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映一個多月了，因為各種原因沒能及時趕上，但好在今天終于走出門去看了。看完之後相當喜歡，無論在女權還是喜劇上，都做得聰明、成熟而獨特。無論作為男性還是女性，都不會因性别而高貴，也不因為性别而有原罪。我覺得這才是平等，更是真正作為“人”的常态。因為女權不是口号，而是被放在生活的具體情境下衡量的。

生活的具體

就像電影中王鐵梅文章遭受的無數指責，許多情緒僅僅指向一種現象，卻并不能考慮背後的原因。所以小馬的一句搭讪反而體現出調查記者身份的設計與電影的立意之一：“需要你這樣的人去揭示背後的原因”。任何話題的讨論不可能隻建立在互聯網的空中樓閣，而需要進入生活，指導生活，才可能改變引發情緒的問題本身。也隻有在了解了具體的經曆，我們才可能理解人的抉擇。

這種具體感不隻體現在主題之中，同樣也散落在舞台的搭建本身。例如一開頭王鐵梅安慰女兒關于房子的好處，無論是“曆史”還是“鍛練腿”都是鮮活的，關于帶孩子的種種也足夠具體，就連保安這樣一個邊緣到臉譜化的角色，其态度的反轉也讓人能夠相信如此角色的存在，甚至對應到生活中的具體人物。小葉說“撒謊”要有細節，其實虛構作品本身也帶着點“謊言”的感覺，但正是因為這些細節，才有了信服力。當舞台、故事、角色都能令觀衆信服其存在時，共情——至少是理解，也就自然而然了。

如果對比前不久開心麻花的《抓娃娃》，就更為明顯。《抓娃娃》本身并不能提供足夠充分的“窮養”細節，它沒有充分展現出窮養的人有着什麼樣的氣質，隻是撿瓶子、專心學習，就連“富豪”的想象也是刻闆印象的“豪車豪宅大泳池”。這就像是小學作文中常常出現的“母愛就是下雨天背着我跑到醫院”一樣，因為足夠熟悉而顯得俗套，因為沒有看到不被關注的細節而顯得浮空，也讓其後的許多情節例如發現真相、轉去跑步顯得不大充分。之前聽一個博客提到貧困區的孩子常常午飯不打3塊的雞蛋，因為2塊的純素菜更能省錢，那一刻我會感覺到那種貧困的真實，與傷痛。

女權的真與假

趙又廷這個角色的設置非常有趣，明明滿口女權卻顯得并不真誠。電影開篇從他逃避幫忙搬家開始，又展示出在結紮這一話題上的反複退避，這種虛僞的印象一直延伸到他在飯桌上開始“雄競”時脫口而出的上野千鶴子、結構性壓迫，在這樣一個荒誕的場景下顯得十分可笑。從防曬到減脂餐，他像是小紅書上的達人；從閱讀到談吐，他像是微博上的女權大v。然而，這樣一個角色在面對小葉小馬弄潑啤酒打濕地闆時，卻隻是躲得遠遠的抛來紙巾。他并不是這個議題下的正面角色，他在離婚後把問題歸咎于“世俗觀念”，像是借了一個殼子套在自己生活的問題上，卻恰恰顯示出這種歸因過于空泛。而這正是本片最有趣的地方之一，它揭示了議題的真假，暗示着口号下某些人的“别有用心”。

這恰恰是我覺得這部電影最機靈的地方之一，不通過對立來博取眼球激化情緒。事實上，在網絡的女權讨論中常常充斥着一種簡化，試圖将正确與錯誤完全歸因于性别，認為某人不好是因為“男人都不是好東西”，認為隻要是女性班底作品質量就一定好等等。這是毫無因果關系的主體化，也把女權議題帶到了一個完全無法讨論的地步——除非消滅所有男性。本片則是通過展示具體生活之下的女性生活、人物關系，來一點點剖析出觀點之下的原因與選擇。它既有反抗與獨立，更展示出一種溫和與和平成長的可能性。

