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部剧的时候，总在黄东满身上看到自己，对外界的愤世嫉俗，对一些价值判断的难以妥协，与社会融合的困难。现实生活中，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位极端没有眼力见，成天喋喋不休、讽刺挖苦别人的朋友，我想我应该也会很崩溃。但我确实很难发自内心讨厌这个角色，可能是因为他照见了一个同样还在经历自我统合过程的自己。

第八集很精彩，尤其是哥哥真满还有高代表这两个角色形象的进一步确立和丰满。三人都是"创作者"，对于创作的伦理和道德，都有理想主义式的自我坚持。东满对高代表与人品不佳的学弟合作感到失望，对恩雅与这个学弟交往时毫无保留地帮助他创作感到气愤；哥哥真满对失去女儿后，对还能对美好诗句产生激动的自己产生怀疑；高代表在当记者时，被要求去丧葬室找新闻后立刻辞职，面对背信弃义的崔代表果断切割。对他们来说，创作不仅仅在于客观结果的成功，过程的正义正当、自我认同甚至更重要。

但三人的"理想主义"阶段明显不同，东满还是混沌的初级阶段，哥哥真满是遇到现实重挫还在挣扎的状况，高代表在剧里则更加接近一个自我统合完成后的状态。

高代表和哥哥真满的伦理判断，最终都指向一个他们自己要承担的东西：高代表辞职、切断合作，失去了稳定的工作、拒绝了诱人的商业利益；真满面对自己，放弃或者暂停了已经获得世俗成功的职业道路(作为诗人已经被看见、得到认可)。他们的伦理是有代价的，代价由他们自己来付。

从目前播出的内容看(8集)，东满的伦理判断，代价却是要他人来付的：他评判恩雅、他质问高代表，要求她们的创作应该更有辨别力、合作对象要有所选择。

更复杂的是，他的愤怒究竟是在捍卫创作的尊严，还是在用创作伦理的语言，表达一种更原始的情绪，比如：看不惯恩雅对人品不佳的学弟的感情，或者对"好的创作被浪费在坏人身上"这件事的某种嫉妒式的痛苦。

他的伦理判断混入了太多未被他自己意识到的情绪，所以在三人之中，对于所谓"理想主义"的实践，他的维度是最"低阶"的。核心区别就是：一个人的伦理判断，是指向自己还是指向别人?越成熟的创作伦理，应该越是一种自我要求，而不是对他人的道德判断。东满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一一他感受到了真实的愤怒，那个愤怒背后也有真实的意义和价值，但他还没有能力把那个价值感转化成对自己的要求，只能先转化成对别人的批评。

相比之下，高代表的理想主义更倾向于一个高度整合的状态，她知道和区分什么值得妥协，什么不能妥协。面对看不顺眼、一心只为赚钱的崔代表，在没有打破她的原则前，还是可以友好地相处。她投资开小酒馆虽然自己说是为了开心，但另一方面也是提供一个场所，让行业内的相关人士可以聚会讨论，很多资源和项目都在这种环境下诞生，侧面显示出她对自己想做的事情、实现的路径都有清晰意识和策略。包括她在东满面前维护丈夫的尊严、替那个讨人厌的学弟说话。比起东满，她是一个"拎得清"的人。

但，如此这般不完美、甚至讨人嫌的东满，却是本剧的主人公。比起很多人因为这个弃剧，我反而觉得这恰恰是韩剧领先的例证。

东满不是失败者，不是还没努力的人。而是那种有感受力，但感受力还没有变成力量，反而先变成了负担的人。这种处境里的人，很少在影视作品里被当作主角来认真对待，但编剧朴惠英好像一直愿意把目光聚焦到这些人身上。其实，这才是生活中的大多数吧?

我觉得这部剧是一部创作者看了会更加心有戚戚焉的作品，它不只是在讲一个娱乐圈、影视圈的故事，而是用娱乐业的作品，来批判娱乐业本身——它的生产逻辑、资本运作、创作者的困境，是一部“元批评”。这样的定位和视角可能注定了它受众的有限，但我想，故事的结尾或许还是会以温和治愈、大众更有共鸣的基调收束。被推上擂台的东满，会迎来他的暴风成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