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比想象中更緊湊、節奏更快，一人分飾多角的效果好得驚人，聲效與光線變化的提示作用加上演員們神态聲線的切換，在角色辨識上甚至比《利奧波德城》來得友好多了。說起來這部與《利奧波德城》确實适合都看過後兩相對照一番，受害人與加害者的不同視角對同一曆史時期的表現在觀衆心中組合成更為立體也更為沉痛的印象。舞台面積不大，整體設計簡潔道具也很少，搭配上一點也不拖泥帶水的叙述模式非常合适，音樂與聲效也取代了很多若單純用台詞表現可能讓整部劇過于冗長的内容。

整體台詞的風格簡明幹練，人物身份迅速轉換觀衆也不會覺得突兀，每個人的台詞特點也十分鮮明，即便是僅有一點戲份的角色也足以讓觀衆記住。選取的切入點其實還挺特别的，看多了猶太人群體視角的叙事，道貌岸然的加害者角度同樣令人毛骨悚然，而且不同于前者通常會引起的同情、悲哀、憤怒等情緒，這一視角的叙事給人的感受更近于對人性本身的恐懼，一些平常生活中能夠輕易保有的品質在一步步惡化的環境下多麼輕易就會喪失。所以整部劇看下來作為觀衆是越來越緊張甚至越來越恐慌的，這部對我來說是會增加心理壓力的不适合短時間内多刷的類型... ...樂隊的出現倒為壓抑緊繃的氛圍提供了一些調劑，想到樂隊本身的意義又不免覺得挺諷刺的。而且整部劇也像一首節奏不斷加快的樂曲，可怖的動機逐漸從最初看似平靜的旋律後露出獠牙，一切繼而失序脫軌被卷入瘋狂的漩渦，最終隻剩下令人震悚的寂靜。

從角色說起（讓我們把赫德本人留到最後），他的猶太人朋友是什麼品種的天使啊，自身的處境越來越艱難的情況下居然還能耐心傾聽赫德那些根本無關緊要的“煩惱”和抱怨，甚至偶爾忍不住爆了粗口後還會道歉... ...其實全劇一開始就讓觀衆意識到赫德冷漠自私的本質（說愛自己的朋友但不會為他坐牢），這點在之後每一次他與朋友的對話中反複被印證加深，每次朋友提出請求他都會搬出新的理由說自己做不到，永遠表現得有心無力，又熟練地轉移話題開始抱怨自己的處境和神經症的困擾。這種情節一遍遍出現以至于朋友哀歎無法去小木屋住了，自己還給啄木鳥買了孵化器時，我瞬間就意識到赫德肯定會想方設法拿到朋友小木屋的鑰匙。而朋友的存在除了印證赫德的本質外（他對朋友不管不顧，在朋友生命受威脅時還在考慮讓對方給自己行方便），其實也是一種展現赫德内心的方式，由于整體上他與朋友對話時的虛僞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反倒悖論般地變得誠實起來。而在那次朋友出現卻始終沉默不發一言之後，我覺得他就已經被捕甚至死去了，之後出現的朋友都是赫德想象的幻影（水晶之夜出現的朋友掉了眼淚，這是否是赫德内心消磨得所剩無幾甚至他已經意識不到其存在的良知的最後映射？）朋友的寬容、幽默、善良與勇氣始終如一。

劇中的三位女性，赫德的雙目失明生活無法自理的母親、他的妻子和後來從情人變伴侶的女學生，她們的命運無一不是悲劇，同時展現了赫德性格中的複雜面。例如赫德雖然照顧母親但幾乎感受不到他對母親的愛，更像是把她視作一份不得不背負的責任、一種教人厭煩的負擔，他那本基于與母親的相處而寫出的著作讓他成為了納粹的“顧問”，他的母親有沒有像那些被蓋上“生存對他們及其家人已無價值”印章的人一樣被“安樂死”呢？而他因妻子不會做飯也不會做家務而包攬了一切，這一行為背後又是否存在刻意樹立形象的動機？赫德對她一遍遍重複的“我愛你”其實連他自己也不相信，不如說是一種心理暗示，用來說服自己和安撫妻子（但她其實很清醒也很冷靜，他寫菜譜時她的反應讓人印象深刻）。而他的學生安從一開始就在這段不平等的關系中居于弱勢地位，與其說她是與他相戀，不如說是一個傻姑娘受到教授的引誘，一步步徹底喪失了自我與思考能力。

