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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第72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泰迪熊獎評審團獎頒給了一部紀錄片——《妮莉和讷亭》，它是馬格努斯·格滕導演承接之前的紀錄片《每一張臉都有一個名字》和《希望的港灣》完成的作品。
在《每一張臉都有一個名字》中，導演通過Nils Jerring留下的紀錄片《Vittnesbördet》，探尋了二戰時期“白色巴士行動”的幸存者，把這段影像資料中出現的幸存者面孔“命名”。
...其中出現的一張神秘東方面孔“黃讷亭”成為了導演繼續深挖下去的線索，從而誕生了《妮莉和讷亭》這部紀錄片。
...這部影片從黃讷亭的同性愛人妮莉的孫女Sylvie的視角出發，為觀衆輕輕揭開了這位“中國的聖女貞德”的一片面紗。
...導演通過幫助Sylvie不斷地去了解她曾經不願接受的家庭故事來還原那段曆史真相，從祖母妮莉和她的愛人黃讷亭的日記、照片和影像中，觀衆與Sylvie一同發掘了妮莉和讷亭在納粹集中營裡度過的艱苦歲月和點綴其中的甜蜜滋味。
整部影片便是一段孫女與祖母的超時空對話。
...影片沒有直觀地放出二戰時殘酷的影像資料，在旁白念出妮莉和讷亭的日記中描述的混亂時，畫面用黑白影調展現了法國的自然風光和鄉村景象，和日記裡描述的痛苦集中營生活形成了鮮明對比。
平靜的語調和甯靜的影像背後隐藏着巨大的情緒——對戰争的控訴和面對戰亂的不安。
...這部片子對想要了解黃讷亭這位民國奇女子的觀衆并不那麼“友好”，他們對二戰集中營裡這對女同性戀的窺私欲無法被滿足，因為不論是黃讷亭個人的經曆還是她和妮莉的愛情，在片中都隻是淺嘗辄止。
它的重點不在于呈現黃讷亭和妮莉之間的同性之愛，而在于她們的孫輩如何看待自己祖母性少數群體的身份，這影響着她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和對家庭的歸屬感認同。
...在片中，一位妮莉和讷亭的男同性戀友人的女兒便坦言，當她發現父親在家庭之外還有一位同性戀人時，她說：
“我開始懷疑自己，懷疑自己的性取向。”
...因此，《妮莉和讷亭》并不是要帶領觀衆完全揭穿當年的來龍去脈。
就像片中将黃讷亭的照片映襯在湖水中的視覺設計一樣，現在的人和曾經的人永遠隔着一層不同介質的屏障，無法穿透。
...導演借Sylvie的視角來講述這段曆史，其實是在表達自己的時空觀和曆史觀，使這部紀錄片不僅僅局限于幾張照片和幾段影像，不止步于那段曆史，而是通過曆史與現實的交織，将價值放在了更有意義的當下。
當孫女Sylvie坐在妮莉和讷亭的房子裡，看着老膠片中記錄的、發生在這個房子裡的、關于她們兩個的故事時，Sylvie踏入了晚輩對長輩身份接受和自我身份認同的過程，完成了将祖母的日記扔在垃圾堆裡的母親沒能完成的事情。
...黃讷亭也是一位好的“紀錄片工作者”，正因為有她有用相機和膠卷記錄生活的熱情，後世的人們才有機會通過這些點點滴滴去窺探曆史的一角。
...《妮莉和讷亭》這部作品中記錄了了Sylvie對黃讷亭的看法和重新認識她的過程，同時又包含了黃讷亭當年用膠卷記錄下Sylvie的影像。
她幼時的模樣與現在的白發蒼蒼在影像中交融，她也逐漸接受了一切被刻意隐藏在曆史中的家庭真相——她的祖母不僅是一位歌手，還是一位間諜、一位戰争英雄，她有一位同性情侶，那是一個叫黃讷亭的中國和比利時的混血女人。
...當然，影片不隻使用了現在和過去的影像來完成這段穿越時空的對話，更重要的是那位在前兩部紀錄片中出場的曆史見證人——Irene。
...兒時的她和母親也被困在了黃讷亭所在的集中營裡，是黃讷亭用自己的軍人素質和外交官見識拯救了母女二人的生命，黃讷亭對Irene的母親說：
“如果出去之後你的女兒将來也有了自己的小女兒，我希望她能以我的名字命名。”
...就這樣，當Sylvie見到年輕的讷亭時，曾經對于祖母的不理解和對曆史的疑惑都消解在這場巨大的感動中。
1971年年輕的讷亭出生，1972年2月黃讷亭去世，這是曆史的巧合，也是命運的安排。這位神秘的民國奇女子以另一種方式在世界上留下痕迹，才讓我們得以從曆史資料和一聲聲口述中撥開曆史的疑雲。
...讓這部影片獲獎的最大價值就在于此，Sylvie等人試圖去理解了祖父祖母們曾經既有家庭又在外有同性伴侶的生活方式，并最終接受了自己的家人和家庭。
同時，她們接受的過程又給予了觀衆現實的啟發——在妮莉和讷亭生活的特定年代，她們的遭遇是我們現在無法感同身受的，因而她們有着自己的生命邏輯和自由追求。
在我們這個正在追求性别、性取向平權且有了一些成果的時代，我們也應該有符合我們自身生命邏輯的生活方式，我們同樣也能活得奔放精彩，但也許這一次，我們可以用不會傷害家庭和愛人的方式，更加勇敢地表達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