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奇明在兩千米的高空靈活地翻身，失去重力的約束，人也許會感到真正的自由，但幾乎在片名出現後，“飛行”僅剩下空洞可疑的能指。
“飛行”和現實的關系太過極端，它如果不是一記刻骨銘心的警告，就立刻化身成救命稻草的模樣。我想過分執着于夢想也許的确會使人陷入艱難的境地，這是夢想家的必修課，放棄夢想意味着意義的終結，反之則要求諸多妥協，很少有那樣的機會，能夠一舉兩得同時背負夢想和現實的責任，飛出泥濘。終于響起激動的鼓點和煽情的音樂——“夢想還是要有，不論多荒誕，關鍵時候說不定能救命呢”，多少作者和觀衆秉持這樣的信念呢？那句反複引用的黑格爾成為真正的反諷，仰望星空的人背負沉重的枷鎖，成為獵奇的新聞，如果“飛行”不能換取救命的醫藥費，它要如何證明自己的價值?
夢想”二字平庸卻仍然極具分量，它必須找到稀奇古怪的載體才能與魔幻的現實截然對立，否則人們會問，這算哪門子夢想，長期置身擁堵的地面，我們對三米五的世界的想象顯得有些狹隘固執。“家”這種老派的前現代說法也許正是要制造陌生遙遠的距離(比如“小說家”和“寫作者”的區分），但這樣一張悲情而時刻閃現着主角光環的面孔真的能為懷揣夢想的現代人代言嗎？世界不是由夢想家、不理解夢想家的迂腐長輩、被夢想的光芒傷害的人、無條件的支持者和莫名其妙的反派組成，大家都飛行着，在各自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