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湖》映后丨流淌的家庭记忆，代际的温情回响

2025年11月20日晚，第二届35mm影评人周闭幕片《翠湖》在合川校区万画影城进行展映。这是一部关于生活在昆明翠湖畔的典型中国三代同堂家庭的故事。影片获第二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亚洲新人最佳影片，第十二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和最佳男演员。映后，导演卞灼与35mm影评人周评委会主席周黎明，以及现场观众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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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记到影像：以家族之“实”，写爱情之“真”

周黎明：首先，我想问一下这个故事多大比例上是你自己家庭的、朋友的、或者亲戚的故事，又有多大的是虚构的？

卞灼：基本的人物架构和人物关系是真实的，这和我自己家庭结构有点类似，但故事的真实度大概就是30%，其他70%都是虚构出来的。

周黎明：我在看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你应该很喜欢契诃夫，因为他的家庭剧就是几代人在类似的场景里面，表面上看非常平淡，没有戏剧冲突强烈的内容，但是只要看进去了，就能体会到里面的一些内涵。我今天有一种更强烈的感觉，就是这部片子骨子里其实是个爱情片，只不过女主角是外婆。这个设计很巧妙，外婆在开头出现了一个背影，在最后一场很简单的戏里又出现了，但是她其实无处不在，只不过都是在一些很零碎的小细节里，比如我们从外公的回忆里面，从他香港朋友的回忆里面，能够串联起他们相识相爱，以及共患难的那些情节，他们的爱情给观众留下非常深的印象。这种拍摄手法我觉得是很中国的，虽然不写实，但通过别的方式，比如你的影片里用了大量的镜子以及玻璃反光，折射出外婆的形象，这样的手法反而让观众难以忘记。你是故意这么安排的吗？

卞灼：对，但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这部电影是一个爱情片。

周黎明：因为电影里面的爱情特别令人动容，尤其是最后那场婚礼，我在第一遍看的时候，就觉得这场婚礼是外公的婚礼，只不过形式上是现代的，因为那场戏大量的镜头不是给那对新人，而是都给了外公。我从外公的表情里面，知道他回到了当年第一次爱上外婆时的那种心态，因此这是我看到的最巧妙又最感人的一场婚礼，它并不是关于台上的新人，而是关于观众席里面的一位老人。我在看到结束之前的时候其实在想电影可能会有悲剧发生，比如说外公去世、外公有什么噩耗，但我想象不出来这个故事该怎样去结尾。但是你的结尾让我有一点小惊喜，因为像这样静悄悄的，貌似很平淡的故事结尾是不容易做好的。从我第一次看就觉得这场婚礼真的是出乎意料，所以最后的场景是他们两个人最初相爱的一个折射，这个是我觉得它从深层来讲是爱情片的原因。

卞灼：谢谢周老师能够看到这一点，我有一种被理解到的温暖感。因为确实外公看婚礼，他不仅仅是看后辈执子之手，他其实也想到了自己与子偕老的那一部分。电影最后在竹林的梦境里，有一双很大的手部特写，这跟台词包括音乐是搭在一起的，直到音乐绵延那一刻再停止，它们都有这样的意思，所以谢谢周老师的理解。

周黎明：我了解到你是三代里面最年轻的一辈，那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为何能关注到长辈的内心世界，是有什么特殊的机缘巧合吗？因为作为一个年轻人想要去理解长辈，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跟长辈要理解年轻人一样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卞灼：其实一开始这个创意出现的时候，是因为我看到了外公去世以后留下的日记本。但是后来剧本进行到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我想通了一件事情，其实我拿他的日记本不是来做我自己的表达，而是我更想要替他们去说一些他们没来得及说的话，或者说他在我们的家庭关系里面，不太好去表达的一些情绪。因为一开始的前几个版本可能是完全站在我的立场上看待这些事情，并且夹杂了很多外公留下的对身边环境的不满和痛苦的情绪，所以写到后来我想明白了，我不想要再拍一个痛苦的家庭片，外公写这些和我拍摄都不是为了寻求痛苦，也不是为了去虐待自己或者虐待别人。我们之所以描述这些痛苦，是因为希望能够获得快乐，获得幸福。所以基于这样的视角，我重新在原有的剧本上面做了改动，所以说之前的剧本我会说70%-80%是比较尊重现实的，但现在反过来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才是真正的尊重外公想要说的话。外公这一辈的人，他们做事的方式跟他女儿这一辈就很不一样，跟孙辈就更不一样了，这个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时代造成的。那个年代交通、通讯以及整个大环境就跟现在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看他们的爱情故事跟看《白蛇传》《梁祝》一样，都认为是刻骨铭心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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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黎明：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里面，三个女儿之间的沟通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虽然影片中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也有很多温馨的情节，比如说外孙女看似很叛逆，穿父母认为的奇装异服，但在我看来这个女孩已经很乖了，她做一桌菜，打扫卫生，她的叛逆是浮于表象的。那你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家庭的代际冲突是典型的吗，是和谐的吗？

