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电视剧小哭了一会儿有点上头，于是又去翻出了纪录片。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是很难伪装的，张老师的言谈举止真的一看就是整个女高凝聚着的精气神，太让人动容了（于是又哭了场大的）。

这个时代有太多人自诩是女权主义者（包括不少男性），公共场域里也有太多争议和是非众说纷纭。但像张老师这样扎根基层，脚踏实地去改善万千女孩的处境，乃至不在乎名利甚至不在意自身的安好，把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信仰和崇高的事业，真的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且不谈创办女高一开始的筚路蓝缕，单是她所说的那些“女性接受教育可以拯救三代人”这种朴素的发展学理念已经是振聋发聩，比互联网上吵吵争取女权会不会导致性别对立不知道高了几个境界层次。本科毕业之后我曾经想过去学gender studies，但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接触到一点点性别理论已经觉得水太深，最后我想了想，谁说女权主义者就必须要天天把女权挂在嘴上，行己所爱爱己所行，在自己的领域里力争上游，就是对女性不比任何人差的最好诠释。

“用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也很符合当下国情。张老师在纪录片提到很多次最大的梦想就是让女学生们上清北，是一飞冲天的理想主义也好中国人骨子里对清北的执念也罢，倒是让我感触挺深的。其实按照她的办校理念（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到扎根基层的岗位发光发热）让学生上清北还真不见得是最理想的去处，毕竟top2出了名地培养精致利己lol。不知道张老师知道这么一个情况会作何感想。

想当年我在志愿榜上写下北京大学然后分数排名一路下跌，没想到高考时触底反弹还真考上了。弹幕说得很对，奖学金助学贷款这些制度在大学都很完善，而且家里越贫困得到的补助就越多，清北这种经费充足的地方对贫困生更是出手阔绰，所以经济上不存在什么值得担忧的地方。但我本科前两年一直沉浸在一种“小镇姑娘突然间来到全国最高等学府”的焦虑感，第一次去大城市连地铁都不晓得怎么坐，看着北京、上海的同学在绩点、社团、学工、实习这些新奇事物之间游刃有余，我生怕自己错过任何机会而落于人后，反倒是庸庸碌碌地浪费了很多时间精力。即便抛开家庭背景这些硬性条件，大城市的孩子在综合素质上也让寒窗苦读的小镇做题家望尘莫及，虽说是相似的成绩排名录取进同一个专业，但大家从来都不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跨越这句话，对于山里的姑娘来到省会，可能比对于小镇姑娘来到北上广要应验得多。

一直到大三我才得以静下心来开始重新感受到学习的快乐，并且萌生了以后回到校园工作的念头。本科毕业之后我继续深造，最后之所以选择了读博找教职这条路，一方面是不想浪费自己做题家的毅力和天赋，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自己未来的职业不仅仅是一份谋生的差事，也能影响下一代人，无论是通过科研还是教学。然而过程是曲折的，我现在的日常就是对着电脑找数据、跑回归、敲论文，时不时会感叹一下自己过于isolated和家人爱人远隔重洋，未来也不知路在何方。尤其是学社科，时不时还要质疑一下自己研究的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现实意义。在这个曲折的过程中，我努力地成为一个有资格投身于教育的人，却好像逐渐地开始忘记了做这个选择的初心。

在美国公立大学读博主要的工资来自于当助教，但因为美国学界的硬通货是科研成果（除非是liberal arts college不然找工作的时候教学大概过关就行），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博士生基本都是挑轻松的助教工作以给自己预留出充足的研究时间。其实给我导当助教的时候，我喜欢和本科生讨论我已经关注了一段时间而他们还知之甚少的专业话题，也很喜欢能够分享知识赋能下一代的过程，而且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很多我当年本科时上下求索的影子。应该说，我确实能感受到教学对于我的calling，尤其是离开了应试教育那些条条框框真的去成为一个知识的传播者。然而现在为了毕业之后能找到教职，我似乎已经本末倒置地把教学当做一份谋生的差事而不是去影响他人的角色，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学界有时其实很给人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草台班子感，除了做好自己的研究以外，还得去说服别人自己做的东西很重要，得到处孔雀开屏（开会）刷脸结交各路大佬，寻找合作者不断给自己提供研究灵感，而博士生的很大一部分训练都是在围绕这些能力展开。面对张老师的事迹，我实在很惭愧。

