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日本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美国，胡适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大家采取“清醒的爱国主义”。他说：
就我看来，我们留学生，在这个时候，在离中国这么远的地方，所应该做的是：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的责任，就是读书，不要被报章的喧嚣引导离开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让我们严肃地，冷静地，不被骚扰，不被动摇地去念我们的书。
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深信她必能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或者，如果必须的话，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当时，留美学生们正群情激昂，有些学生说：中国应该斗争，仿效比利时的抵抗，而不应像朝鲜一样被征服统治；
一些人认为：目前国内的这个危机，需要各人“放弃自己前途的原定计划”，做“重大的牺牲”。
其中一篇社论说：我们应该做对国家最有贡献的事，如果必要的话，甚至牺牲生命。……中国现在需要能干的人才比需要任何其他东西更为迫切。因此，我们的责任十分简单——回国去！”
有些中国学生甚至愿意利用暑假，到美国军部主办的军事营地受训。
因此，胡适的这封信，引发了激烈的辩论，胡适被他的同学们骂作“卖国贼”。
《中国留美学生月刊》的总编辑邝煦堃，写了一篇长文回应胡适：
在胡适思想某些晦暗的角落里，他似乎同意我们，认为他自己说的不抵抗主义在某些情形下并不适当，而必须被放弃。
他在公开信里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去使她（中国）从死亡里复活过来。”但是用什么方法去使中国从死里复活过来呢？
难道靠一手挟着《圣经》，另一手挟着一本同样有用的书，像是《白朗宁诗集》，便办得到了吗？
他必得承认，一旦日本占据了中国，要驱除他们就必须使用武力。把中国从死里活过来，比在日本未侵入以前就抵抗要难多了。
这篇长文的结论认为，胡适所提出的并非“清醒的爱国主义”，而是“不爱国的胡说八道”。
不过，大家的言辞虽不乏激烈，但所持的原则都是基于冷静严肃的思考，最后也是以理智为主。
最近在追《觉醒年代》，随着“五四运动”的进行，新文化阵营，已经开始发生分化。最严重的分歧，就表现在胡适和陈独秀、李大钊之间。
学生们罢课游行反对“二十一条”，遭到北洋政府的强硬镇压。陈独秀、李大钊主张绝不妥协，要采用更加坚决的方式，去斗争！
胡适则主张我们我们要给政府一个台阶下，我们要专心做新文化，不要去蹚政治的浑水。
因为比较感兴趣，就去查了下相关的资料，发现原来胡适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对于学生参与政治实践，就一直是消极的态度。
通过上面胡适和邝煦堃的讨论，我个人觉得，还是邝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一些。就像他说的，“把中国从死里复活过来，比在日本未侵入以前就抵抗要难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