喜劇的角色與角色的喜劇

在好萊塢“喜劇教父”史蒂夫卡普蘭的書中曾提到他對喜劇的歸納：“一個普通人，在不具備許多獲勝必備的技能和工具的情況下，與無法克服的困難作鬥争且從不放棄希望”。其中的技能和工具有很多物理意義上的指向，但同時也标志着，這個角色對當下的處境或解決辦法缺乏正确的認知——因此他會無法獲勝嘛。就像本片中的趙又廷，他其實并不知道要怎麼才能再次被王鐵梅接納，所以他嘗試了看起來荒誕的“讨好”：結紮、背誦上野千鶴子（時尚單品了屬于是），在我所看的場次中這也是笑聲最大的幾個橋段。

同時，這一理論其實更加強調在這個角色的認知下，做什麼說什麼是合理的，一個書中的例子是，在《土撥鼠之日》兩個卡車司機聽到正經曆着時間循環的男主問他們，有沒有感覺過每天在重複着一樣的事情，并沒有瞬間反應過來本片的設定“時間循環”，而是吐槽到“這不就是我們每天的工作嗎”。畢竟普通人不可能立刻相信這種超出常識的設定，而正是這種角色和觀衆之間的認知偏差，才會産生意外感，會讓我們覺得“好笑”。就好像漫才中的“直人”，觀衆需要借助他的不斷吐槽，來維持住常識的視角。也正是因為這個道理，在《好東西》中王鐵梅的需求也産生了喜劇效果。在被撕破内衣，場面似乎無法進行下去的時候，她卻隻是說了一句“要給年輕人機會”，既讓觀衆再一次認識到了她情緒的合理性，也通過反差的語言顯得十分有趣。同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漫長的季節》中，作為九十年代東北平民階級的黃麗茹，在聽到弗洛伊德後，本能的反應卻是問“弗洛伊德是誰？他分房了嗎？”這也是我們常常說演員“信念感”的原因。

另外，《好東西》中更值得一談的是，極其精心的人物關系設計。每個人物既有對照亦有互補。王鐵梅是單親母親，王茉莉是單親家庭下的小孩，小葉不被母親關心，小馬則是母親去世、父親糟糕到早已割斷關系，他們幾個人不斷碰撞，在戲劇矛盾中，王茉莉可以借小孩的純真，去彌補小葉缺失的贊美，王鐵梅可以作為單親母親作為“過來人”去關照幾個孩子，小馬又因為缺愛與王鐵梅走到一起。但他們幾人也可以相互調侃，讓觀衆會心一笑。就連小馬與趙又廷，都可以形成某種意義上的對照：兩人都想與王鐵梅在一起，都讀過女權書籍，因此産生了強烈的競争。而趙又廷時尚，小馬卻“顯老”隻通過看片兒來學習性關系，卻最終與王鐵梅建立關系，又何嘗不是一種小小的幽默呢。

因而，喜劇其實也可以轉變為正劇，隻要更側重于展示角色的脆弱與傷痛。就好像小葉以王鐵梅為偶像，甚至學習着潇灑獨立在一段關系中“灑脫”，卻終于引發矛盾、争吵，以近乎自殺的方式結束矛盾。這多荒誕，卻多合理。而不間斷的喜劇效果，也能夠沖淡這種嚴肅性，讓觀衆更容易接受主題，就像小葉被發現服下安眠藥之後要馬上打上繃帶，衆人以各種古怪的理由歸因于自己，小胡也立刻趕來發表“油膩”的講話“愛我便是”（當然他倒是很真誠），像是《小品的世界》一旦煽情就要馬上自我吐槽來翻包袱，不在悲傷中耽溺，這亦是喜劇。

我突然發現在豆瓣演職人員表裡趙又廷是演員名字，那個角色隻叫“前夫”。他可能姓王嗎，我不知道。

精緻的“sketch”

本片的許多橋段有一個有趣的底層設計：性别的互換。像是雌競變成雄競，像是在咖啡店小胡自覺成為了“插足者”。而本片中的一場場“餐桌戲”，就像是精巧的sketch，在有限的篇幅内圍繞一個game點施展着各種喜劇技巧。

像是王鐵梅、王茉莉與樂隊衆人吃飯的第一場，以“對月經的認識”為核心，拉出三位女性來一個個讨論，又借助三位男性反應的快速剪輯，直接建立了人物形象。

像是王鐵梅家中“雄競”的一場飯桌戲，以前夫和小馬的明争暗鬥為game點，玩了和面做飯、女權、脫衣幾番，十分順滑，又有着很強烈的舞台感。

像是王鐵梅、小葉、小胡在咖啡店的讨論，以王鐵梅小葉扮演情侶小胡自以為小三為核心，又做了争吵——鐵梅小葉分手——再和好三番，本身這一橋段又是包裹在看眼科——藝術展——咖啡店——自殺後的坦白這一個大結構之中的。

