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老師、到母親、到村口抽煙的老頭、到幹了四十多年木工的木匠，好像人人都在講“道德”，講“規矩”，講“道德”和“規矩”對于人與社會的價值和意義。所謂“道德”，不過就是“威權”的代名詞罷了，它通常用柔性（不得已時也用剛性甚至烈性）的方式，對個體進行規訓與懲罰，其目的則在于社會秩序的建立和維護。在人人都講道德的社會裡，往往充斥着隐形和顯性的各種剝削，這種剝削除了互相消耗人的創造性和自由力，以及讓剝削者（通常不是業務能力最強的）享受到道德紅利和道德快感之外，别無益處。因為，“道德”的定義通常被張口閉口“講道德”的人所壟斷——他們包括權貴和長輩。前者是地位和金錢賦予的壟斷權，後者是年齡和資曆賦予的壟斷權，二者都是“威權”。“威權”的社會，往往是充斥着“胡子（男人）”和“白發（老人）”的社會，因此整個社會裡都彌漫着腐爛和衰朽的氣息。新鮮、溫柔、優雅、精美、豐富、自然，這些富有女性色彩的人性之“善”被單調的“胡子”和“白發”一一澆滅。然而，越是金字塔的社會，道德越是受到熱情的弘揚，因為它是維護既定秩序之穩定的有效路徑。在宗教國家裡，道德會借助神的名義；在世俗國家裡，道德則以偶像的面目示人。“神”是God，“偶像”則分兩種：“榮譽（Glory）”和“金錢（Gold）”，三個“G”推動着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綿延。然而無論是“神”，還是“偶像”，殊途而同歸，大抵也差不多。孔子作為屹立千年的“偶像”，是一個很講“道德”的人。他張口閉口就說什麼“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罵宰予不守“三年喪禮”時則大失其态，跳腳說“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撇開邏輯不論，滿滿的“道德指控”。其實他所痛恨的，無非是“禮崩樂壞”；而想恢複的，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烏托邦理想，差不多約等于“治安最好”且“最講道德”的社會。這種社會，當然算不上壞的社會，但是不是古希臘先哲們争論不休的最“善”的社會呢？
2023.02.18 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