼,即對母親的哀悼。玲芽回到這個世界,意識到她記憶中與母親在常世的相遇其實是與未來的自己的相遇,這一場景便成為遺忘的最終理由,從而暴力地剝奪死者的主體性,将死者隐形,僅作為存在出現,并代表了他們。

這同樣體現在每次閉門前所謂的“聆聽這片土地上的人的聲音”,相關的人(可能是死者)僅僅作為群像或是說背景闆而出現。但實際上震災中的人并不是沉默而甘被抹去存在的蹤迹的。大鲶的傳說在江戶時代依然流行,震災過後一種非官方的“鲶繪”會在民間流傳,其内容不僅有鎮壓鲶魚的場景,還可能有引人發笑的情節,讓人們振作心态,短暫地忘去災難的痛苦。而在《玲芽》裡,生者無恥地行使着特權,賦予死者以意義——即作為底色的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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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戸信州鯰の生捕 1855

另一個關于“聆聽聲音”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東京的地下往門,玲芽并沒有聆聽,至少沒有畫面切入,又一次證實了死者在此過程的非必要性。此外,通過一閃而過的手機定位可以判斷,那是武道館東北方向的皇居護城河之下,玲芽在這裡沒有聽到聲音,是否是因為“不知道在哪于是不知道到底應該聽什麼聲音”,或是說本應該聽到的來自皇居内部的聲音但天皇和皇室成員在那裡是不能被聽到的。無論後一種解釋是否正确,“左大臣”和“右大臣”的帶有律令制色彩的設置,以及主角姓氏“宗像”和“岩戶”具有的神道教色彩,均讓人想象了一個超越閉門師與大臣的類似天皇的精神實體的存在。應當說,從神話中選擇這些詞并設置世代傳承的閉門師的行為,就已經為電影增加了一種潛在的機制,提高和加強了關于一個精神實體在等級框架内控制着人物的想象。倘若是這樣,這種對宗教權威的肯定,是否也體現了被複權的作為國家宗教的神社神道的新形态,即一種新型的國家神道?至少我們可以玩笑但确信地講,草太一方面學着地球科學,另一方面卻在日本各處進行類似天皇巡幸一般的閉門活動。

《玲芽》中在某段公路行駛時,車載音響播放了「ルージュの伝言」,台詞提到“我們還帶了一隻貓”,旁邊貨車寫着“某某宅急便”,幾乎是明示緻敬《魔女宅急便》。不過,就如《瞬息全宇宙》一樣,緻敬改變不了電影本身的荒謬,也不能讓新海誠變成宮崎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