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讓我評選一部最名不副實的影片，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死亡詩社》。
先從直觀感受上來談我對它的厭惡吧。我看這部電影的時候三度感到強烈的不适，第一處是Keating命令全體學生撕掉前言；第二處是Keating把學生挨個攆上台，學生困窘不已，我的不适感在Keating抱着Anderson轉圈圈的那一刻達到了頂峰；第三處，哦，親愛的Keating啊，他把英語課上成了體育課，要求學生排隊念詩踢球，有如傳銷組織開勵志動員會。
Keating教授正好就是馬克思韋伯提過的領袖型教師，我一直覺得站在講台上對着學生扮演先知其實是非常雞賊的事情，“畢竟在一個聽衆——甚至連持相反意見的人——被迫保持緘默的場合，表現自己堅持信念的勇氣，是太方便了些。” ——摘自豆瓣用戶“小波福娃”的影評
Keating想來“本意是好的”，想要引導學生追求自由，追求個性；可是，他組織的這三次活動，難道就是追求自由、追求個性嗎？Keating作為任課老師，來要求學生們這樣做或那樣做，本質上，他無非是作為權威向學生們發号施令，要求他們去“追求自由”。這樣一來，所謂的“反抗權威”全部成了反諷，因為他們事實上隻是換了一種服從權威的方式而已。Keating用和其他老師别無二緻的說教，告訴學生們“浪漫主義好，現實主義壞”，要求他們撕書，煽動他們“反抗”。Neil在他的言傳身教下，貫徹了“撕書”這種極端化的反抗手段，最終不可避免地選擇自戕。誰能說這其中沒有Keating的一份責任？如果他所教授給學生的觀念核心即是“第一，要反抗；第二，極端地反抗”，那麼這些學生怎麼可能不受到負面的影響？
我并非一個信奉紀律與秩序、規訓與懲罰的集體主義者。然而正是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我更對這種以“追求自由”之名對大衆行洗腦蠱惑之實的行為深惡痛絕。影片内Keating對學生起到了這種效果，這部影片對其觀衆也起到了這種效果。“媚俗”的手段是屢試不爽的，upper class青年集體反抗老一輩upper class的橋段不是很令人欣賞的麼？學生們站在課桌上反叛傳統挑戰權威的鏡頭不适很鼓舞人心的麼？但是很遺憾，我不欣賞，我沒有被鼓舞到。我不喜歡這部影片，我不認同這部影片。
我不認同它的世界觀。我不認為這個世界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不是莎士比亞和惠特曼，就是庸俗的現實主義。詩歌憑什麼要被貼标簽，被政治化，被扯入你們所認為的體制與自由的對抗中去？詩歌為什麼不能超乎二元對立之外，真正地作為發創造美、表現美、傳遞美的藝術？那些虛僞的矯飾并不會使詩歌更加高貴，而是亵渎了詩歌。更何況，作為一名教師，全憑個人喜好教學簡直是不可理喻的。我喜歡浪漫主義就教浪漫主義，厭惡現實主義就跳過，甚至撕書，這怎麼能被容許？假如我是教數學的，我喜歡概率論就教概率論，厭惡線性代數就不教線性代數，這難道對學生會有哪怕一丁點兒好處？
我不認同它的價值觀。自由絕不等于喊幾句反叛的口号、做幾件與衆不同的事情。我們應該追求自由嗎？當然應該。我們應該離經叛道嗎？這是個人的選擇。如果要求我們一定要離經叛道，那根本不是自由，那仍然是規訓。強迫所有學生撕書，這絕非自由，我可以選擇撕書，也可以選擇不撕，這才是自由；我可以欣賞浪漫主義，也可以欣賞現實主義，這才是自由；我甚至可以支持conservatism，批判liberalism，但當我鼓吹conservatism的時候，我是自由的。自由是且隻是選擇的權利。
我不認同它的方法論。不認同現實主義難道就一定要把那幾頁撕掉？每個人難道就一定要站在台上，把自己的内心揭開來，把心聲不作保留地向大衆宣洩出來？學習詩歌不一定要愛上詩歌，好比我從來都不喜歡數學，但不學數學是不可能的；愛詩歌不一定要像Irwin Ginsberg那樣狂熱地展現，我當然可以選擇含蓄地愛它；對于我不欣賞的詩歌，我也沒有必要徹底地予以唾棄，我照樣可以從中獲取有益的閱讀經驗和文學營養。
我愛詩歌，更愛自由，但我不愛這部電影。其原因正是“我愛詩歌，更愛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