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看起来完全没有交集的独立故事，但角色身上的确都有着某些共性。尽管它们类型、风格很不一样，但整合到一起，就是在借个体去表现集体的共同命运，进行“传统”与“进步”的思考，表达对“土地”和“根”的情感，对胶片/香港的情感，胶片/香港本应是什么样？现在又应该是什么样？当然，也透过人与人、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表达了各自对于胶片/香港旧时代退场的情感，连续性蛮强，对主题的贯彻也还算清晰。
七个短片虽然只是按时间排列，但顺序上仍然是要比《我和我的祖国》系列实在很多，洪金宝→许鞍华→谭家明→袁和平→杜琪峯→林岭东→徐克，基本上是越往前越温吞含蓄，越往后戏剧性、可看性越高(个人观感就是越往后越好看)。从袁和平那段开始发力，后面每个导演的特点愈发清晰。形式感越强的导演，在这短片集中，发挥就越自在。相反越偏重叙事或动作片的导演，就有些施展不开，处处缩手缩脚了。
最后三个故事(杜琪峯、林岭东、徐克)最像是那类久违了的“香港电影”，尤其是杜琪峯和徐克，跟最近这些年他俩拍过的片子相比，两个短片的可看性太高了。七个人里面，谭家明、徐克都是自己亲自剪辑，杜琪峯的剪辑是银河老伙计大卫·李察森(近期的《神探大战》也是他)。
总之，影片创作的初衷是致敬胶片，或者说缅怀胶片。但放到整部电影的语境当中，胶片又不仅仅是胶片，它作为一种载体的功能被放到最大，而它所承载的事物在七部短片的推进中也越发清晰凝重。这事物，就是创作者们记忆中的香港。
洪金宝的《练功》，实际观感最无趣的一段，仅仅是纯粹的“怀念”。在胶片时代拍摄香港动作片，是最麻烦、最痛苦不过的事情。像练功一样，重复重复又重复，肉体折磨和胶片转动是并行着的，干的都是力气活，费力又不一定讨好。
许鞍华的《校长》，也同样有些乱阵脚，还没等形成节奏，就已经在温吞中结束了。只有脑补套入她过往作品中的某些人物关系，才能让这个短片故事直白许多——胶片就是一位情人，自己年华老矣，但她却比自己消逝得更快。多年以后再想起来、看得见的，仍然还是那张年轻的脸。
谭家明的《别夜》，情节相对来说更集中，画面更有设计感，氛围营造也朦胧许多，这对一部短片制作来说是合适的。在决意告别与难离难舍之间纠缠，让整个“别夜”的氛围像被黏住。他觉得，“最后一次”同“第一次”一样重要，要充满仪式感地面对消逝与死亡。胶片是如此，港人的旧情怀、旧时代也同样如此。
袁和平的《回归》，在七部短片中持有着最开放、最看得开的态度，旧时代与新事物形成融合。借黄飞鸿之口说出来的就是：“不中意喊打喊杀，凡事都要讲道理。”但故事也许太过老套了些。
杜琪峯的《遍地黄金》，仍然是一以贯之的宿命论，意外迭发，人生永远都没法如意。“贪婪会导致恐惧”，既然未来的事情谁都说不好，那现在就不要先下结论。衰到底路都会触底反弹，升到顶峰都有机会迎风跳楼，胶片的存在、香港的存在，都要在这种迷茫中进步下去。
林岭东的《迷路》，态度最决绝也最直白，充满了犹疑与纠结，让胶片横尸惨死却又阴魂不散。传统被视作是“根”而非“老土”，但西化又无可避免，这样的冲突其实直到故事结尾也没真正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真的要接受它的死亡，然后继续生活下去。
徐克的《深度对话》，在全片最后用尽“怪力”把前面所有冷静的凝视都给晃了一把。胶片一旦没了，那以前的真真假假就都不作数了，谁是医生谁是病人？谁会被记得谁会被忘掉？谁又能真正掌握话语权和“重建”权？一方面这是对胶片消逝的遗憾，但另一方面，数码技术的出现又是对这种遗憾的“亡羊补牢”，两者互搏能有赢家吗？精神病院都要被不断烧毁重建，银幕内外你你我我，谁看谁都是精神病而已嘛，哪还需要在意那么多。
最喜欢还是《别夜》《遍地黄金》《深度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