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卡特林·特拉特納（Kathrin Trattner），德國不來梅大學宗教學與宗教教育研究所暨媒介、傳播與信息研究中心科研助理（博士後），主要研究領域為宗教、文化與媒介（特别是遊戲與電影）。
原文刊載于奧地利《标準報》（Der Standard）“宗教學博客”專欄，鍊接為https://www.derstandard.de/story/3000000214413/die-religionsgeschichtlichen-hintergruende-von-des-teufels-bad
原文作者與譯者對本片的評價互無相關性。翻譯未經原文版權方授權且疏漏頗多，謝絕直接引用。
18世紀中葉的上奧地利地區（Oberösterreich），一位手捧嬰兒的婦女站立在瀑布邊緣，親吻、撫摸着小生命。隻要觀看過維羅妮卡·弗蘭茨和賽佛林·費奧拉新作《惡魔之浴》的預告片，任何人都能猜到之後會發生什麼。本片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講述着一個鮮為人知的曆史現象：在啟蒙運動初期，特别自1650年起，德語區頻繁發生被18世紀法學家稱為“間接自殺”（mittelbarer Selbstmord）的案件，即謀殺的目的在于使自己被處決，從而逃脫直接自殺所帶來的永世詛咒（ewiger Verdammnis）。在 400 多起有檔案留存的案件中，相當數量涉及女性，而且受害者往往是孩童。
來自曆史的驚悚
維羅妮卡·弗蘭茨和賽佛林·費奧拉的第三部長片再次突顯了母親身份/母性（Mutterschaft），而這一主題在二人的恐怖片首作《晚安媽咪》中已發揮了主導作用。《惡魔之浴》的靈感源自一期播客節目，後曆經十年的不斷發展。本片于今年二月的柏林電影節榮膺銀熊獎，近期又在奧地利對角線電影節（Die Diagonale – Festival des österreichischen Films）上收獲頗豐。本片值得一看的原因不僅在于馬丁·恰吉令人印象深刻的攝影技術以及安雅·普拉施格、瑪利亞·霍夫斯塔爾和達維德·沙伊德的精彩表演，更在于其中對宗教史與法制史學術研究的密切關注。
本片的核心人物是新婚妻子、年輕的Agnes（安雅·普拉施格飾）。她在新婚丈夫Wolf（達維德·沙伊德飾）的生活圈子裡備受冷落。那是一個沒有溫情的世界。在強勢婆婆（瑪利亞·霍夫斯塔爾飾）的注視下，Agnes日複一日地辛勤工作。而她作為年輕女性的敏感和虔誠卻無法得到理解。Agnes逐漸脫離現實，陷入一種惡性循環。最後她發現無路可走，隻能面對與那位被處決者相同的結局，成為山坡上陳列着的另一座戒碑。
“代理自殺”（Suicide by proxy）：間接自殺現象
曆史學者凱茜·斯圖爾特（Kathy Stuart）的研究在《惡魔之浴》的曆史考據部分發揮了核心作用。她于2023年出版的著作《近代早期日耳曼的代理自殺：犯罪、罪過與救贖》（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Crime, sin and salvation）[1] 談及了上奧地利的埃娃·利茲費爾納（Ewa Lizlfellner）案，而《惡魔之浴》在很大程度上改編自該事件。根據上奧地利州檔案館的法庭文件，1761年11月，上奧地利地區年輕女農民埃娃·利茲費爾納将一名兩歲的男童扔進了特勞恩河（Traun）的湍流裡。随後，她供認了自己的重罪，并要求被處決。該檔案還顯示，利茲費爾納幾個月以來多次向家人表示，自己不願繼續活下去。[2]
...這些現象在18世紀也被稱為“因厭倦生命而謀殺”（Mord aus Lebens-Überdruss）。[3] 斯圖爾特則使用“代理自殺”這一概念，以強調該重罪的交易屬性。[4] 這些謀殺的實施都基于特定意圖，即“賺取”（殺人者）自身的死亡。斯圖爾特認為，孩童是最常見的受害者，因為（人們）相信，尚無罪過的孩童在往生後必能得到救贖。與直覺相悖的是，謀殺無過錯孩童并因此被處決在罪過上比自殺更輕。自教皇奧古斯丁（Kirchenvater Augustinus）将自殺與《聖經》第五誡“你不可謀殺”建立直接關聯起，自殺就被天主教教義視為大罪（Todsünde）。
利茲費爾納行為背後的邏輯在于忏悔的可能性。正如斯圖加特的解釋：“無論所犯之罪多麼令人發指，忏悔都會帶來赦免。這種處決儀式的宗教框架意味着可憐的罪過之人的死是一種善終（a good death），甚至是基督教末世論中的受祝福之死（a blessed death）。” [5] 自殺将招緻永世詛咒，因為犯下此種大罪者已無法忏悔。“間接自殺”則提供了獲得救贖的可能性。
一種天主教的（女性的）現象？
