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叉小徑引着三人去往不同的路。
丁若锺自投羅網，大義凜然喊出信教宣言，讓人聯想起《沉默》裡，愚昧貧窮的村民，即使耳朵滴血，被倒吊埋在坑中，仍拒絕踩踏木質聖像的堅守。
丁若镛心中有君臣父子，以儒士的高潔，願意以死以示清白。
丁若铨一開口即不同，狡黠地宣誓與邪教劃清界限。
所以丁若锺被處死，哥哥丁若镛和若铨得以苟活。
臨别時，丁若铨安慰即将分别、憂心忡忡的若镛，“不要苦于一時的恥辱，既然還活着，就要努力挽回，連着已逝之人的恥辱。”他也是如此實踐。
對于儒學一派，通過科舉考試，步入仕途，“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刻印在腦海中，永不會反駁的鴻鹄之志。被流放，意味着再也無法實現抱負，對于所有心懷理想的儒生，是毀滅性的打擊，在遠離權力中心之地，蹉跎歲月，等待召回，多麼難熬且無望。
但是丁若铨卻像蘇轼一樣，“何妨吟嘯且徐行”，在黑山島找到了樂趣，和昌大一起識魚，與可居嫂一同飲酒，埋首編纂魚趣之書。
昌大發出聖禮學被踐踏的感慨，是因為痛恨為吏不仁，為官不義，他背誦經史子集，望跻身兩班，實現《牧民心書》的抱負。
丁若铨對着昌大痛斥“聖禮學就是因為你們這種人被踐踏”。是因為從小熟誦儒家經典，踐行其中“格物緻知”的部分，暗合西學，摒棄“忠君”，所以不敢再著書立說，怕以“謀逆”株連家人。
“魟魚要走的路，隻有魟魚知道；鳐魚要走的路，隻有鳐魚知道。”
當昌大與跳出“君為臣綱”的老師決裂，出走官場，卻發現《孟子》描述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大同世界，早已被颠倒，決絕地棄官而去，隻可惜斯人已逝。
相比于他，丁若铨才是這昏庸世道的獨醒之人，信天主教也可，當天主教宣揚禁止祭祀，與千百年的孝道文化相沖突，他第一個站出來反對，比起信徒的生命，不信也可。
與昌大站在小船上，講解“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時，他的臉上仍帶有虔誠。
可以說他識海物，悟心性，是“格物緻知”，也可以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可以是基督平等的信仰。這也和《沉默》的人結尾相似，羅德裡格斯在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被迫公開宣布放棄信仰，被火化時，妻子卻偷偷丢進一個木雕的聖像。暗處寂靜無聲的反抗，也許才是丁若铨所謂的抽象“西學”精神，即實用主義為先。
三兄弟都沒錯，丁若锺選擇堅信，始終不悔，丁若镛一直“先天下之憂而憂”，筆耕不辍，最終從山野被請回朝堂。丁若铨至死未受召喚，在書寫《慈山魚譜》時溘然辭世，無喜無悲。
在大浪淘沙的現今，《牧民心書》或《慈山魚譜》都被漸漸遺忘，但是精神抉擇的陰影卻始終浮在東亞儒家文化圈之上，這才是導演隐然未昭的野心，即使是丁若铨，都未處理好其中的關系，難道所謂的平等，是建立在保留師徒之間的跪拜禮之上麼？
有時候傳來的一套價值體系，還需要整個土壤，儀式賦予宗教神聖的意義，有時候，也可“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留或不留，自成一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