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的隐喻與私影像的殘存——試論《小偉》中對疾病與家庭之思考摘要:青年導演黃梓處女作《小偉》(原名《慕伶,一鳴,偉明》)于2018年平遙國際電影展中獲“發展中電影計劃”最佳導演獎,2019年在FIRST青年電影展中斬獲評委會大獎,并于2021年1月22日于中國大陸院在線映。該片采用段落式叙事,分母親、兒子、父親三者視角,呈現父親偉明确診肝癌後家庭所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影片在一個尋常的家庭變故中挖掘不同身份面臨的困境,以私人影像的方式呈現了相當柔和的叙事風格。本文将就片中的癌症背景、超現實主義段落與作者的自省性進行讨論,分析《小偉》如何呈現對疾病與家庭的思考。
一、消耗與逃避:不能承受的疾病之重
蘇珊·桑塔格所着《疾病的隐喻》一書中寫到,癌症最早的描述性定義被視為身體經受消耗的過程。癌症作為一個遍布全身的疾病,具有時間與空間上的雙重隐喻,既表達了生命時限的驟減,癌瘤的擴散也意味着全身性生理機能結束。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對癌症諱莫如深,直到今天,依然沒有絕對成功的手段使患者在癌症中化險為夷。确診癌症,幾乎等同于宣判死刑。電影《小偉》正是從死亡中拉開序幕,事态由兒子一鳴對母親突兀的回問揭露:“你肯定老爸會有事對吧?”叛逆的少年毫無顧忌地提到疾病,不由得令母親與銀幕前的觀衆一愣。
在第一段慕伶的視角中,晃動的手持鏡頭讓觀衆跌入玄乎暈乎的不可知災難中去。對于癌症,掩飾是一種本能。慕伶作為一個母親,在丈夫身患癌症,兒子正讀高三的境況下,承受了難以想象的壓力。她大多數情況下呈現出焦慮與逃避的狀态,不安定的畫面诠釋了家庭變故的不穩定性與糟糕處境。慕伶所表現的逃避不僅是對病人本身的謊言,也同樣作用于他人與自身身上,就連樓梯口撞到老同學,也慌慌張張地迅速離開。然而有趣的是,在一場長達二十分鐘的長鏡頭拍攝醫院戲中,慕伶将癌症的秘密告訴了丈夫的妹妹。而這種“洩密”對分憂幾乎是無效的,癌症依然是家庭陰霾之中一個失落的秘密。
同時,我們可以注意到片中總是出現“台階”這一空間指涉,片中的主要人物都有上下台階的鏡頭,那個總是走失的老太太離開的背影,也是緩慢地踩下一節節台階。台階作為一種曲折性表意系統在家庭的困境中發揮了極大作用,它讓每一次“進入”的狀态附着強烈的消耗性,給畫面外的觀衆刻畫了長久的不安感。
二、紀實性召回:夢境何以重塑災難
《小偉》中頗具設計特色的一點,是在偉明部分中引入了超現實主義的拍攝手段。這一段通過父親彌留之際對親人之墓的尋訪,重現了“家”在一個将死之人心中最熾熱的火焰。而作為見證者的一鳴和慕伶,則以“在場”的方式證實這種記憶的美好。在超現實手法的構建中,不同溫度的色調構建了幻境的存在與虛無,《小偉》成功地做到了夢境般的呈現與人心溫柔處的探索。
在片中開頭與結尾部分,均出現電視機内放映父親偉明拍攝的家庭紀錄影像畫面。譬如片尾父親已經去世,兒子想起他曾經的一件衣服,母子倆找出衣服試穿,鏡頭正對着電視機播放家庭紀錄影像。此時電視内外的聲音構成一種奇妙的互文關系,讓同一種真實共處一室,最終創造出身不由己的虛幻感,好像跨越死亡寓言的強烈共振。據導演所說,該片是獻給死去的父親的,《小偉》的拍攝制作,也是黃梓回望家庭生活的一次深刻思考。
三、青年作者的凝視:藝術作為一種解決方式
在影片的結尾部分,有黃梓與父母的真實影像。許多家庭電影最終指向反思,這種反思往往是個人的内省與思考,去構建家庭記憶的深刻影響。《小偉》的創作也采用了殘存影像的模式,在《牛津電影研究詞典》中,對“found footage(殘存影像)”的定義是“已經存在的電影材料,被某位電影制作者以一種不同于其原意的方式挪用”。通過自我記憶與印象的自由回溯,真實記憶在影像的解構裡成為一種虛幻。對于真實情況的細節材料無需追憶,取而代之的是藝術創作如何解決個人問題。黃梓通過一部電影的拍攝重溫廣州地區的柔情,也重新審視父母身份的權威性,或許這種表達依然沒有解決在成長過程中父母給他帶來的種種問題,但反思和審視的過程必然是珍貴的殘存。
同時,黃梓通過《小偉》考察了年輕的生态。在片中互相打鬧的男孩,與青春期關系微妙的女孩,他們年輕的問題成為一個未完結的逗号,在這部影片裡逐漸淡去。原來所有人都像阿基裡斯和追不上的那隻烏龜,在命運的搖擺裡走向生活。
參考資料:
[1] 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2] 鄭冬曉.《家庭電影:新主流電影的一種形态》
[3] 李瑩.《“真實再現真實”的意義變遷——紀錄片中的私人殘存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