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天正在《逆轉裁判1》上玩控方舉證和辯方質證的遊戲，在調查與追問裡反複，第二天去看《初步舉證》，還是法庭的那一套，隻是從日本搬到了英國，Barrister作為訴訟律師一詞反複出現。發現自己迷戀文本類電影和遊戲，紮實的劇本和演員精彩的演技交織，達到一種靈魂震顫，智識上的快樂。

感謝所有人的努力，讓外表平平，實則句句石破天驚的戲劇得以引進銀幕，台詞和《芭比》一樣振聾發聩，隻是形式上娛樂化更少，深沉的思考更多。很多女性主義電影從不糊弄，每一句話都經過女編劇深思熟慮，寫這樣的劇本，可能需要考慮更多，冒犯而又不至于尖銳到沒有機會，說真話與如何說真話之間，需要藝術。

看這部電影，除了感受到智識被充分尊重的幸福，又體會到漫長的難熬，因為編劇設置了女性是否給予性同意較為極端的場景，說白了，就是在法律事實上很難舉證，幾乎不可能赢的場景，一個熟稔的女律師自己在内心交叉質證，都知道勝算不大的案件。而這樣的性侵犯可能發生在親密關系和私密房間的任何時候，任何女人身上，因為可能，所以感同身受，所以會産生開放的傷口，會為曾經驕傲、勝券在握的泰莎難過，她沒有做錯任何事，卻承擔了失去一切的風險和結果。不安全的社會，女人在背負這種巨大風險，所以不說，很多性侵行為沒有報案，想到随之而來的調查、公開、輿論，不如就這麼算了。

泰莎說得很對，我之所以成為我，就是因為内心有一個永不服輸，永不妥協的女孩，如果就這麼算了，我就會失去她，殺死她，失去内心的勇敢會在日後的所有場景反複檢驗，殘忍的人會嗅到你身上攜帶的虛弱，趁虛而入，沉淪是必然。作為對法律有一定了解的人，都能明白片尾大段獨白的呼籲，一個國家的法律幾乎全由男性主導制定，大部分德高望重的法學家也幾乎為男性，所以法律它從不是中立的，自出生起便帶有性别。英國的法庭辯論是對抗式的，控辯雙方針對證人發問，通過發問，向法官和陪審團指明她言詞中含糊不清、前後矛盾的地方，減輕證人證詞的可靠性，證人的表情、狀态都會影響最終的裁判結果。審問保護未成年，考量精神病人的精神狀态，卻從未将被性侵婦女的心理狀态納入考量，她仍然需要像一個思路清晰、邏輯缜密的證人，任何證詞都在控辯雙方的聚光燈下無從隐藏。她在那片令她産生噩夢的迷霧森林裡，需要勾勒出清晰明确的邊緣，不得怯懦，害怕，不得言詞反複，法庭有沒有将創傷導緻的失憶或記憶變形的情況納入考量範圍。因為被傷害，所以尋求法律，尋求公平正義，因為尋求正義，所以必須在正義的流程中，二次被傷害，這本身就是一個悖論，沒有人應該為了尋求法律正義而必須做出鋪墊性的犧牲。

除了劇本身，還想談一下泰莎本人的職業，一名出庭女律師。聯想到在小城市的女律師，面臨更深的職業痛苦，考過司法考試過後，有一年的實習期，律所類似于一個平台或公司，律師更像一個體戶，跟的律師決定了實習期的艱難或容易程度，跟的師傅好，也可以成為後續的保障。小城市裡男律師的數量遠多于女律師，因為小城市專業化區分不明顯，主要依靠人脈介紹，酒桌文化盛行，女律師想要獲得案源，開拓的難度遠遠大于男性，很容易和錢色錢權绯聞沾邊，飯桌喝酒也不太安全。沒有一個清晰的成長路徑和專業化路線，與師傅間較強的人身依附性，都是成為女律師的限制。作為一個工人階級的女兒，考上牛津大學法律系，泰莎能夠在競争強力的倫敦成為一名出庭律師，多麼不容易。

絮絮叨叨，放任她兄弟的懶惰，對女兒永遠不滿意，土裡土氣拎着沙灘袋上法庭的母親，卻成為她的後盾。在她失魂落魄的時候，要求她必須回去工作，“這件事不能毀了你的人生”，給她帶來那件前半段顯得諷刺，後半段顯得溫暖的玫紅色襯衫，還有坐在旁聽席的前同事愛麗絲，在郵輪上工作的同學。不同階級的男女畢業後毫無聯系，不同階級的女同學卻可能成為最好的朋友。還有那位在旁聽席緊握母親手的年輕女警官。

最後一幕，泰莎一個人坐在桌子上，背後她案件的那盞燈亮起，另一個性侵案卷的燈亮起，一盞又一盞，點亮了整個屏幕，而泰莎一個人縮起的位置仍舊是黑的，是一處空洞，法律正義的黑暗與她一同呆在那裡，留待一個個像這樣尖銳宣言的戲劇刺破那層黑紗籠罩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