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g Cope White的回憶錄The Pink Marine被Boots包裝為一個帶有懷舊與溫情氣息、去政治化的軍旅成長故事。原著作者曾說，海軍陸戰隊“真正改變了他”，讓他變得自信、無畏、富有紀律，自此之後無論身在何處，都有了“自己本就屬于這裡”的勇氣。這段“變得強大”的經曆在劇集中被重新演繹：主人公Cope渴望逃離小鎮單調乏味的生活和無休止的欺淩，逃離那個連母親和兄長都因他缺乏男子氣概而表達失望的家庭，他急切地想擺脫這段毫無尊嚴的人生，于是與自己的直男閨蜜一起加入了海軍陸戰隊。然而，一個殘酷的事實是，對Cope這樣的邊緣人而言，歸宿有時比自由更誘人，而新兵訓練營恰恰提供了這樣一處僞裝成家的牢籠。随着劇情展開，Boots逐漸奠定了更為諷刺更為模糊的基調。在經曆十三周噩夢般的考驗後，Cope居然從難以适應轉向雄心勃勃，堅信自己終于找到了那個“a vision of who you wanna be”，可如果一個組織禁止你做真實的自己，那它又如何幫助你成為你本該成為的自己呢？劇集在結尾處滑向一種黑暗又憤世嫉俗的嚴肅：一邊是理想之輕一邊是現實之重，似乎意識到這場脫胎換骨的代價，也隐約質疑起這種改變的意義-雖然我們的主角對此渾然不覺，他隻是埋葬了那個真實的自己，然後去找他的兄弟們會和。創作者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揭示這種矛盾，都将該劇置于一種複雜的灰色境地，并成為了最值得探讨的部分。

-個人主義的叙事陷阱

Boots講述了邊緣者如何在海軍陸戰隊中找到認同與歸屬：無論你是同性戀、問題青年、肥胖者還是有色人種，軍營仿佛意外提供了一處能夠重塑自我的場域。乍看之下，這是在贊揚那些無法融入也不屈服于軍隊體制的個體，通過磨砺實現自我超越。然而，劇集的叙事邏輯與角色弧線卻揭示出另一層更危險的事實：這段所謂收獲友誼獲得力量的成長曆程，并非真正的個人解放，而是一種被制度塑形的幻覺。一個高度紀律化、父權化、集體主義的空間，通過虐待、操縱與同化，強迫每個人變成系統所期待的樣子-成為“合格的士兵”意味着放棄差異抹除身份，使個體被收編進國家機器，進而成為服從與犧牲的工具（結尾處海灣戰争的爆發即為預示）。劇集試圖傳達的個人主義信息，最終被一種令人擔憂的勵志腔調所淹沒：宣揚隻要努力合群、通過自我争取證明能力，就能獲得認可受到正視，卻從未質疑為什麼必須以自我否定來換取尊嚴與平等。更重要的是，這些系統性問題的解決方案從來都不是個人英雄主義。

-情感政治：痛苦的浪漫化

正如Sara Ahmed在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中所闡述的，情感并非純粹的私人心理活動，而是一種在社會關系中流通并粘附的政治機制。它通過impression、affective economy與attachment的運作得以循環，讓支配被感知為親近，讓排斥被體驗為自我實現。Boots恰恰如此-軍隊在劇中被塑造成一個affective machine，它讓羞辱轉化為榮譽，将屈服命名為成長，使個體在被紀律化的同時誤以為自己正在經曆新生。這種形式的運作，使劇集呈現出一種近乎危險的浪漫化傾向：一個本該最具壓迫的地方，卻讓那些不被社會、家庭和傳統男子氣概接納的棄兒們找到信心與歸屬，這簡直與nazism利用德國人低迷的民族信心與集體創傷，進行情感動員籠絡人心重建認同的手段如出一轍，都是通過重構痛苦來打造再生的神話，以自卑之名抹除個體，以自豪之名壓制反抗，直至成為一種fetish，一種美學。Boots幾乎也在以相似的方式運作。如征兵海報一般，将個體的痛苦轉化為奮鬥的素材，讓他們的順從成為自我實現的象征。那些“被改變的人”，其實隻是學會了如何在壓迫體制下安置自我，而非真正擺脫被壓迫的身份。軍隊提供的自信并非自由主體的覺醒，而是一種經過馴化的自我信念。

