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讓我們把目光轉向情節——
朗西埃在很久以前寫過一篇文章，表面上讨論的是我們為什麼必須處死艾瑪·包法利。頭一次，是我的頭腦沒跟上眼神，直接把它讀成了：艾瑪·包法利為什麼可以活。第二次，就不是意外，是我眼神沒跟上頭腦，硬是讀成了：艾瑪·包法利為什麼必須活。
這是因為我内心深處不信有什麼能殺死艾瑪，包括她自己。畢竟有什麼能抵擋這股無差别地把藝術和生活視作同一物的潮流呢？這個想法有點偏執，多少還帶點庸俗。心理上想當然地認定，這無非是個手法的問題。技巧上的安排。未來的創作者們隻要在類似的橋段裡讓那些包法利夫人式的人物活，事情就這樣成了。福樓拜似乎蠻陶醉這種描述。他常常講艾瑪在日常情境裡如何如何分神、進而迷醉在感覺以及感覺組成的印象裡。這有什麼難以模仿的呢？——非常天真的想法。
在濱口《偶然與想象》的第二個故事裡，好像就有這麼一位人物。
她跟教授的那段對話是富有喜感的。一個在問文字描述時的“感受”：您寫這段時在想什麼？您為什麼要寫這段？另一個答非所問：這是結構上的設計。我不記得原話了，不過，這位教授的措辭可算是相當誠實。段落的意圖确實是這樣，它要把柳德米拉們考慮進來，以為這是一台自動機器。發明它的目的就是為了證明，讀書是用唾液吞食紙張。是吃掉對方而不是受對方擺布。蠻有積極精神的。反過來說，教授又太不誠實了。太不講究字面義了。頭腦太清醒。已經在聽清問題前，就把藝術和生活分割成兩塊了。果真如此，事情就沒那麼麻煩。連問都不用問，小說擺在那裡。全部回答都在書裡。可是，我們的女主人公顯然不關心她手裡端着的那本書，倒是很在意教授心裡的那本書。所以，死活要讀出來。聲音可是一種很奇妙的東西，它跟氣息有關，跟生命站同一邊。
在坦白後，這段富有喜感的戲頓時失去了魅力，我們的教授說了許多“鼓勵人”的怪話，這些話連他自己都沒有嚴格遵循。比方說，我們不妨反問，遵照您的那些怪話，為什麼您不按照劇本設定的方向，不按照對方提問的路線，在一開始就談談自己的“感受”呢？這也算一種結構上的安排，不是嗎？這角色此時就很不讨喜。變得說教味十足。還給了一個正面的特寫！
讓我比較驚訝的實際是結尾那個突如其來的吻。五年後，我們的現代包法利夫人應該是死了。而且還是“自我了斷”——親手發錯了郵件。鏡頭裡的她确實像是死了一樣。好巧不巧，昔日的情人還來打擊她。表明了一個樸素的真理：文字編輯跟藝術（或者感受）毫無關系。就在說到始作俑者的遭遇——他那被設計的婚姻生活——那一刻，我們的包法利夫人給了他一個突然的吻。觀衆不妨仔細欣賞一下此後兩三秒被襲擊者的表情。那個吻堪稱是對藝術和生活等值化浪潮的外科手術式的打擊——而且還是自發地使用純粹身體性的舉動，連語言都不需要。也許是我們的女主角瞬間領悟到了某種“民主”：人人都可以遭遇了一個與之類似的打擊，如果她是對的，如果她無差别地看待生活和藝術的作法是可取的。沒有什麼能比這更讓人興奮了。
可是，我們的導演好冷酷。這樣一位現代版的包法利夫人最後還是消失在了車站的夜色裡——我猜想，街道上可能盡是比夜晚還要黑暗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