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論這個問題時得承認，《東方快車謀殺案》原著我隻是粗淺了解，并沒仔細看過。我對阿加莎的認知幾乎全部來自于改編電影及《大偵探波洛》等劇集。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翻譯問題。阿加莎小說在國内的翻譯衆所周知，即便是再精彩的故事也會因為蹩腳的譯筆而折損大半的閱讀體驗。所以對這兩部改編電影的評價，是否忠于原著，并不在分析範圍内。文字和電影自有它獨特的呈現邏輯，重點在于呈現而非複現。

阿加莎被譽為推理女王，談及她的代表作品，《東方快車謀殺案》是絕對繞不過去的。密閉空間的複仇故事總是經久不衰，被一代代推理大師反複利用，衍生出不同的類型。而東方快車中阿加莎則借助這個外殼演繹出一個集體複仇的戲碼，我們熟知的“兇手就在我們中間”被“兇手就是我們”所代替，波洛給出的兩個推理，以及最終的選擇，也很有深意，成為後來影視改編中的關鍵情節。

這種人人皆為真兇，“12人陪審團”的設定固然帶感，但也帶來不少問題。首先便是人物過多，人名難記。東方快車的特殊之處是人物沒法删減和合并，數字12是有意味的，這就要求每個角色都有各自的任務和往事。在小說中我們可以随時方便往前翻，做筆記梳理角色。但電影呈現顯然無法做到，光記住12個人的外貌，名字都略顯費力，再聯系起和兇手的關系，以及五年前的舊案，信息便有些過載。當然，我們也可以選擇略過這些關系，隻要知道他們就是和五年前阿姆斯特朗案件息息相關的人，此行複仇即可，但這樣一來，波洛的大段審訊就顯得冗長無意義了。波洛探案心證法用得很多，即抓證詞的破綻，但對現場物證的利用并不充分，這也是波洛系列的特色之一，所以角色身份信息常常顯得很重要。兩版電影都考慮到角色太多的問題，而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方式則很不相同。

1974版其實是傾向讓觀衆熟悉每個角色的，因此開篇直接從阿姆斯特朗幼女綁架案講起，交代這個案件的過程，波及的人物，讓觀衆自覺聯想這必然是和東方快車緊密聯系的。而後波洛乘坐東方快車時，這段戲很長，就是各乘客紛紛過來檢票上車，列車員米歇爾一一招待，這期間，每個角色服裝不同，語調不同，像有基督信仰的曾在非洲傳教的奧爾松，穿着華麗的俄國貴族德拉戈米羅夫公主，來自匈牙利的安德雷尼伯爵夫婦。後期波洛逐一審訊時，也給了充足的時間展開，能讓觀衆盡量把握這些關系。

盡管如此，第一次看完全片的我還是忘記了大部分人物關系和形象。顯然，1974版在角色處理上采取的是“增強”策略，用盡可能多的時間，調整出場順序，重要線索前移等手段。然而我還是有些臉盲。導緻最後高潮時，一人刺一刀說的那些話我完全無感。

與之相反，2010版的改編策略更為取巧，針對最後波洛提出的兩個推理并最終選擇放過這群兇手的情節進行深挖，把一個複仇故事拔高到對法律和私刑的思辨當中，其悲劇性和宏大程度是超出原著的。也正因此，這一版本是采取“主題先行，核心角色強化，其他弱化”的策略。既然我要讨論的是堅守法制正義還是道德正義，那麼全片就緊扣這個主題來拍，與之無關的就舍棄。與之相關的就大講特講。所以我們能看到2010版的開頭描繪了原著沒有的上尉自殺和孕婦石刑兩個事件，其作用均讓波洛産生深思:自己堅持的這個法律至上的正義觀，真的正确嗎？法律難道就是萬能的以至于讓人們作為唯一的審判背書？全片中波洛都是一種蒼老，疲憊的狀态，整體的影像基調也是沉悶晦澀的，都是在為主題服務。

這一切的改變，都服務于一個核心：将故事從“誰是兇手”的謎題，徹底扭轉為“私刑是否正當”的倫理審判。大衛·蘇切特貢獻了最具深度的演繹。 他在這裡不再是遊刃有餘的解謎者，而是一個被絕對法律信仰所折磨的痛苦靈魂。

也因此，觀衆的注意力有限，既然以這樣的主題思辨串聯全篇，那麼勢必要犧牲人物的塑造。片長比1974版少了将近半小時，反而脈絡更加清晰。五年前的阿姆斯特朗案也作為背景闆，存在于每個人的語言線索中，沒有直接呈現。

角色得到強化的如德拉戈米羅夫公主和德貝納姆小姐，前者是在最後“行刑”中的審判者，講出了這段話:我可以告訴你我們是誰，但是你所要知道的是，被你殺害的人們都在天堂。而你，卡塞蒂先生，将要下地獄。當你殺害那個孩子的時候，她該有多害怕。難道你沒想到，即使尋遍天涯海角，我們也會為我們摯愛的人讨回公道。這個場景下，雷切特還在掙紮着，沒有像74版本中中毒先死去，這也加重了故事的審判意味。而在後來的争論中，也保持着善良與責任的底色，表示想要獨自頂罪。

德貝納姆小姐與上校則和波洛展開了何為道德正義和法律正确之争。波洛認為他們是私設公堂，亵渎公正，無權置法律于股掌之間。既當陪審團又當劊子手，豈不是又回到了中世紀。法制的精神必須高于一切，即使有時它有失公允，也應該重拾信心。如果法制一旦被破壞，整個社會，整個文明世界将無處栖身。

但行刑者則表示，我們都是無罪之人。我們向法律尋求公正，而法律卻讓我們失望。波洛對法律的堅持不惜被貶為最惡毒的兇手，魔鬼的化身，助纣為虐的罪犯。

可是上校持槍要滅口時，德貝納姆的話:如果我們殺了他們，我們要變成了隻會佑護自己的黑幫，天知道我們将終生背負卡塞蒂的死将會是多麼的艱難。更何況要是非正義的殺戮。我們不能知錯犯錯。從法律來看這些人無可饒恕，但他們卻自有心中的正義。

這讓波洛陷入了痛苦而艱難的抉擇之中。走下列車，白雪皚皚的樹叢中，波洛面色冷峻地緩緩走過每個“行兇者”的身旁。他最後選擇了第一個推理。而後背對衆人，淚水噙滿眼眶，堪稱整部劇集的高光。應當說，2010的改編，讓東方快車成為了一個不朽的符号，那遠不止集體複仇那麼簡單。相信法律還是交給私刑，程序正義還是道德正義？思考這些問題時，我們每個人都會登上無形的東方快車。所以我對2010的評價是，在它自己選擇的邏輯框架下做到了表達的極緻。避開了人物本身的複雜性，也讓全片的主旨更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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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版波洛形象(大衛·蘇切特 飾演)

從兩版對人物角色不同的處理方式，也能看出各自的側重點。畢竟相隔三十多年，社會的價值取向會有變化，不同的版本總歸是受到不同年代的局限性，這也讓我們看到經典作品必然會穿梭于不同的社會狀态，借由電影人之手，展現出新的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