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入影院开始，我就已经决定如何去看这部电影。

双雪涛，最近几年新兴的80后年轻作家，是继80-90年代以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乡土文学后的全新流派作家，是文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因为未曾拜读他的任何作品，所以对其小说改编的电影抱有一种初探的动机。我试图通过小说影视化的结果窥探出作家在叙事结构、语言习惯、表现手法等方面的个性化取向。

故事切入（仅从电影内容看待，下同）是常规的，借用紧张、快节奏的情节把观众拉入故事。然后就是设疑，制造矛盾，将整个故事一层层铺展开来。整个故事中，有两条明线，一条是刺杀小说家，另一条则靠小说家的创作内容推进，两条线索互为表里，相互推进，实现了现实与小说叙事的嵌套结构设计。而故事的暗线，小说的主题以亲情（具体为父爱，但也有孩子反哺的体现）为情节推动力，使得小说超越明线绚烂枯燥的单纯叙事，拥有了现实意义，这正是严肃文学超脱大多数民间文学、网络文学，拥有超时空人类共同情愫的体现。同时，两条明线以暗线为粘合剂，相互牵扯，互为掣肘，使得整个叙事的结构多元化、层次化，而不至于使得故事凌乱驳杂。

另一方面，除去叙事结构这样偏向形式的构建，故事的内容填充也并不随意。

这里要说到的是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也会涉及人类学心理学派的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讲到的“酒神人格”“日神人格”（追本溯源，这是尼采的学说）。

正如最后关宁续写小说，让“加特林”“人间大炮”等元素乱入，弑神的开始是“酒神人格”的完全释放，是对个体理性的完全背叛，也是自卑心理的极致外放。在现实中，关宁历经纠结，多次错失良机，最后放弃“一命换一命”的非理性选择，则是“日神人格”的胜利。“梦境”和“小说”都是现实的映射，也正因只是映射，才有与现实截然相反表现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完全释放自己人格中的“酒神”成分，也不能圈地为牢困顿于极度的理性，关宁对空文和屠灵的启发都有这层意义。至于弑神，可以理解为破除业障，消除心理阴影，走向自我解脱的光明。“神”是深藏的，是让人忌惮恐惧的，人的无力往往在精神大山下体现得淋漓尽致。反抗与弑神，第一步是走近与认识，寻找它的弱点（这一点在电影中是依靠对话完成体现的，很难讲是自发还是被动）明确它不是无懈可击的，然后实施。

而最后父女相逢，是故事叙事化结构在内容反馈影响后必然导向的结果。这不是欧·亨利式的结尾，而是理性与爱的绝对胜利。

同时，故事对符号化的象征手法运用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小橘子”及歌谣，包括不同人物的特异功能都带有将人物符号化的目的，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丰富完善立体的人物，同时突出其特性。也正是这种符号化的象征手法，突出了两条明线在逻辑上的联系。

叙事结构和语言应用是一个小说家的天赋，也是一个小说家入门的本领。而对其它领域知识的应用和渲染，则需要天赋或者充足的后天培育。我不知道双雪涛在人格塑造方面是他阅读学习不分畛域通古达今，还是完全的精神自觉。总而言之，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全科学习应用能力，那么他的成就终究是有限的。余华正是如此，在先锋文学的浪尖上写出了«现实一种»等优秀中篇，后继创作出«活着»«兄弟»«许三观卖血记»等长篇小说，最终落入了时代化叙事的窠臼中。其被视作转型之作的«第七天»主动转换了故事的时代背景，却也遭受了失败。文学下沉是有限度的，文学是有门槛的，它制造阶级和对立，是不能不承认的。暌违八年，余华携«文城»归来，不知道是否转型成功，我们拭目以待——虽然也有人说，他从未转型。

而新生代的双雪涛及同行者将为中国文学走出怎么一条新的道路来，也是十分值得期待的。他个人十分重视作品的影视化，这可能是小说文本集体转型的一个关键性信号。

所学甚浅，所言甚多。不妥之处，企望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