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天晚上去機場接人，就睡了五個小時，今日晚間放映自然疲憊。看到三分之一竟眼皮打架，這也自然，弗蘭克海默素以節奏編排粗曠著稱，通觀其作品，即便如《戰鬥列車》和《黑色星期天》等類型制作，片長皆在兩個小時以上。此片氣質上，幾乎與好萊塢隔膜，大特寫與獨白和長時段的情感積蓄甚至是反高潮的刻意間離。此信仰之深沉掘考，幾乎與伯格曼相同。
劇作情感上有這樣一個掙紮——蘭卡斯特的學術才能與其罪犯身份，更有，在此處蘭卡斯特并不是浪漫主義冉阿讓式的“因輕微罪行而入獄”的蒙冤者；兩條人命，是蘭卡斯特無法緬懷和洗脫的過去，而這勢必會削弱對其同情的合法性。蘭卡斯特獄中著第二本書攻擊監獄體制——抹殺囚徒個性從而助長新的犯罪——實際上指向現代社會的懲教機制：司法審判和懲戒場所的分化，并期待一種新的，良性的改造方式。這就抛出了此文本最機要之問題：從自然正當出發的現代的審判及執行其結果的機器，到底應該遵循哪一種原則？而任何翊贊司法審判程序的刑責，其目的，是懲罰還是改造？
在蘭卡斯特攻擊當前監獄管理制度“缺乏對人個性的尊重”時，觀衆陷入到這樣一種法律實證主義的道德困境中：人的個性理應得到尊重，但服刑之人，應該失去一些“人”所具備的權利以贖渎罪惡。此處之“人”的意義及其權利的延伸，則是建立在啟蒙理性的實踐基礎之上，它賦予了人無可剝奪的自身。如此，在中世紀黑暗的曆史中，司法執行以懲戒和報複為目的，監禁則是抹殺了“肉體人”的“主體價值”。
經過啟蒙運動和其後百年的現代化過程中理性主義的發皇，人的主體性不可剝奪的價值規定了程序性的外在力量（法）所行使的，應該是不同于“懲罰”的“規訓性”力量。市場社會的組織評價犯罪：一種僭越日常生産習俗的反勞作行為，因此改造的方法則是監中勞動，用貢獻生産力來贖罪，此合理性的賦予者來自社會。由此，現代社會的監獄運行方式從古典的對主體價值的剝奪演變為了常規社會的“例外執行”——在例外狀态中懸隔主體性，剝奪或折算作為等價勞動力的交換價值，而将其變為監獄這種“例外社會”中的“稅收”。監禁——實際上是與日常社會同一政治身體的的另一種組織形式。在這樣一種例外中，被裁判者需付出與自身罪行裁量對等置換的生産能效，從而獲得從“例外”回歸的獎賞，也就是“改造”的概意。
事實上，“規訓”與“懲罰”大都同時存在，隻不過在古典和現代兩個評價層面中被分别突出了不同的側面。啟蒙運動後“天賦人權”的确立，實際上是為了輔助萌芽時期的工業革命，用更少的自然法“等價償還”的裁判去保護更多的可用勞動力。如果福柯的《規訓與懲罰》之标題，暗含着某種曆史性的對于兩個代系不同執行體系的解釋的話，或許他将對應現代一邊的“規訓”放置在暗示古典的/前現代的“懲罰”之前，是因為譜系學的推理選擇吧。
如此，蘭卡斯特在片中的思考便可以理解——他由于專業知識，實際上已經在監獄中貢獻了過剩的的生産力和知識材料，但他卻沒有得到從“例外社會”中的解脫。典獄長莫爾登仍舊秉持着前現代的監獄政治理念，導緻年老的，沒有生産力産出可供置換的自己仍舊服刑，實際上就是一種對于“大寫的人”的内在性的貶值——在精神上受苦。
這本來是憤世嫉俗者的呼喊，但影片最後，弗蘭克海默筆鋒一轉：服刑53年的老者面對最新的航空器波音707客機，憑借獄中的多年積累，詳細地闡釋了這一新生事物的各種參數，震驚衆人。原本确立的對于蘭卡斯特主體性的剝奪，被其強大的自我意志抗拒，在監獄中的頑強求知，讓其具備了蘇格拉底般的足以對抗死亡而無懼的智勇。現代社會的懲處，在他身上喪失意義。
在悲憤了兩個半小時之後，蘭卡斯特的阿茲卡斯最終成為了海德格爾的林中之路。囚徒的主體性，正是在體制壓抑與自我蓬勃的拮抗中爆發，與世隔絕的消磨反而成就了遺世獨立的振翮，封閉空間喪失了其駭人聽聞的恐吓性，成為了對抗虛無的盾陣。智慧之人在大地之上，接近三十年後，這一寫法被阿斯比直接緻以海德格爾的箴預：“being the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