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鍊接：《極 限 審 判》：犯 罪 檔 案 的 “重 寫” 技 藝 與 疑 案 詩 學 - 微信公衆平台】

《極限審判》是俄羅斯導演提莫·貝克曼貝托夫（Timur Bekmahambetov）執導的一部人工智能題材科幻電影。電影講述了雷文警探因被污蔑以謀殺罪，而被置于人工智能法庭之上。他必須在90分鐘内，借助人工智能系統完成清白自證，否則就會被執行死刑。在電影主題層面，《極限審判》作為一部探讨人工智能及未來人類科技化生存狀态的科幻電影，其思想深度并沒有顯著突破，仍停留在拾取科幻經典的思想碎片水平上。但若将本片置于“桌面電影”（Desktop Film）的創作序列，那麼将疑案詩學與人工智能相結合的叙述嘗試，則為此類電影創作提供了叙述學維度的思考。
長期以來，貝克曼貝托夫一直對“科技-叙述”的可能性保持着探索熱情，其擔任制片人的多部作品，如《解除好友》（Unfriended,2014）、《網絡謎蹤》（Searching，2018），及其續作《網絡謎蹤2》（Missing，2023），均圍繞網絡空間的犯罪故事展開。其中，《網絡謎蹤》作為2018年的現象級“黑馬”之作，曾一度讓“桌面電影”概念成為學術研究熱點。在《極限審判》中，“桌面叙事”的形式特征得以保留，并且得益于科幻題材緣故，影片中的“桌面”設定也被賦予了超現實性，傳統電腦桌面叠代為“無邊幕布”的沉浸式存在。然而，在科技設定上超越傳統“桌面電影”的同時，《極限審判》也觸及到這一電影模式的叙述轉型，即從對存儲電子文檔的考古學，轉向對生成式數字檔案的動态叙述。

網絡謎蹤 (2018)8.52018 / 美國 俄羅斯 / 劇情 懸疑 驚悚 犯罪 / 阿尼什·查甘蒂 / 約翰·趙 米切爾·拉網絡謎蹤将“桌面電影”的概念與制作推向熱潮

回顧開篇人工智能法庭宣傳廣告的結語：“您已被分配的案件編号為19。”這宣告着，雷文警探在電影叙述的伊始階段，就被置于一份已由人工智能法官“撰寫”完畢的犯罪檔案之中。其立案依據，是人工智能根據雲端數據庫中的碎片化影像，組構出的“犯罪控訴”。對于這一朝向死亡的“犯罪控訴”，雷文警探必須借助人工智能賦予的能力，在有限時間内完成檔案的“無罪辯護”。于是，封閉的“犯罪控訴”與依托流動數據開展的“無罪辯護”，構成了整部電影叙述的底層邏輯。

