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记录了一位寡妇三天重复的日常生活，全长201分钟，除了结尾短暂的冲突，电影几乎没有剧情发展，也没有背景音乐，以极其冷静和细致的镜头记录了女主人公三天的琐碎生活。导演在电影中几乎原封不动地呈现了这位家庭主妇做家务的过程，用长镜头拍摄人物削土豆、煮咖啡、擦鞋、洗浴缸等动作，缓慢的电影节奏极大地考验着观众的耐心，阿克曼强迫观众目睹时间的经过、感受时间的流逝，目睹时间作用于让娜·迪尔曼。
电影总共分为三个段落，每个段落对应着一天的时间，以黑屏衔接，表示一天的结束与新一天的到来。电影的叙事结构非常简单，几乎是重复了三次相同的模式，唯一的区别是让娜·迪尔曼在后两天做家务时逐渐出现了一些非常细节的错误，如忘记关水龙头、土豆煮过了头、早上给儿子擦鞋时鞋刷掉落、咖啡煮坏了……电影的叙事结构也是让娜·迪尔曼生活状态和心理变化的反映，她过着一种机械、规律的生活，每天按照固定的程序完成她作为母亲、家庭主妇和妓女的职责。对秩序的执着是她对抗无聊和绝望的方式，也是她保持自我和尊严的方式，当生活中的秩序被打破时，她便感到失去了平衡和理智，难以忍受这种境遇，选择了暴力和毁灭。在最后一次接待客人时，让娜·迪尔曼突然用剪刀刺死了他，最后坐在餐桌前发呆，这是电影中唯一的戏剧性事件。
电影使用了大量的长镜头，有些甚至超过了十分钟。这些长镜头大多是静止不动地拍摄让娜·迪尔曼的动作，即摄影机的角度和距离固定，没有进行移动或变焦，对动作也没有进行剪辑，多为稳定地拍摄让娜·迪尔曼的生活和她所处的空间。这些静态摄影多为用中景或全景展现让娜·迪尔曼和环境的整体关系，并不特意使用特写引导观众的注意力、提示观众什么才是重要的内容，让观众自己去观察和思考。
此外，阿克曼也没有使用音乐或配音，电影中只有让娜·迪尔曼做事时发出的声音或周围环境的噪音。这些自然声音没有节奏或韵律，只是单调地重复了让娜·迪尔曼的生活节拍。她的生活被沉默和杂音所包围，缺乏和他人的交流。
观众被迫与让娜·迪尔曼同步，看着她做着无聊和琐碎的事情，生活中没有任何惊喜或变化。她被困在了公寓内部的空间和时间里，与外界缺乏联结，通过在家务活动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仪式和秩序来构建尊严，却逐渐被此支配，无法忍受任何秩序的偏差。传统电影的快节奏、戏剧冲突与情感诱导在此缺席，观众被置于一种无力的位置，无法干预也无法逃避让娜·迪尔曼的生活，被迫目睹她的现实处境。
《让娜·迪尔曼》对女性身体和性欲的呈现与传统电影有很大区别。在以往的电影中，女性身体和性欲通常被用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满足观众的幻想和欲望，进而增强电影的商业价值和娱乐效果。阿克曼重新赋予女性日常行为以意义，电影使观众看到了女性生活中诸如做饭、洗碗、打扫等平凡而重要的细节，以及女性生活中压抑、孤独、无聊等这些被隐藏却普遍的问题。此外，电影也没有使用传统电影中常用的特写来美化或强调女性身体，而是通过长镜头、静态摄影等冷静地拍摄让娜·迪尔曼与客人发生性关系的场景。这个片段显得非常冷漠、机械、没有情趣，没有任何视觉或听觉上的刺激或满足。观众只能看到让娜·迪尔曼躺在床上，客人在她身上做着快速而粗暴的动作，然后起身、穿衣。让娜·迪尔曼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表情和声音，呆滞地看着天花板，漠然地接受男人的支配和侵犯。
让娜·迪尔曼与客人发生性关系的场景在前两天都被刻意地隐去，相关片段只用开关门的动作和声音一带而过。然而在影片的最后，让娜·迪尔曼突然拿起一把剪刀，刺向了床上客人的颈部。导演没有使用慢动作、特写或音效等来强调这个暴力场景，相反，影片仍然是用一个中景镜头，记录了让娜·迪尔曼刺死客人的过程，就像记录她做其他事情一样。在杀死客人后让娜·迪尔曼坐在餐桌前一动不动，脸上的表情十分微妙，观众无从得知她此时的心理活动，对这个女人的内心世界感到陌生。在传统电影中，女性的暴力行为通常是出于激情、复仇、自卫等具体动机，被视为一种正义、合理或者可怜的行为，引起观众的同情、理解、赞扬或谴责。而阿克曼在此拒绝给予观众明确的解释，女主人公最后的刺杀行为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抗争，又像是让娜·迪尔曼发现自身情欲后选择毁灭，一种绝望而无力的表达。她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也不算是一个抗争英雄。
银幕上这三个多小时的家务劳动让观众感到无聊，甚至难以忍受，然而这却是让娜·迪尔曼以及千千万万家庭妇女数十年如一日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