說到赫德本人，他絕對有一種讨人喜歡的特質，從猶太人朋友、母親、妻子、學生和軍官對他的态度就能看出來，而正是這種仿佛很善良的外表與他的行為間的對比最讓人震悚，比一個從開頭就讨人厭的十惡不赦的角色更可怖。他能夠引導其他人說出自己想聽的話，回避自身做決定的責任，将一切全部歸于他人的建議，讓自己能夠置身事外甚至扮演受害者，消解罪惡感并心安理得地做幫兇。入黨是嶽父的提議、抛妻棄子是受了安的誘惑，總之從來不是他自己的錯，本質上是一種絕對的冷漠。他對來自有權有勢之人的肯定無法抗拒，立刻就喜歡起對方來，而他的這種歸屬感、團體感從來不會指向弱勢群體，他從來不會把自己置于危險的可能性中。而樂隊的出現時間也十分微妙，與其說是一種神經症不如說是一種心理機制，而且相較于困擾，我倒是覺得赫德在利用樂隊的存在，因為樂隊是幻覺所以正在發生的一切也不變得那麼有真實感，潛意識中在主動模糊現實與幻覺的邊界，為自己的行為開脫，從自身罪行導緻的慘烈後果上移開目光。因此最後出現的穿着囚服卻依然在演奏的猶太人樂隊才那麼震撼，那句“The band is real”才如有千鈞，因為這一刻他再也對自己沾滿鮮血的雙手視而不見，再也無法否認自己已惡貫滿盈的事實，現實已經赤裸裸地、避無可避地逼到他眼前了。也許正是因為這樣最後那位軍官才換了位演員而并未由之前兩位中的任何一位飾演，他是這份現實的一部分，不帶有絲毫非現實的可能。

而赫德一路看似随波逐流，實則精明得驚人，他的行為在我看來用“平庸之惡”來形容并不合适，他是用他人的“建議”搭建了自己内心實際早已選擇的道路以逃脫罪惡感和任何可能承擔的責任，在每一個選擇關頭用“不得已”麻痹自己，一次又一次去合理化那些不可饒恕的行為，從“積極”的角度解釋一切以自洽，以維持一個“好人”的形象。這種行為比知惡并為惡更讓人害怕，因為他是真心覺得自己沒做什麼太壞的事情的，是真心覺得自己是個好人的，是在精心構建一個好朋友好丈夫好父親好教授的形象的。但在面對一長串書籍銷毀清單時說“隻要我能保存自己的書”、在眼盲的母親焦急摸索時不耐地重複“Use your imagination”、在即将抛棄妻子時平靜地說“肉也要煎一下”、在朋友的請求已經降低到請他代買車票時仍隻想着和對方撇清關系、提議将用于“安樂死”的房間裝修成浴室的樣子、在聽着持續不斷的槍聲玻璃碎裂聲和猶太人的慘叫時隻感到煩躁的人，又怎麼可能會是個好人呢？

赫德的身份是一個德語文學教授，這一點很難不讓人更絕望，知識的澆灌也無法喚醒他的良知，他甚至都沒有面臨過什麼真正的危急時刻，就已經靠着一系列自我暗示和“不這麼做會怎樣”的被害假想順水推舟，在人性泯滅的深淵中一路下滑了。他本質上是自私的，這種自私在日子還安穩時也許無傷大雅，但在這種迅速惡化并走向極端的環境下則是可怕的。赫德為他人“付出”的一面最初多少還有些混淆視聽的效果，但你會意識到他所謂的付出對象隻包含家人（最好的朋友甚至都沒有被包含在内），并且這一行為的目的并非為了家人好，而是為了維持自身的形象和内心的自我肯定；同時他對黨衛軍、對納粹的态度從一開始的懷疑甚至隐隐抗拒，到後來的言聽計從甚至因自己是他們的一員而感到滿意，他在得到軍官贊揚時多麼欣慰和愉快、在得知希特勒認可了自己的學術成果時多麼激動、他的納粹禮和口号變得多麼自然和充滿熱情啊。這種變化是從頭持續到尾的，作為觀衆會越來越緊張甚至越來越恐慌，他穿上納粹軍裝、說出“也許就是猶太人的錯”和前往集中營前套上皮衣那裡是我個人的panic巅峰... ...（所以謝幕時David脫下了這一套換回了之前的衣服是貼心照顧panic的觀衆了，來不及穿襯衫裡面還是隻有白背心）

觀看這部的過程中，笑得很少很少，那些幽默的部分甚至大概就是想讓觀衆笑一下的地方也含着苦澀；但也哭不出來，（我覺得是他想象中的）朋友流淚那裡和最後演奏着的猶太人樂隊那裡都像是被什麼沉重的東西堵住了喉嚨，比起流淚的沖動感受更明顯的是揮之不去的寒意。赫德這一角色的複雜性帶來了更豐富、更多層次的感受，看着他不斷從“積極”的角度去理解美化那些殘忍的行徑、去合理化這一切甚至還能維持自己是個好人的認知，震悚的同時很難不感慨人性的脆弱，但他的精神怎麼能在做了這樣的事後、眼見這樣割裂的現實後還不崩潰？他的諸多神經症是不是一種心理防禦機制，一切都僅基于明哲保身的原則全力運轉？這句很沒營養的感歎同時适用于我看《利奧波德城》和《好人赫德》：“人怎麼會這樣？”人怎麼會這樣堅韌團結，又怎麼能如此冷漠虛僞？而除了劇作本身情節帶來的情感沖擊與思考之外，作為觀衆也很難回避對自身的叩問：若是身處類似的曆史時期與環境，我能否堅守自身的道德底線，我是否會為無辜者提供幫助與庇護，我願意為此承擔多大的風險？我還會不會記得那些比生命更重要的事物，能不能保證不将它們盡數舍棄呢？做真正的好人的代價可能極為沉重，而赫德這樣的“好人”比普通的惡人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