實際上，升番的概念本身源于相聲中的“三番四抖”，但在一喜二喜直到喜夜帶給我們的新喜劇“sketch”中，升番變得更為短平快，也更重視對game點的反複利用。雖然在sketch中不像相聲那麼重視叙事感和“底”，但其不加鋪墊不斷出梗的形式，也就非常适合用在電影的單獨某個場景中。而若再嵌套一個更大的“三番四抖”的包袱，就直接構成了電影的一條線。事實上，若把小葉小胡這條線拆出來看，其結構更像是小品，尤其是“近年來春晚”的小品，由誤會到和好。但事實上這也是種經典的結構，隻是春晚因為種種原因太過受限難以做出強烈的喜劇效果。而在一喜到喜夜的過程中，觀衆似乎也越來越偏愛叙事完整的作品。從一喜的父葬三毛，到二喜的自殺軍團再見老張，再到喜夜的八十一難、越獄的夏天，從形式上其實更趨近于小品，不再單純追求圍繞game點的無厘頭戲耍，這大概也是創作和觀衆偏好的雙向選擇吧。當然，這并沒有什麼問題。而當這些“小品”作為電影的一條條線被打散開來，彼此交織的時候，就構成了一個更為完整的故事。

另外，我也很喜歡本片中的場景設置。一方面，sketch本身就需要為game點找到合适的環境題材，例如《父親的葬禮》中的葬禮設置，《絕命雙子星》的審問場景，能夠順利地推進故事；另一方面，在《救貓咪》中曾提出過“遊泳池中的教皇”，當主教們要來找教皇商讨某些嚴肅到枯燥的事項，卻意外地發現教皇在遊泳池裡，而當觀衆還處在這種新鮮感中時，那些嚴肅的事早就交代完畢。所以，環境既是互動，是情節，也是吸引注意力的絕佳手段。就像公衆号編輯部在噴泉邊讨論，那兩次突然的噴水讓整段場景顯得很有趣，就像在小葉和王鐵梅在水果店中聊天，既是家務事的體現，又能讓小葉的反駁“戀愛又不是挑水果”顯得直接、生動。

說起來，本片中還有兩位一喜演員張弛，蔣易的參演，初看甚至隻覺得眼熟，見了兩遍才意識到是誰。當然，本片也讓我聯想到二喜中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作品《當一個女人決定退鞋》，同樣有着喜劇的輕快與尖銳的表達，最終“底”的清晰也都令人眼前一亮。

如何浪漫，如何自由

本片也揭示了新一代青年成長過程中的許多細節，例如種滿韭菜花草卻對通馬桶、做飯等家務一竅不通，例如通過某些影片學習性關系。另一方面，這種對實際生活的遠離又呈現出一種浪漫感，本片中我最喜歡的橋段之一就是聽聲音那段，将抖衣服甩幹水滴比作龍卷風，将洗衣機比作瀑布，不斷堆積的家務瑣事突然間迸發出巨大的想象力，體現出“遠庖廚者”的另一種視角，着實神來之筆。

而這種視角不斷延續着，來到最後livehouse的演出環節。在表演過程中不斷地和學校中的表演做着對比：livehouse裡的演出者彼此支持，觀衆可以舉着無比熱情，而在學校中隻是一場重複了無數次的排練，領導在緻辭後便匆匆離去，就連掌聲都是精心挑選的虛假。而這也同時講述了本片的另一個議題——如何自由。

對于小葉、小馬來說，他們的自由帶着一種僞裝過的逃避，一種高姿态的自我傷害。小葉借助酒精、借助安眠藥，又在性關系中僞裝着潇灑，這一切因為王茉莉“小孩”的存在而崩塌，她為了她戒酒、想看着她長大，在看眼科時扮成母親回歸了“家庭”這一可能被認為是束縛的結構。對于小馬，他的一次次反抗不過是拉黑對方，卻從沒有實際解決過問題，當然也是互聯網時代下成本極低的一種選擇，但也是一種單方向的逃離，并不“自由”。

