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出現這種可以讓評論打成一片,劃分兩極陣營的A級制作了。争論重心大概在于:在代差事實下劇情設定是否合理?/打擊作戰計劃是否具備現實可行性?….或歸根結底,不妨把話說明白點:現代性和反現代性的現代性可能的沖突中,你站哪邊?

這幾乎是所有propaganda電影在觀衆處所面對的最直接的拷問——影像背後的意識形态幽靈和影像發生的戲劇性的道德力量,是抓住其中的分歧性因素,還是完整地用包涵其内涵緊張力量的整全視野收編之。當然這樣的電影之所以收獲廣泛讨論,也正是它們直接拷問觀衆——你所相信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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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性質的“國防文本”及其意識形态内涵

相比前作,并不能看出續集高出的0.5在何處。除開數碼攝影和特效,幾乎完全不能抗衡斯科特的系列處女作。按照續集的書寫,幾乎可以看到第三部的走勢:(當然,此片續集與否取決于上層對于美國國際形勢的判斷)洛奇-奎迪式的男性繼承人之間的意識形态傳承和相互成長,以此為紐帶的對傳動價值的呼喚和對于全球戰略的不同曆史書寫。

《裡根主義的夢遺》,早在第一部top gun上映的32年前,凱爾納就如是稱呼之,并指出其内涵露骨的“走向海灣戰争”的傳播号召。跨越冷戰模型的續集,同樣秉承前作的擴展性體态,但在全球戰略收縮的背景下,更似乎成為了對于回到“裡根主義”的一聲呼籲而非立足于其的對于第三世界政治的讨伐檄文,不論這種質感的流露是否是創作者的有意為之。不過不能忽視的是,此片作為系列續集,與前作竟相隔32年(不僅因為斯科特的意外去世,也與美國國防部的需求度相關)在相同主角的故事線下繼續行進卻經曆了極為漫長的曆史時空跨度。尤其蘇聯的解體,完全颠覆了70年代以來蘇攻美守疲軟期好萊塢的寫作模式,在30年後如何為湯姆克魯斯重新找到角色定位和社會基礎就決定了影片的成敗。上述對于影片“鄉愁”質感是否有意為之的探讨便來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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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志淩雲與廉頗老矣并非不可調和,如何為老兵形象尋找精神性的定位,是類型能否發揮功效的關鍵。

同樣的困境,科波拉曾在教父系列第三部的續集拍攝時面對過:相比前作第三部足足跨越16年,如何讓舊文本面對當下性、如何建設系列的情緒聯系成為問題所在。科波拉坦誠,其找到關鍵方法便是“懷舊”。因為十六年的跨度足以支撐起極富彈性的時空分野,也為影像内外依靠其建立的“物是人非”的悲劇性叙事提供了現成條件:主角的年齡變化甚至病故、環境空間的蝶幻、意識形态及影響影片被感受的外部政治空間的更叠、親情代系延續的…在代來困境的同時,長時間跨度實際上為文本天然地确證了更多的解讀可能。

即或可以這樣描述:《壯志淩雲·獨行俠》的“鄉愁抒情”質感,來自其自身具備的時間跨度。這或許是更體面的解釋,美國官方顯然不希望一部征兵宣傳片帶有“想當年金戈鐵馬”的暗喻。但在導演處理上,顯然并沒有最大限度将這一因素帶來的戲劇力量上消極和折扣排除。在找不到除色情魅力和“超驗的美利堅精神”号召之外的其他手段的情況下,此片提供的對于有關家庭、作為男性之間關系的父子關系及家族延續等令人熟悉的保守派價值觀再次幹巴巴地現身。

與32年前的情況不相同,彼時從反文化到新保守主義的過度反而讓影片呈現出“撥亂反正”的帶有先鋒性的合理。克魯斯一代嬉皮士時期成長起來的銀幕形象被主流價值收編也帶有形象上的突破。而在今日保守主義大行其道的北美,繼續強化這一保守的意識形态語碼反而呈現出了疲軟的言外之意。面對這樣的困頓,影片很可能有所突破——用“承認政治”的激進派語法給出在保守主義監督之下的“可承受”的“逆反”“出格”的解讀空間,由此壓制影片内涵描述帶來的情緒上的枯燥和微妙的偏差,讓對于此片文本的“意識形态抵制者”們在情緒力量的不斷沖擊下繳械。可惜本片并沒有做到,顯然,傑利·布魯克海默仍然堅持着他八十年代以來的“布熱津斯基式操守”。

那麼當評價中出現了諸如對此片種種有悖現實情節的诟病時,就足以說明,《壯志淩雲·獨行俠》的plot discourse,沒有在情緒立論上說服所有人,以至于,他們将目光放在了銀幕之外的空間裡,去找尋批判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