一、“犯罪控訴”與“無罪辯護”的話語沖突
在日常語境中，“檔案”通常被理解為“具有查考使用價值、經過分類保存的各種文件材料”。然而，檔案的制作常蘊含着一個叙述學悖論：檔案所記錄的主體，其檔案内的材料叙述永遠是由他者書寫。換言之，檔案作為官方對個體的認證，在其零散材料的叙述轉化過程中，剔除了個體進行自我叙述與辯護的權力。這種源于他者書寫的個體叙述困境，構成了“犯罪檔案重寫”這一經典疑案模型的核心背景，這也是《極限審判》的故事模型。
在“犯罪檔案重寫”的叙述中，被誤判的“罪犯”面對的主要挑戰是一個由官方機構建構的“犯罪控訴”。在《極限審判》開篇，馬克多斯法官打開一個名為“證據文檔”（Evidence Files）的文件夾，其中包含着衆多視頻文檔。通過串聯交通監控、居家攝像頭、酒館錄像、執法記錄儀、新聞片段等一系列碎片化資料影像，馬克多斯法官将之組合為一個邏輯缜密的“犯罪控訴”。該控訴在銀幕上呈現為一個封閉的過去完成時态空間，其效用建立在記錄式影像的客觀性之上。面對已然凝固的叙述空間，雷文警探的辯護必須克服雙重叙述困難：其一，他必須尋找在證明力度上超越既有檔案影像的新材料，以實現有效駁斥；其二，尋找新材料的目的，不是簡單否定既有檔案資料的真實性，而是必須在涵蓋原有資料的基礎上進行叙述擴展。可見，“犯罪檔案重寫”的本質，是在同一套叙述材料上，展開“犯罪控訴”與“無罪辯護”兩套話語間的競争。
作為一部人工智能題材的科幻電影，《極限審判》提升了“無罪辯護”的難度，主人公不能求助于律師這樣的傳統角色。在這部電影構建的烏托邦中，律師的辯護與逆轉功能，讓渡給了被雷文警探和人工智能系統。這一設定具有雙重效用：消極一面是，這幾乎等于一開始就預設了主人公的無辜，自動放棄一種劇情翻轉的可能。積極的一面是，當翻案的希望完全系于被告自身時，叙述便自然地将觀衆注意力聚焦在主人公的自證過程上。而後者正是該片基于人工智能題材創新的核心看點。那麼，人工智能時代的“犯罪檔案重寫”應當從何入手，才能顯示出科幻題材的陌異化特質？《極限審判》中犯罪檔案的科幻化，最直接體現在它的數字本體上，它排斥帶有主觀色彩的個體叙述作為證據，僅接受被媒介中介化後的信息。于是，簡單的口述被排除在了有效的“無罪辯護”之外。正如影片結尾處，馬克多斯法官建議真正罪犯羅伯提供有效證據，通過官方渠道來解除對他弟弟的有罪指控，而羅伯的即時口述在可視知覺罪證前顯得漏洞百出。
人工智能時代的“犯罪檔案重寫”需要一種新檔案書寫技藝，它在形式上可被概括為跨媒介與數字化，在叙述學上則可稱為“廣義叙述”。按照傅修延的說法，人類是以叙述為生的“叙事人”（Hommo narrativus） 。但人工智能時代不僅需要叙述的本能，還需具備跨媒介非線性境況下的線性叙述能力。瑪麗-勞爾·瑞安（Marie-Laure Ryan）提出過兩種“跨媒介叙述學”（transmedial narratology）：一種是可分為面對面叙述、單幅畫叙述、電影、音樂、數字；另一種則依據講述模式、模仿模式、參與模式、模拟模式來進行劃分。趙毅衡認為瑞安的分類法，雖強調了跨媒介，卻忽視了文字。于是，他從文字這種人類曆史上最核心的叙述媒介出發，提出能讨論所有叙述體裁的共同規律的“廣義叙述學”。因為涵蓋所有叙述體裁，那麼自然也囊括了所有具有叙述能力的媒介，包括記錄類（文字、言語、圖像、雕塑），記錄演示類（膠卷、數字錄制），演示類（心像、心感、心語）、意動類（任何媒介）。

廣義叙述學9.0趙毅衡 / 2013 /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在此視域下，可以勾勒出《極限審判》中雷文警探所處的“廣義叙述”狀态。其叙述行為的物質性載體，是對城市中不同規格信号裡可視化材料的彙集與調取。當影片中的“人工智能法庭”被官方認證為一種城市基礎設施時，它擁有了超級技術系統協議的權限，即能夠訪問媒介的雲端存檔。由此引出的是一個由低空飛行網絡、無人機、城市監控構成的實時影像網絡。這些即時影像組合成的新叙述框架，因其進行時态，而有力地覆蓋了過去完成時态的犯罪控訴。沃爾夫岡·恩斯特（Wolfgang Ernst）曾洞察數字檔案的流動，他指出：“在互聯網的案例中，檔案基礎設施隻是暫時的，以回應永久的動态重寫。終極知識（舊的百科全書模式），讓位于永久重寫或添加原則（維基百科）。” 這種永處進行時态的生成性法則，滲透進未來的犯罪檔案學，隻要檔案主體擁有足夠的自證資料與自洽邏輯，都能進行有效的無罪辯護。

極限審判 (2026)7.52026 / 美國 / 動作 科幻 懸疑 / 提莫·貝克曼貝托夫 / 克裡斯·帕拉特 麗貝卡·弗格森

當然，導演會在“犯罪檔案重寫”過程中增添阻力。影片過半之際，盡管雷文發現了新線索與嫌疑人，但是他的犯罪系數卻變得更高。人工智能作為信息選擇者，它有權力評判哪些信息可以進入檔案，覆蓋原有叙述，而哪些信息又需要被排除在檔案外。其篩選标準，正是台詞所強調的證據間“線性思考”。這預示着在廣義叙述時代，人類不僅要有信息發現能力，還需具備将非線性、碎片化的材料，轉化為具有因果邏輯的線性叙述能力。因此，人工智能時代的“犯罪檔案重寫”，還強調一種類似剪輯師所擅長的多模态信息整合和叙述能力。有别于蒙太奇追求的意義生成，這種能力的目的是在紛繁材料中實現清晰叙述。