卞灼：我觉得其实是比较典型的，也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破碎的家庭。其实我在做影片的时候也想过一个问题，现在很多时候原生家庭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我们经常在家庭里产生的矛盾，我个人觉得不是真正的矛盾。这个问题其实在于上一辈人他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这一辈人，我们这一辈人也没有办法理解他们那一辈人，毕竟时间和年代不同，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跟父母有了矛盾，或者我们做了一个叛逆的事情，我们真的跟他们完全变成两种不一样的人。其实大家还是因为希望能够有一个和家人更良性的互动和发展，所以我没有试图解决问题，我只是把我看到的故事放到电影中。有的时候父母总觉得小孩不太懂事，小孩不听父母的话，但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和以前的生活环境确实不一样。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信息跟以前相比是成倍的增长，所以我们要解决的难题跟他们那个时候的难题也完全不一样，因此我更多的是希望这个片子能够给大家带来思考，多一些理解，多站在其他人的立场去思考问题的可能性。

周黎明：但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年轻人到了放假的时候都知道应该回去多陪陪父母，多陪陪老人，但实际上跟长辈待在一起的时间通常就十来天，如果超出这个时间就会觉得难以忍受。不是说他们不好，不是说长辈不爱你，就是他们那种表达方式跟下一辈人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比如说他们非常的唠叨，他们的边界感跟后辈的边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个影片里面这些不一样都做了比较温情的处理，尤其是外公和女儿之间存在矛盾，但他和孙辈其实挺容易沟通的，这在现实生活中也很常见。不过我观察到，很多年轻人对长辈会很客气，表面上做得周到，却很难像影片里那样真正留住外公，大多只是做做样子，毕竟隔了一代，彼此会更客气，也会多留些余地。

卞灼：您刚提到的边界感的问题很有意思，我一直都在和父母的边界感作斗争。我就举个不太文雅的例子，我初中时有件事记忆犹新，我蹲马桶的时候，我妈突然推开厕所门，手里端着一盘水果说：“给你切了点水果，一会出来吃”。我当时觉得这事儿又恐怖又好玩，把它无限放大，就有点像我很喜欢的一部欧洲电影《博很恐惧》里的亲子关系。但如果淡化处理，一笑带过，就成了《翠湖》这种相对轻巧的表达方式，不过这并不代表问题不存在，关键是怎么呈现。

我和外公之所以特别亲，甚至真正认识中国近代史，都是从采访他开始的。我以前特别不喜欢读历史，后来专门跟拍了他几天，让他对着摄像机讲自家的故事：他的籍贯、小时候的经历，还说到他们家早年在上海开毛巾厂，后来日本人打过来炸了厂子，一家人纠结是逃去香港、云南还是别的地方。从这件事，他又给我讲起庞大的家族史，直接牵扯到1949年前后，我们家的历史其实完美融入了历史书上的中国近代史。所以对我来说，外公不仅是情感依托，更是我认识世界的途径，也是那时我才真正明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含义。现在只要有机会，我就特别愿意和老年人聊天，他们的倾诉欲比年轻人、中年人强太多了，虽然有时说的是无用信息，但更多时候，当他们聊起自己、家庭和过往，你会觉得像翻开了一本小小的史书，这是我这些年很大的收获。

周黎明：现在网上关于年轻人如何对待家庭的观点很极端，一边鼓励“常回家看看”，另一边则控诉原生家庭。我喜欢这部电影的一大原因，就是它没走极端，而是选择了中间路线——既不回避家庭矛盾，又努力寻找代际沟通的方式。你是一开始就这么想，还是因为自己的家庭本就如此？或是站在更高的观察角度，觉得现代社会需要这种沟通能力，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

卞灼：沟通肯定是必要的。我家的情况就像我刚举的例子，蹲马桶时妈妈推门进来，这事儿后来想想，归为原生家庭伤害也说得通。我和父母的关系也像您说的，过年回去待两周就觉得不耐烦，但这事儿没法解决，极端态度更解决不了，所以我创作伊始就没打算解决任何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人生本来的样子，有朋友提议，既然外公疑似癌症，不如明确他患癌，最后因癌症去世来增加戏剧性，但这对我来说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套路。可真实的人生里，没那么多能彻底解决的问题，所以影片的英文名取为“As the water flows”（如水流一般），寓意一切顺其自然。这类家庭问题，我们应该也必须尝试沟通，但如果一开始就预设“必须变成什么样”，最后往往会陷入观点之争或立场对抗，自然一点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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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为“活水”，角色自养成

周黎明：影片结构的设定是事先想好的，还是后来改成这样的？

卞灼：至于影片架构，一开始就想写三代人：中间突出三姊妹，她们的老公做了虚化处理；下一辈刚好是独生子女，但三个孩子都很生动。不过后来有一些调整，对我来说，剧本占50%，现场拍摄占30%-40%，剩下的留给后期。其中现场拍摄特别重要，比如大儿子宇硕的人设，一开始不是这样的，我原本想把他写成真学霸，像我真实的表哥一样，考上名牌大学，还是双学位。但因为资金不足，没有太多的拍摄时间，就没太多时间调教演员，也找不到完全契合我一开始想象的人，所以选演员时，我会和他们聊很久，提取他们身上吸引我、且能代表影片中群体特质的部分，再根据他们的性格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反过来调整剧本。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个有机的过程，一开始的设想很美好，但在完善影片的过程中，一直在不断修改。