然而现在似乎也只能这么随大流地策略性地做着，不知道这样的初心是不是只能在未来某个时刻我终于拥有了稳定职业（也就是拿到了终身教职）才能实现。看完纪录片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还真就是什么名校光环也不考虑，去基层扎根做一名人民教师会更有价值一点（当下而言）。我其实也不想待在美国，一方面是动荡的局势和过于商业化的学术环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并不是我最能共情、牵挂最深的人群。英文说得再流利，我最好的朋友也都还是中国人，我也还是会觉得回到国内自己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幸遇到一个这样好的张老师，我和小初高的老师没有太多的情分，尽管他们还算是挺恪尽职守的。每次回家乡想要去探望，往往只能碰运气，就是有情分也只在他们自豪于自己教出过上了北大的学生，多少给我个面子。相反，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活在幼年阶段某个老师有意无意造成的阴影之下，师者这个角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在北大我有幸遇到了很多对我影响深远的老师。大三时本科最接近我导师身份的教授刚刚读完博入职我们学院，我很享受在他的课上读社科读物的启蒙感（哪怕只是必修的英文阅读课），他也用自己的经历打消了很多我关于选择学术作为志业的疑虑，比如我觉得自己家境不够殷实做不起这样奢侈的选择；还有在专业学习当中对我多有启发的教授，有的教导我做科研最重要的品质是“求真”，有的鼓励我扩宽知识面、打好地基以后才能起高楼，有的对我说“既然上了北大能力肯定是没问题的，只是你想与不想而已”，我也折服于他们对自己研究的热情和对世事的尖锐洞察而逐渐爱上了钻研自己的专业领域。哪怕有些只是教了我一个学期的课，但他们对我的性格和人生选择的塑造超过了任何长辈，甚至是我的父母。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真正的智识对于影响他人的重要性——不只是传送那些用以高考的应试教育理论，而是真正能够让人拥有独立思想、健全人格的智识。

然而这就是另一方面的问题，我的世界观似乎已经太过于个人主义而难以受拘于某个集体，比如说我选择这个职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喜欢做这件事，而不是出于什么改变下一代命运的更崇高的信仰。我想当老师，但曾几何时我最反感的就是别人让我回初高中当老师。父母玩笑说起，我说我当年拼了命地读书就是为了离开这个地方，绝不会选择回去（虽然其实有很多大学期间的直系学长姐最后还真的回校任教了）。压抑的环境固然是一方面原因，但更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不想同样的知识六个班讲六遍，我想每年都教自己最感兴趣的、与时俱进的新内容。我很难真的委屈自己的感受，哪怕是出于任重道远。

我钦佩张老师对于信仰的态度。高中的时候我又何尝不是看《建国大业》的片头曲在角落里独自咀嚼寒窗苦读的心酸嘎嘎哭，革命先辈的精神的确是稳固自己忠贞信仰的一大源泉（有多少保留到现在就不得而知了）。关于高中经历我写过很多次，无论是被邀请分享心得还是自己有感而发，但是“心中的那一抹云彩”我始终未曾提及过。张老师能够对自己的信仰如此坚定和直言不讳，我是很佩服的，也觉得她确确实实是当得起“时代楷模”这四个字。

但是在北大呆了四五年，对各种权威逐步祛魅，批判思维潜移默化，如今集体主义价值观已经离我太远。甚至可以说我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过——我们高中的环境在刻苦努力和专注学习方面其实和女高很像（男女交往过密是直接会被开除的程度），但对于强制要求的休息和随大流的压力，我无数次试图打破既有规则和他人看法的束缚，只是想要拥有更多支配自己时间的自由，哪怕这种反叛其实是每天违反规则早起多学一个小时。我甚至觉得大部分清北的学生估计到了女高都会被张老师嫌弃太松散，毕竟我们连校庆一起搞个什么活动都可以搞出八百种异议惹得便衣警察入住校园维稳。本质上，北大所倡导和教育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女高所崇尚的纪律性、整齐划一的要求乃至红色教育其实挺相悖的。和“我本是高山”这种反叛外界成见和压力的精神倒是很一致，但我想不通为什么可以反叛父权，却又要无条件顺从于一个更大的权威呢？

不过现在身边也有很多优秀的榜样。我最亲近的人将自己的绝大多数时间都献给了教学（以至于我时常抱怨他不照顾好自己的健康），现在的两位导师科研履历闪闪发光，但是他们对教学也都有很高的热情，而且他们也把自己的生活平衡得很好。希望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我也能克服迷茫、不忘初心成为一个好老师吧。嗯，就从我导下学期的专业课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