二、人工智能法庭上還有“疑案”嗎？
借助美國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的經典設問——“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或許可對《極限審判》中的未來司法圖景提出一個類似問題：在人工智能法庭上，還會存在“疑案”嗎？按照大衆對人工智能的普遍期待，其毫秒間的信息整合和邏輯推演能力，理應避免疑案産生。馬克多斯法官的台詞解釋了這種邏輯，她說：“你正追随直覺行事，但處理證據需要清晰線性的思考。你必須從謎題的一塊逐步推進到下一塊……”人工智能法庭呈現出一種符号主義（symbolism），或可稱之為邏輯主義（logicism） 的思維方式：首先是信息拾取，即将每個可視證據都被轉化為可供讀解的符号文本；其次是推理運算，通過尋找不同符号間的遞進邏輯，實現組合軸操作，以此叙述邏輯統攝零散證據；最後，輸出一個邏輯自洽、無可反駁的犯罪故事。當犯罪證據趨于飽和時（正如一個鏡頭中的雷文被淹沒在有罪的信息海洋中），依據此思維方式生成的“思維鍊”就會相當嚴密。理論上，一個能接入全域數據的人工智能法庭，确有可能消除“疑案”産生。
《極限審判》的思想實驗在于，它指出即便将碎片化的可視證據組合為邏輯高度自洽的叙述空間，但其内部仍會存在斷裂縫隙。“有罪控訴”的空間貫連不等于事件本身，它以邏輯推論的動力和誘惑，掩蓋了不同媒介影像的剪輯接合面。正是這些被視為“無符号”的空白，蘊含着真相本身。尤西·帕裡卡（Jussi Parikka）指出：“‘數字記憶’的問題已經不是‘再現’問題，而是如何以記憶的算法技術本體論進行思考的問題。” 影片中的人工智能法庭顯然僅相信可視證據的再現，以及再現與再現間的邏輯銜接。雷文所作出的“直覺式”推論，是被迫從組合軸元素上抽離，而回到蘊含豐富可能的聚合選項中。雷文進行的一系列偵探行為，包括：對女兒社交媒體片段的讀取、尼科爾手機通信錄人員信息的讀取、尼科爾手機攝影片段的讀取等，全是重新激活聚合軸選擇的做法。

走向媒介本體論:歐美媒介理論文選8.7韓曉強 主編 / 2024 /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重回聚合軸選擇，對人工智能題材下的“犯罪檔案重寫”有着雙重意義。從内容層面來說，重回聚合軸意味着重回證據“星叢”。将人工智能确定的有罪控訴“重寫”為無罪辯護，首要步驟是将案件的“确證狀态”還原為“疑案狀态”。從科幻思想層面來說，雷文通過人腦推翻人工智能的有罪推論，暗示着一種更“高級”的人工智能正在生成。電影将這種“高級”智能神聖化為“人的直覺”，其本質就是在聚合軸選擇中，接受多重叙述生成，并進行合理性對比的能力。傑弗裡·辛頓（Geoffrey Hinton）指出：“大型神經網絡學習語言，不需要任何先天結構，隻是從随機權重和大量數據中開始學習……喬姆斯基從來沒有提出任何一種有關語義(semantics)的理論，他的理論全是關于句法(syntax)的。” 《極限審判》中的人工智能實則是複現了一個古早的“邏輯主義”人工智能，它雖體現出人類邏輯思維能力的極緻強化，但卻因閹割聚合軸選擇能力，喪失了湧現功能。因此，有影評指出《極限審判》中的人工智能不夠聰明是完全正确的。不單是因為電影以人工智能法庭的誤判作為開始，還在于她本身對聚合軸選擇能力的閹割和讓渡，使之以人類智能的方式出現。一種偏戲谑的說法，《極限審判》中“疑案”生成的原因之一，是電影中的人工智能隻是用數字特效裝飾了的早期版本。

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化符号學評價人數不足趙毅衡 / 2025 / 四川大學出版社

當然，即便是《極限審判》中“疑案”的遊戲過程并未達預期中的精妙。但僅就其營造的“疑案”風味來說，電影仍是合格的。這種彌漫于“犯罪檔案重寫”過程中的獨特質感，筆者認為不能稱之為技法，而是“桌面電影”這一形式影像材質的特性。學者韓曉強曾對“桌面電影”的叙述形式進行總，觸及到以下叙述學内容：其一，“桌面電影”依靠各種智能攝像頭的“拾獲影像”進行叙述；其二，“桌面電影”依賴操作系統和媒體軟件推進情節；其三，叙事載體限制在智能屏幕桌面内，依靠光标叙事和窗口叙事兩種模式；其四，采用主觀視角，所有交流通過打字或視頻呈現，主角和觀衆知道的信息一般。 文章認為，以上總結的共性在于，均揭示了“桌面電影”的影像材質都處于一種過去式完成時态。每一個被調取的存儲影像，都是對已發生之事的回溯，即倒叙。譬如，人工智能重建的現場運動軌迹、DV記錄的聚會片段，包括可視化的人際關系網絡也是指示了一種過去已經發生的鍊接。“數字足迹”（digital footprint）構成了碎片式的倒叙迷宮。在大衛·波德維爾（David Bordwell）的疑案叙述考古研究中，意在言說過完之事的倒叙手法，在1940年代以來的好萊塢電影中就已經成為相當通俗的叙述技巧。