因而，說到“自由”的答案，相比于“創立自己的遊戲”，我更傾向于片尾的的說法：“做一個小孩”。

所謂小孩，既是指王茉莉本身，也是一種狀态。對于王茉莉而言，自由是她慎重的選擇，她并未在體會過演出的成功後一路走向鼓手的方向，而是遵從了自己的内心選擇寫作，随着結尾“99”的紅批，這無疑也是暗含的一種褒獎，一種價值導向。就像是擊掌與打鼓，她掌控了節奏。而同時，她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所有人。作為孩童，她可以毫不設防地贊美他人，鼓舞她人，便是孩童視角獨有的一種純真與真摯。她雖有羞澀，但也願意不做觀衆，去閃耀去實現，去真正地嘗試并戰勝困難，這同樣是屬于孩童時期的一種“全能想象”。

同時，在我今年非常喜歡的另一部影片《從21世紀安全撤離》中也體現出這種價值導向，雖然角色換成了高中中二男生，卻也贊揚着屬于青春的勇氣與熱血。或許，在壓力越來越大的當下，在這個不斷以解構摧毀一切舊日道德的當下，“做一個小孩”反而是一種答案，去憧憬去夢想，高聲訴說“正直勇敢有閱讀量”并沒有任何問題。

最後，想寫點自己的經曆。我個人曾經參加過辯論社，打過一些比賽也看過一些相當“高規格”的辯論賽，但是在越來越覺得了解其門道與技巧的時候，還是放棄了辯論。因為突然感覺到空虛了。因為（個人看法）在國内，傾向于所謂“價值辯”而不是“事實辯”，而又因為辯題設置本身二元對立的關系，很多選手雖然口頭說着比較，實際發言卻隻是在陳述己方的利好和對方的缺陷。哪怕辯論本身隻要求辯手論述己方觀點，不要求在台上形成一個合理的結論（而把這件事交給觀衆），但這種論述方法無論聽起來還是實際操作起來都略顯極端，再加上地闆論（即極低的論證成本與淺顯得不能再淺顯的觀點、标準）橫行，使得很多辯論都變得非常空洞，變成了口号的比拼。就好比讨論内卷時，正方要拼了命說可以鍛煉能力，反方要努力說隻是無用功。在勝負的壓迫下深度的論述永遠伴随着成本，因此哪怕反方說“隻卷了ppt的能力”，正方也馬上要提出在什麼什麼場景下适用。就此，立體的表達被壓縮為平面上雙向的拉扯，雙方都隻是挑選最有力的觀點時，總難以從個體的實際感受出發。盡管有哲理辯這種以學理為核心的形式，以及一些側重于事實數據的比賽場次，但總體而言的讨論我覺得是劣化的，至少我個人很不喜歡。因為，我無法從中得到任何的“體驗”，而體驗本身又往往與具體的語境相關。所以，就像是《好東西》裡趙又廷言必稱上野千鶴子，這當然是一種進步，但看到他在飯桌上，在“雄競”中，難免就顯得虛僞。也像是互聯網上許多女權的讨論簡直是要徹底切割男性，但看到小葉說出“戀愛很正常”的時候，你會覺得這當然是合理的。

相比之下，這才是電影與小說的優勢，它提供給你一個人的處境，讓你一步步走進角色，去思考其處境與去處，有關乎自我的表達，反而也就不乏深刻之處。這是故事的魅力。

因而，我确實不喜歡這部電影中的許多台詞，顯得太金句，太說理，但并沒有“被說教”的感覺。可能因為我沒法完全共情到女性生活中更具體的處境，但在電影中，在每個角色具體的生活中，我都覺得觀點本身是合理的，也設定了這一議題下不同身份不同理念的角色交鋒，隻是這些台詞本身太書面化。

這反而使《好東西》成為一場我理想中的辯論，讓人物可以交鋒，可以互補，既有困境亦有力量。盡管這部電影的勝利方可能在一開始就确立好了，但在女權這一議題無限被極端化、對立化的讨論環境中，以激烈而合理的戲劇沖突，以輕松不失尖銳的戲劇形式，重新确立了這一議題的生活化映射與無窮可能。

Ps：以上對于辯論本身的看法完全是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