周黎明：说到演员，我看片时觉得外公和三姊妹更打动我，表演更有质感。虽然三姊妹的戏比较夸张、冲突多，但有种强烈的真实感，反而年轻一辈，人物写得很鲜活，却有点不接地气，我也说不上来原因，就是隐隐有这种感觉。这符合你的初衷吗？是不是因为老一辈自带故事，而且有经验的演员能通过哪怕一句不重要的台词就能带出背后的背景，而年轻人没那么多故事，表现就相对简单？

卞灼：一开始我就希望年轻一辈是“犹疑”的，不是模糊，而是没那么强大、没那么自信，对自己的生活、要做的事都不笃定，对世界充满不确定和犹豫。现在的呈现和我一开始的想法有出入，但我觉得年轻人本就该不那么笃定，多一点对世界的怀疑和犹豫，甚至做一些在成年人看来很幼稚的事，这都是认识世界的过程。所以后来调教年轻演员时，我不希望他们给出语义明确的表演。

周黎明：这些演员都是专业的吗？还是只有老爷子是专业的？

卞灼：三姊妹里老三是专业演员，其他主要是演话剧和戏剧的演员，所以虽然他们舞台经验丰富，但拍摄时需要让他们放下一些话剧表演的固有习惯。

周黎明：还有个点我特别喜欢，就是开头和结尾，开头是外婆去世的写意表达，外婆的背影坐在船上，推出去再拉回来，船上已经空了，真的很妙。结尾处手搭过去的瞬间，大家应该都懂了，而且看到后面会发现，前面吴阿姨的情节其实是个故事伏笔，让观众像大女儿那样产生“妈妈才去世一年，你就找女朋友，这男的肯定不靠谱”的想法，但越往后看，越会推翻自己的刻板印象，避免急切下判断。这部分是你写剧本时就做得很视觉化，还是到了现场才找到更多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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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灼：对，因为是个梦境，确实也预示着他走了，结尾出字幕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去上坟，其实是从一个坟墓的视角拍摄的。

周黎明：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暗示，就是他香港来的朋友里面那个女士，她的孙女（外孙女）说的那句话。另外在表现老人过世或者生老病死时，写实已经成了一个套路，但是当又不希望给大家留下一个特别残酷的影像时，相对中式的写意手法可能更漂亮。而且写意的手法更能够展示编导的能力，因为写意需要去思考各类的可能性以及呈现的效果。所以当外婆最后手搭上来，然后在梦中往充满迷雾的竹林里面走过去时，是非常漂亮的，那个时候也可以脑补是这个外婆把外公带走了。

观众：导演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带来这样一部细腻的电影，很喜欢您的作品。我的问题是，我觉得中国一直很注重家族观念，我也是大家庭的一份子，家庭里各个亲戚之间鸡飞蛋打的场面也没少见，看完这个电影我就在想现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家族成员之间的年龄、见识以及经济差距越来越被放大，会不会让大家族里的人变的实际并不适合生活在一起，甚至会不会最终导致家族逐渐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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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灼：你刚刚那个话给我蛮多触动的，因为我有一位长辈也得了阿兹海默症。我想先回答上一个问题，我一下子想起了熊景明老师说的一句话：“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在记忆还没有消失之前，我希望你能够想办法把它留下来，这会是对于你的家庭或者你自己来说，都是非常重要且宝贵的财富。我外公是不是想看我结婚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应该是想看的，我觉得他除了这一个具体的场景以外，他还是更想看我们能够过得好一些。包括之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第一次在电影院里首映的时候，我有强烈的感受，就是他们真的在我身旁陪着我，他们在看着我，然后把这些东西带过去。所以我觉得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应该把他们的人生经历留下来。

周黎明：我在重庆移通学院讲课的时候，也是鼓励同学们放寒假、暑假的时候可以多拍一点，就直接问他们（长辈），让他们讲自己的故事。这些素材等到将来某一天，你就知道这素材是用钱是买不来的，这是非常宝贵的东西。

观众：很喜欢您这部作品，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了杨德昌导演的《一一》，因为也是描写一个大家族，也是有一场婚礼和一场葬礼。我很喜欢您说的原生家庭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我们需要有一种良性的和家人的互动，包括您之前采访您的长辈。我也是刚从美国回来，然后我也回到家乡去采访外公外婆，不过现在外婆有脑梗，我很幸运外公接受了采访，他就像您的外公一样跟我说了很多东西，还留了很多历史物件，我也全部录下来了，也觉得很珍贵。所以我的问题是：因为家庭影像通常描写代际创伤的当下，您尽管在影片中描写了很多家庭之间的代际矛盾，但是同时有家的温暖的一部分，那么我很想问一下您，家对于您来说定义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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