迷離劫9.2[美] 大衛·波德維爾 / 2025 / 上海人民出版社

《極限審判》中提升“疑案”風味的另一策略，是對雷文警探行動能力的徹底限制。他被固定一張裝有聲波裝置上的審判椅上，倒計時結束就會觸發聲波而亡。在疑案詩學的叙述傳統中，身體受限與思維靈動的二元設定同樣具有悠久曆史：從奧西茲（Baroness Orczy）筆下僅憑報紙新聞就能推演迷案的“角落老人”，到道爾（Sir Arthur Conan Doyle）為夏洛克·福爾摩斯塑造的不愛走動卻擅長推理的哥哥邁克羅夫特·福爾摩斯，再到雷克斯·斯托特（Rex Stout）作品中體重超常、僅依靠助手獲取案件信息來推論的偵探沃爾夫。這一系列通俗叙述中的偵探形象，被統稱為“安樂椅神探” 。《極限審判》中的雷文顯然是可以置于在這一形象脈絡上。值得追問的是，《極限審判》是真正地塑造了一位2029年的“安樂椅神探”，還是僅僅巧妙借用了“去身體”的探案模式，轉而躍入“無身體”的信息全知視角中。回答此問題，需要再審視該片中推動故事發展的核心影像——“即時影像”。《極限審判》中的即時影像主要呈現為有三種：手機可視通話、電腦即時通訊、監控攝像頭的實時流。這些即時影像是雷文在“安樂椅”上追捕兇手的關鍵工具，但是電影對它們的無限制啟用，打破了“桌面電影”的一個重要形式原則，即對屏幕内空間的不可幹預性。電影中，迪亞洛警官随時保持着與雷文的通訊，依照其指示，駕駛空中不斷地摩托穿梭在城市之間。雷文放棄行動，卻有着調用整個城市人力與可視基礎設施的能力。導演巧妙地為“疑案”設置了一個身體性難題，但他并沒有打算用傳統方式來破解難題，轉而通過人工智能這把“萬能鑰匙”賦予了偵探以全知視野。

角落裡的老人7.6（英）奧希茲女男爵 埃穆什考·歐爾齊男爵夫人 / 1999 / 四川人民出版社

結語：科技想象升維與叙述技藝降維的矛盾
《極限審判》确實在故事傳統、叙述設定與叙述技巧上，為“疑案”制作鋪設了充分條件。然而，從互聯網平台的廣泛評論來看，電影的“懸案”質感卻遠不及預期，甚至與同為“桌面電影”序列的《網絡謎蹤》來說，其懸疑張力也是遜色不少。導演極力鋪陳的謎題，在人工智能賦予的幾近全知叙述視角下，輕易地消解了“疑案”技巧的叙述視角限制。因此，影片中科技的想象升維，與随之發生的叙述技巧降維成為了不可忽視的矛盾。
從《網絡謎蹤》到《極限審判》，“桌面電影”在影像調用上的複雜化，揭示出一個問題：作為該類電影核心的“桌面”，其媒介特性構成了叙述展開的“雙刃劍”——它既是謎面，又是解謎的鑰匙。“桌面電影”想要具備足夠的懸疑張力，就要足夠聚焦在“桌面”之内，而盡可能摒除桌面外的現實幹擾。在屏幕的方寸間，做大謎面的廣度與深度，而保留那個細小的“鑰匙孔”。但當創作力不足以支撐起心智遊戲時，一種退而求次的做法就是讓“鑰匙孔”變大。《極限審判》正屬于後者。同為對“拾獲影像”的組合軸操作，《網絡謎蹤》因隻能現實主義手法限制，其技術被錨定在對舊數據庫的調取維度。主角如同傳統偵探，在有限的信息碎片中進行層層發掘。而《極限審判》的人工智能跨越，逃脫了這種經典的回溯模式，将故事推推入到一個更廣義、更即時的未來維度。技術賦能與電影叙述技藝的進步沒有必然聯系，人工智能提供的全域化叙述視角，在豐富視覺體驗的同時，也消磨了“桌面電影”原有的懸疑詩學模式，最終讓《極限審判》走向了一部“爆米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