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狗陣》中，導演管虎對情感表達和叙事做了最大程度的“減法”，這也讓整部電影的脈絡尤為清晰：入獄十年假釋回鄉的二郎遇到被全鎮“通緝”的黑狗間産生羁絆的故事。
二郎，曾是風雲人物，“雜技團摩托車騎得最好的”“市裡獲過獎，弄過樂隊”。卻由于過失殺人入獄十年，從98年到08年，恰恰錯過了中國社會發展最快、變化最大的十年。待其返鄉，隻見人去樓空。在一個人口不大流動的小鎮上，他無疑是一個人盡皆知的異類，無論在大巴車、警局還是面館、巡防隊，所有人都在背後悄悄打量着他，說着“我們要一視同仁”，實際卻在宣告整個群體對這個“歸來者”的審視和排斥。
同樣，黑狗也是一個“邊緣人物”。在人類社會中，他咬傷多人，被判定為“疑似攜帶狂犬病毒”而被全鎮懸賞“通緝”；在狗群之中，它似乎也總是獨來獨往，而不和其它流浪狗一樣成群結隊四處遊蕩。
這兩個遊離在社會之外的人（狗），在一個風沙漫天的寒冷夜晚，在黑暗無人的戈壁上，蜷縮在一輛翻倒的小卡四處漏風的駕駛室中，相互取暖。後面一人一狗的羁絆，無論是十日隔離漸漸破除罅隙，還是幾次相互尋找、拯救，大約也正是延續這種孤獨、寒冷中的相互取暖。
影片中，二郎無疑是“失語者”，不僅是語言上的缺失，更是情感的克制。他極少講話，即便講也是寥寥幾字。這種簡省讓人物的塑造變得困難。其當下處境的根源——過失殺人——的信息隻能在他人的隻言片語中拼湊得來，而當年的實情以及二郎本人的态度和收到的影響，都沒有在片中得到清楚的交代。這導緻這個人物似乎成為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象征”，象征一種遊離在主流社會外的失語者，而非一個真實的人。而且，這個人物“邊緣”“失語”的标簽，似乎也主要是通過沉默和面無表情來塑造，而缺乏完整的邏輯根基。對于一個封閉小鎮上因過失殺人入獄的昔日風雲人物，所面對的種種困境似乎被影片輕輕略過：昔日朋友依然仗義相助，父親、鄰居、警官、面館老闆也展現出無甚分别的善意和接納，甚與胡屠戶間的“殺侄之仇”也接觸一次巧合絲滑和解。加上二郎自己的沉默，以及中景遠景客觀、冷靜的鏡頭語言，使得二郎這個人物的情感和動機顯得更加暧昧不明。如此一來，既沒有正面的情緒動機抒寫，又缺乏側面的環境渲染和背景鋪墊，二郎這個人物賴以成立的“格格不入”這一概念似乎顯得有些無病呻吟，矯揉造作。
然而黑狗的存在，又一定程度上填補了這種簡省帶來的缺失。在影片中，人離群索居，沉默寡言，單純善良卻與複雜的社會格格不入，猶如離群的獸；而黑狗機敏聽話，如通人性。在醫院，黑狗在二郎打電話時趴在父親床邊，俨然代替了二郎兒子的位置；而黑狗去世後，二郎在窗外緊張地看着黃狗産下黑狗後代，又可以視作代替黑狗成為“産房外焦急等待的父親”。一人一狗已不再是簡單的“主人-寵物”關系，甚至可以說，他們是同一的，是相互補充、解釋的互文。遵循這樣的思路，戈壁狂風中黑狗的呻吟恐懼即是人的恐懼，黑狗“人人喊打”的境況寓示着二郎作為“殺人犯”的尴尬處境，而當黑狗被巡防隊衆人逼入絕境殘忍抓獲，将要被送去“收容所”，也象征着巡防隊衆人對二郎這個異己的“圍獵”，昭示着二郎的孤立無援。
除此之外，通過對于時代環境的書寫，導演将一種更大的“情緒”加諸影片，從而使得二郎的“失語”在整部電影的情緒尺度上得以成立。整個故事被嵌入到中國社會一個頗具代表性和戲劇性的時代節點——2008年。北京奧運會，汶川大地震，奧運日食，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國社會在世紀之初經曆的巨大發展與變革，這些抽象的概念借助電影所選取的這一時期、這一地點得到集中的具象化展現。赤峽鎮，中國西北，屬甘肅酒泉市，地處茫茫隔壁之中，風沙、荒漠、風滾草形成了鎮子的第一印象。當電視機裡廣播着北京預備舉辦奧運會的盛況，熱情洋溢地宣講着新農村建設的政策，鏡頭下的赤峽卻呈現出一派寂寥衰敗。昔日的産油在資源消耗後走向衰頹（警官提到“油田的人走了之後，轄區也縮小了”），破敗的樓房、年久失修寥落寂寞的動物園和遊樂場、空無一人的大劇院，昭示着昔日的繁華與今日的衰敗。拉煤火車“哐啷哐啷”的聲音與悠長寂寥的鳴笛聲構成影片不變的背景音。時代車輪滾滾向前，如果說二郎是在社會發展中沒有趕上步伐的邊緣人，那麼赤峽就是時代滾滾浪潮中被遺落、被抛棄的一塊“荒地”。理想與現實的沖突之下，展現出一種不僅是個體的，也是社會的，時代的，蒼涼與失落。而這種蒼涼與失落凝結在二郎這個叙事的中心人物身上，使得人-狗-城（時代）形成互文，在情緒上相互強化和補充。
《狗陣》上海首映禮上，導演管虎說：“時代這趟列車，我們都趕上了，但總有人是沒有趕上的……我的攝影機就對準了他們。”新舊城鎮交替，有人倒下，也有人繼續向前。通過“人-狗-城”三者形成的互文，影片呈現了一種在高速發展的時代下被遺忘和遮蔽的個體生命，他們在奔向前方的人群中失落迷茫，然而無論幾次“掉下獨木橋“，他們中的幸存者終究還是要背上行囊，再次出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