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dy Corbet : «On a fait de notre mieux pour créer des expériences qui semblaient impossibles à vivre pour les spectateurs»

采訪的發布時間2025年2月5日

原文鍊接:https://www.troiscouleurs.fr/cinema/interview-brady-corbet-the-brutalist/

翻譯:Anima

威尼斯銀獅獎、三項金球獎、奧斯卡熱門、媒體盛贊……布拉迪·科貝特的第三部電影《粗野派》帶着傑作的光環登陸影院。一位在大屠殺後逃往美國的匈牙利猶太建築師(阿德裡安·布羅迪飾)在那裡遇到了一位大亨(蓋·皮爾斯飾演),後者委托他建造一座宏偉的建築。在這幅氣勢磅礴的畫卷之下,隐藏着對作品颠覆傳統、穿越時間能力的微妙思考。布拉迪·科貝特向三原色雜志(Trois Couleurs)暢談了這部宏偉巨作的非傳統的創作理念。

...

Q:無論從視覺上還是叙事上,《粗野派》都堪稱鴻篇巨制。然而,它的預算卻很低:不到 1000 萬美元。您是如何做到的?

這主要是因為我們采用了極少的鏡頭設計。大多數場景我們都隻拍攝了一到兩個鏡頭。通常情況下,拍攝的慣例是每個場景都要拍攝大約三十個鏡頭,然後在剪輯室中确定成片的樣子。拍攝本身并不耗時,耗時的是前期準備。我們每天大約拍攝八個鏡頭,并确保它們完美符合我們的預想。因此,我們能夠在三十三天内完成拍攝[對于這樣一部規模如此巨大、時長超過三小時的電影來說相當之短,編者注]。這種經濟的拍攝方式,劇本的精确性,以及我出色的助理導演Célie Valdenaire的不可或缺的幫助,都是這部電影獲得成功的關鍵。她和她的妻子(一位藝術總監)住在巴黎。她完全掌握了美術布景【le production design,将作品進行視覺傳達的所有要素,編者注】,知道搭建布景所需的時間。簡而言之,我們在開拍之前就制定了明确的計劃,而且從未偏離。

Q:您為什麼要選擇使用VistaVision攝影機進行拍攝,這台設備如今很少用于拍攝長篇電影,并且需要運輸大量的膠片箱,盡管它可以将電影以70毫米膠片的格式放映?

這台攝像機在20世紀50年代被發明。在我看來,它是将觀衆帶回 20 世紀中葉的理想工具。

...

Q:《粗野派》的視覺呈現氣勢恢宏,但其内核卻包含着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等元素。您是如何構思這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的?

對我而言,形式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我覺得現在已經沒有新的故事了,而叙事的方法才能改變我們與故事的關系。拍攝建築物非常困難,因為它是靜止的。在電影中,我們試圖呈現粗野主義建築【一種誕生于 20 世紀 50 年代的風格,強調垂直感和使用混凝土等原始建築材料,編者注】:因此需要更因此需要大景别、更具有壓迫感的鏡頭,同時保持極簡主義與極繁主義之間微妙的平衡,它們像拔河一樣相互較量。觀衆不一定能看到作品中蘊含的深意,但他們能感受到。我認為這就是優秀詩歌的本質特征。實際上,它相當直接。例如,我非常喜歡保羅·策蘭【1920-1970,他被認為是戰後最偉大的德語詩人,編者注】和英格堡·巴赫曼【1926-1973,奧地利著名詩人、作家,曾與策蘭保持戀愛和藝術關系,編者注】的作品:他們的文字非常直接,卻又包含着一絲神秘感。他們的有些表達的結構需要一把鑰匙才能理解其含義。這就是我腦海中揮之不去的,這種非常明确的事物和更為神秘、奇異的地方之間的平衡。

Q:影片一開始的長鏡頭令人印象深刻,鏡頭跟随着主人公穿梭于一艘擁擠的輪船狹窄的走廊中,船上擠滿了像他一樣由歐洲移民而來的人們,最終鏡頭定格在倒置拍攝的自由女神像上。您是如何構思這個鏡頭的?

...

我拍攝開頭的最大靈感來自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美國建築師,編者注】設計的住宅:你将首先進入一個沒有窗戶、天花闆很低的房間,然後爬上樓梯,到達一個像大教堂一樣開闊的巨大空間。這就是我腦海中的想法:我想讓我們跟随着主角從逼仄船艙深處走出來,來到開闊的甲闆上,營造如同身處賴特的建築中的視覺體驗。這正好是《粗野派》如何表現建築空間的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

Q:《粗野派》在去年九月份的威尼斯電影節上的最初幾次放映之後,許多記者都驚呼一部“傑作”(chef-d’œuvre)誕生了。您對此有何反應?

