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娜拉走後怎樣》,問的是猛醒後的現代女性、更問了現代中國的命運。他的問題至今沒有圓滿答案。和最終出走的娜拉不同,《地下鐵道》的女主角、佐治亞州種植園上的棄兒科拉,在第一章就逃離了佐治亞。餘下的九章,她的經曆都在回答:“走後怎樣?” 和魯迅的問題一樣,這問題不僅抛給奴隸制下的女性、也抛給奴隸制完結後的整個美國種族史。
巴裡 · 詹金斯這部由普利策獲獎小說改編的劇集,最有新意的地方就在這裡:它不再像《為奴十二載》那樣詳細描繪種植園上發生的惡,而是聚焦黑人逃離種植園之後的種種選擇。詹金斯用自己特有的溫柔和同情之理解去推演這些選擇,看它們如何一個一個地印證這片土地對黑人的敵意:佐治亞的奴隸主們在會飲時焚燒逃奴;南卡羅萊納白人主導的黑人教育事業其實是殘酷的人體和社會實驗;北卡的清教徒們追求社群的絕對純淨、把入境的黑人全部殺死;田納西的血淚之路上,墾荒者的山川被燒成地獄、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苦痛交織在一起;印第安納州似乎遠離了舊美國的南北之争,但即便那裡的黑人農場一度欣欣向榮,卻也輕易地在白人的妒恨中被一場伏擊斷送。
正如上述這些虛實結合的情節,詹金斯影像裡的“地下鐵道”也不大符合曆史:它被描繪成真實的地下鐵路網,有大大小小的站台、蒸汽氤氲的火車頭,不講邏輯、卻如夢境般雄奇壯闊、令人驚喜、卻引發持續不斷的騷動和恐懼。第八章末尾,科拉來到一座軒敞漂亮的大火車站,裡面的工作人員、乘客都是黑人,她問身穿制服的女員工:“咱們在地上、還是在地下?” 對方回答:“那得看你從哪兒來。” 言外之意,對于白人來說,這裡見不得光,但對于逃奴來說,這裡就是光明。科拉又問:“我等着離開的時候,該做點什麼呢?” 對方笑笑說:“交幾個朋友吧”。換言之,雖然這裡是黑人自己的世界,但是科拉在此地沒有親人。
大火車站的隐喻還有一層:黑人來此,都不是為了停留,而是為了前往其他目的地。科拉在站台逡巡良久,而她無法離開站台的原因,被那個一直追捕他的男人一語道破:她隻知道逃離,卻沒有想好去哪裡。這是多麼現代的一個問題,又是多麼具體的奴隸制下的問題:浩瀚世界上,人們抗拒歸屬感,時常發覺自己無處皈依;而對于科拉和她的同胞來說,歸屬感無處可尋,因為奴隸貿易早已把來路切斷,但面前廣闊的美洲大地,又确實沒有一處理想的容身之所。她貼身收藏的秋葵籽,是整個母系家族史從非洲到佐治亞僅存的物質證明,随她飄零、等待紮根。
我愛上了科拉扮演者圖索·姆貝杜的表演:她既有二十歲的生機和脆弱,也有八十歲的積怨和淡漠。科拉說:母親“生我時、離開我時都說了對不起”,前者是因為科拉生而為奴、後者是因為母親獨自逃走、把她抛棄在這無底洞般的苦難之中。科拉自己逃走時誤殺了一個追捕她的白人男孩,從此頂着殺人犯的帽子東躲西藏、隐姓埋名。不止一個男人愛她、願意和她共度餘生,但他們都沒有逃過白人暴徒的槍彈。她幾次被陰魂不散的追捕者俘獲,每次都用盡全力逃跑。姆貝杜的表演穿透這一切,強韌地活着;在劇集末尾,她蓬頭垢面、站在泥濘的路旁,那狀态精确無比:我在美東黑人街區等車的時候,不止一次看到同行的老人眉頭微皺,凝望虛無,體力已經消退了,但在強健的輪廓上,還看得到一生奮力掙紮的痕迹。姆貝杜身材瘦小,但她的表演具有同樣張力,且因為人的單薄,更顯得刻骨銘心。
詹金斯滔滔江水般的溫情當然絕非完美。我的期待是,這部劇集裡的大量精美、深刻、極具藝術感染力和故事性的素材,可以在未來被更充分地剪輯在一起,做成一部三到四個小時的電影。現有的版本,力量往往潰散在無處安放的閃回、凝視和陳詞濫調之中。最近黑人題材的作品,無論是詹金斯自己的《如果比爾街會說話》、還是那部感人至深的紀錄片《我不是你的黑人》,都已經大量使用了靜物般的人像凝視、老照片重映。詹金斯在這部劇裡的影像語言全面超越了這些固有技法(比如被焚燒黑奴所留下的死前視角、地下鐵路的奇觀等),卻經常在思辨、控訴的段落被“人像凝視”拉回平庸。拿奧斯卡獎固然給了他更多的創作自由,但觀看這部劇時,我經常想起2016年那部講作家和編輯關系的電影《天才捕手》:作家托馬斯·伍爾夫的冗長作品能夠傳世,多半歸功于編輯麥克斯·珀金斯大刀闊斧的剪裁。詹金斯當然才華橫溢,但走到今天,他迫切需要他自己的麥克斯·珀金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