從宏觀的内容來看，這種隐蔽的情感操控循環把觀衆也卷入其中。那些熱血沸騰的訓練、團結友愛的羁絆，本質上是一種意識形态的麻醉，它讓觀衆在短暫的振奮與感動中失去判斷，好像隻要強調敵對環境中對友誼的堅守，隻要宣稱海軍陸戰隊能讓人釋放潛能（真的嗎？），隻要适當的刻畫每個人的軟肋、脆弱與無助，就足以掩蓋并再生産這一結構中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厭女、身材羞辱、霸淩、恐同與有毒的男子氣概，并回避對這一切更深刻的批判與質疑。但事實上，情感的真摯終究不足以抵消體系的殘忍。一方面，Boots确實描繪了軍營内部的歧視和欺辱；但另一方面，它幾乎沒有對這些現象進行反思。因此，有時這部劇更像是軍事宣傳，而非對軍事文化的批判性審視，甚至偶爾都能嗅到一股反woke的味道。

在更微觀的層面上，這種情感政治在角色關系中被具體化，尤其體現在Cope與Sullivan之間極為微妙的相互吸引中。隐秘的同性戀Cope對深櫃軍士Sullivan的追随，是一場自我壓抑的延續。他們極端的身體沖突與情感交流總帶着面紅耳赤的效果，或者說是一種暴力與親密交織的情感依附。Cope渴望成為他那樣的人，而Sullivan隻是一個虛假的形象，實際上卻為無法當一位完美的英雄也不能做一個真實的自己而感到憤怒、痛苦、自我厭惡；他通過 hazing 磨煉新兵，實則在掩護自身的恐懼與羞恥，将私密的欲望外化為暴力的發洩。因此，Sullivan對Cope的那種tough love式的“庇護和幫助”實則是施虐與規訓的結合，且緻力于挑撥摧毀Cope和男性之間所有“不主流”的親密關系。Sullivan的選擇象征着邊緣少數自願接受主流暴力的邏輯，成為迫害體系中的一環；而Cope選擇了Sullivan，不是Jones，也不是他腦海中的自己。劇集可能無意流露這種可怕的底色，便以“蛻變”為名将其合理化。

-粉紅海軍陸戰隊的自我粉飾

除此之外，劇中還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值得更多的展開，而不隻是充當為軍隊注入了包容與進步光澤的符号。有東亞血統的Ray最終也沒能反抗得了白人父親的威權，而是繼續活在他的陰影下，為父親短暫的認可而感到心潮澎湃，好像所有的驚恐發作都得到了慰藉；體重超标的John不顧一切地投入集體認同感的懷抱，不惜與自己的雙胞胎兄弟反目成仇，以手足的分裂換取合格的體型，最後變得更獨立也更漠然，從中仿佛能窺見一版即将走向另一極端的Leonard Lawrence，本可以用他的故事來探讨不人性的軍事訓練對心理與倫理的長期影響；黑人士兵McKinnon 的存在則讓劇情短暫觸及蒙特福德角海軍陸戰隊與美國軍隊的種族融合史-這一真實曆史原本可以為劇集提供深刻的批判維度，但卻在“提及”處戛然而止，使得種族議題被降格為文化裝飾，成為軍隊“進步形象“的點綴；同樣，女性上尉Fajardo表明自己正在打破一個長期存在的性别歧視壁壘，然而這種突破并未轉化為對制度的挑戰。她的存在更像是一種視覺上的修辭，僅作為軍隊“性别平權”的裝飾性證明。這些人物的多樣性不過是被用來粉飾一個并未改變的結構，當然，這是發生在1990年的年代劇，你也無法苛求太多。


Boots最終既不是對個人成長的單純禮贊，也不是對軍隊體制的徹底批判，而是徘徊在兩者之間，做着一場披着粉紅外衣的鐵血夢，頗有pink-washing的嫌疑。Cope在成為合格海軍陸戰隊員的過程中，或許确實獲得了社會意義上的力量與歸屬，卻也被迫放棄了更為重要的自我潛質，并可能造成終生的傷痕。該劇似乎明白這一點，卻又不敢真正觸碰，于是便停留在一種令人不安的平衡中。看完後心情複雜，但或許這也是我還算喜歡這部劇的原因，既在道德上混亂也不具有教育意義，而我隻能為這樣捉摸不透的嘲諷與悲觀叫好，因為它塑造了深陷其中卻完全渾然不知的角色，并讓人唏噓這群人無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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