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總是選擇站在攝影機器背後的人，攝影師（在本片中具有極強的自指性）從未真正踏上過亞美尼亞的土地，也從未與他的妻子或這片土地産生真正的聯結。他始終同我們一起存在于畫外的空間裡，不斷将自己排斥在外，将自己認同為一個無根的人。而與之相反，妻子總是存在于景框的内部，她渴望并正在與那裡的土地和人進行着直接且親密的聯系。于是，情感（不論愛情還是鄉愁）的裂痕悄然發生，并由影像及聲音媒介不斷撕扯開來。

攝影師身為隻會英文的亞美尼亞裔，他踏上亞美尼亞的土地，但不會說它的語言；他将自己認同為加拿大人，卻流淌着亞美尼亞的血液。不同的語言在本片中作為身份構建的關鍵因素，既呈現出母語所可能帶來的舒适與親密感，同時也抛出“我究竟來自何方？”的身份疑問。亞美尼亞在此處代表着無法抵達的故鄉。

相片、錄影帶、答錄機以及信件，不再是作為承載情感的容器，而是将其隔離的媒介——人們被困其間，然後無從逃離。事實上隔離的概念早在影片之初便被隐晦地提出（彼時我們尚無法知曉），而直至片尾最後的留言裡它才借妻子之口道出——錄影機中的那片羊群。不僅如此，隔離存在于影片的各處：攝影機的前後，地域的分隔，不通的語言，觸不及的曆史，尴尬的約會，以及最具象征性的、永遠無法接通的來電。答錄機裡來自大洋彼岸，夾雜着電流聲、空洞而遙遠的聲音，承載着從未到達、在時空上恒久錯位的情感，訴說着那已然無法挽回的愛情。

在資本異化的社會裡，溝通常常是無效的，人際關系總是缺失。妻子僅作為翻譯工具而出現（- What’s practical? - My services as a translator.），召應女郎由金錢所購得，養女被簡化為照片與精确計算的開銷。每月的異國女人，飯後的電話調情，在此處似乎共同指向了現代生活中重複性的模式——長久隔離的孤島，逃不出的孤獨。

影片結束之處，當夕陽溫暖的餘晖灑在教堂的遺迹與随風搖曳的草地上時，Egoyan鏡頭裡的亞美尼亞是如此甯靜祥和，似乎讓我們忘卻，忘記了在那些遺迹的背後，尚存留着一絲騷動不安的氣息，那是曾經備受苦難的亞美尼亞民族遊蕩的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