你知道的,最好不要輕信贊美之詞。因為如果你開始相信贊美,那麼你也必須傾聽所有的負面批評。那會帶來很多幹擾。我盡力不去設想人們會如何解讀我的電影。如果你給解讀留下太多空間,那同樣也會給誤解留下空間。我不能接受誤解,即使我非常想澄清一些我認為在電影中被誤解的地方。我很想能去觀衆的客廳,校準他們的屏幕,讓他們以我認為正确的方式觀看電影。但這是一件公共藝術品。你必須放手。而且,如果一旦有人開始說這是一部傑作,就會招緻一種逆反心理:不喜歡這部電影的人會開始真正憎恨它。而且,現在說起這些還為時過早。我們需要多年後才能知道這部電影的生命力如何。也許二十年後它仍然留在觀衆的記憶中——我當然希望如此。我們創作【原文為:bâtit,有建造、修築之意】作品,就是希望它們能夠流傳下去。

有趣的是,我的下一部電影非常激進,我很确定它不會受到多少評獎人的垂青,因為它在性方面非常露骨【他和他的妻子兼聯合編劇Mona Fastvold目前正在籌備《Ann Lee》,一部由Amanda Seyfried主演的關于震顫派宗教運動精神領袖的音樂劇;以及一部以 1970-80 年代為背景的恐怖西部片,講述了在加利福尼亞的中國移民社區,編者注】。我們有可能會得罪太多有權參與奧斯卡評選的人。但這不是我們拍攝這些電影的目的。獲得這些獎項的唯一好處是不外乎一點職業保障。畢竟,我們都是自由職業者,無論是藝術家、電影制作人還是記者。這部電影的獎項将在未來兩年讓我的生活輕松一些。《粗野派》影響了我的身心健康。我每周工作七天,直到現在也是如此,仍然沒有完成,這實在要花費太多心思……我希望這能讓我有更多的錢、更多時間、空間和平靜來考慮下一步。讓我的工作日短一些,找回我的周末,就這樣。

Q: 您對于“傑作”的定義是什麼?

我覺得,我總是能第一眼就認出所謂的“傑作”,像這樣的情況大約一年發生一次。我覺得去年馬蒂·迪歐普的《達荷美》就是一部開創性的紀錄片。一部“傑作”可以有許多種形式,它可以非常小也可以非常大。我拍攝電影時喜歡宏大的規模,但同樣也喜歡那些心思細膩的私密的作品。維倫紐瓦在制片廠體系内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話雖如此,我感覺現在看到的傑作比過去少了,過去十五到二十年在流媒體的沖擊下而變得艱難。這就好比Spotify對于音樂産業的沖擊。

如今我身邊的音樂人都是最貧窮的藝術家,即使是那些被認為最成功的。獨立電影制作人也一樣。他們勉強能支付房租,即使是那些電影入圍奧斯卡最佳影片的電影制作人。這真是荒唐。這是因為商業模式的巨變。我認為,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逆流而上,否則我們就會把我們的文化讓給算法,而這些取而代之的算法很可能隻會生成一堆毫無意義的自我重複【des ouroboros de merde:一種自噬的蛇或龍的,編者注】。

Q:你在考慮阿德裡安·布羅迪來飾演這個角色時,是否聯想到了羅曼·波蘭斯基的《鋼琴家》(2002),他在其中同樣扮演了一位從大屠殺中幸存下來的東歐猶太藝術家?

...

我自從上映以來就還沒有重看過這部電影,但我記得它是一部很棒的電影。阿德裡安·布羅迪還與托尼·凱耶(Anthony Kaye)、肯·洛奇、安德魯·多米尼克、韋斯·安德森等人合作過……我覺得他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他是一位非凡的演員。他讓我想起了格裡高利·派克(Gregory Peck),他看起來像是另一個時代的演員。而且,選他出演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角色是匈牙利人,而阿德裡安的母親在1956年的革命期間逃離了匈牙利。這是一個自然的選擇。

Q: 您在影史上最愛的一部電影是什麼?

我想大概是《安德烈·盧布廖夫》【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導演,1966年,編者注】。但很難說……我也非常喜歡希區柯克,我青年時就非常崇拜他。他的很多電影我都看了三四十遍。我喜歡非常确鑿無疑而又雄心勃勃的電影。《安德烈·盧布廖夫》就是這樣的一部作品,它讓人感到難以置信它的存在:當你走出電影院時仍然會沉浸在剛剛看到的畫面中,這是世界上最好的感覺。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努力創造那些觀衆覺得無法實現的體驗,為了突破他們對電影的預期,也為了電影本身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