斯圖亞特在書中分析的案件并不限于天主教地區。在新教地區，這類出于自殺意圖的孩童謀殺案件甚至出現得更早，且留有更多的檔案記錄。[6]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案件都是在獵巫（Hexenverfolgung）接近尾聲或結束後才逐漸出現的。斯圖爾特認為：“當法院不再被獵巫工作占據後，這些基督徒新實施的儀式謀殺案才重新出現在案卷中。獵巫的叙事為自殺式孩童殺手提供了文化模闆。” [7] 盡管此時歐洲的獵巫已基本結束，但其曆史與自殺式孩童殺手的曆史密不可分。
一方面，殺嬰往往被歸咎于女巫以及其他被教會宣布為敵視基督教的人群，比如猶太人。另一方面，正如斯圖爾特所解釋的那樣，在歐洲獵巫的過程中也可以發現間接自殺現象。直到17世紀末，自我供認女巫身份仍是女性自行招緻處決的一種方式。然而，根據斯圖亞特的說法，這些非暴力的間接自殺在17世紀晚期漸趨被出于自殺意圖的殺嬰行為所取代，這主要是因為法院往往不再采信沒有證據的自我供認。[8] 而一名被謀殺的孩童則無論如何都是可招緻處決的确鑿證據。
盡管處于自殺意圖的殺嬰行為并非純粹的女性現象，但受其影響的女性卻不成比例（得高）。檔案記錄顯示，受害的孩童也主要是女童。斯圖爾特指出，從16世紀中葉開始，女性尤其受到“來自威權一方的嚴格社會規訓” [9] 。因此，在曆史學研究中很少受到關注的“代理自殺”現象，是宗教教義、對抑郁情緒強烈的文化敵意 [10] 和普通人以異乎尋常的方式利用刑事司法（等因素）以極其複雜的方式相結合（後的産物）。[11]
惡魔在細節中
《惡魔之浴》的曆史考據工作并不局限于分析那些“代理自殺”的案例。正是對曆史細節非比尋常的熱愛，才使得本片如此特别，同時又如此壓抑。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如做飯時的祈禱主禱文作為時間刻度，也是營造黑暗曆史時期氛圍感的重要基石。在《惡魔之浴》中，弗蘭茨和費奧拉不僅講述了一個在曆史學研究中鮮為人知的現象，還選擇了一個特殊的切入角度。通過這種方式，她們讓“農民階級中的女性 – 在那個時代中不被看見和聽見的人 – 發出了自己的聲音”。[12]
[1] Kathy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Crime, sin and salvation. World histories of crime, culture and violence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3).
[2]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74.
[3] Jürgen Martschukat, "Ein Freitod durch die Hand des Henkers: Erörterungen zur Komplementarität von Diskursen und Praktiken am Beispiel von "Mord aus Lebens-Überdruß" und Todesstrafe im 18. Jahrhundert."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27, Nr. 1 (2000): 53–74.
[4]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8.
[5] Ebd., 18 f.
[6] Kathy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Public Execu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1, Nr. 3 (2008): 413–445, 421.
[7]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33.
[8] Ebd., 37.
[9] Presseheft Des Teufels Bad, https://filminstitut.at/wp-content/uploads/2020/07/DTB_DesTeufelsBad_Presseheft_240125.pdf
[10] Lyndal Roper, Witch Craze: Terror and Fantasy in Baroque Germany (Cumberlan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93.
[11]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445.
[12] Berlinale, "Des Teufels Bad", https://www.berlinale.de/de/2024/programm/20240682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