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從人的虛僞與謊言中看到了虛無,所以轉身投入了死亡;黑澤明從世道的黑暗裡依舊相信人的善良,所以給予了生與未來的希望。
電影以芥川龍之介的兩部小說作為改編藍本。《羅生門》以一種摧枯拉朽的筆力渲染了一種肅殺的沒有道德的殘酷世界氛圍,自私成為人行為的指導,人本身成為罪惡的根源,天下隻有惡以及更大的惡來制止惡,一種壓抑的黑暗的混亂把世界都吞滅;《竹林中》通過移動視角,保持第一人稱叙述,荒誕式地凸顯了主觀事實的矛盾性,通過複述一起殺人案,将矛盾甩給了讀者這一絕對的旁觀者,這種叙事将主觀視角的自我限制暴露出來,成倍的諷刺性鋪滿小說,一場沒有真相的懸案直接展現芥川對于人本身深刻弊病的絕望,自私與卑劣廉價的自尊讓真相不存在,讓求真沒有意義。
觀衆的視角被賦予在這種超越般的視角之上,一個乞丐成為最接近所謂真相甚至真理者,甚至黑澤明或是芥川否定了作者的全知視角以來體現他主觀視角的客觀性,當結尾乞丐剝下嬰兒的衣服時,他尖銳的話語直接都否定了樵夫帶有自我主義的虛僞形式的視角,以絕對強勢壓制了樵夫與腳行僧的話語權,最終帶着利益離開羅生門,在大雨中大笑離去。
本身腳行僧與樵夫在原著中的定義是相似的,他們提供給芥川一種闡述客觀事實基礎的“嘴”,也具有陌生化小說語言——即增加故事本身的混亂程度的作用。黑澤明則改變了兩者的定位,腳行僧被賦予了一種人道主義關懷,同時象征日本文化中的佛教文化,忍受苦痛,悲憫世人,腳行僧的視角充滿了一種無力的人文關懷,他善于發現美,卻又任憑美在虛僞與無意義中凋零,他的信仰崩塌從而對世間絕望失去制止“惡”的能力,也象征着在那種無所謂道德的世道世人的信仰被踐踏得不值一提。
至于武士,女子與強盜,則各自代表日本複雜的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在自我視角裡把那種廉價卑劣的自我信念當成真理以及觀察世界的方式,整體不可靠的叙述産生于叙述主體各組成部分之間的特殊關系。這關系是通過對同一故事(亦即每個人物所面臨的“ 臨界處境”)的“複述”或者叫做多重式内聚焦叙事體現出來的。

加上樵夫四個主要叙事段落都采用了一個特定叙述者的視角, 并由這個視角的持有者把自己的經曆叙述出來。每一段叙事都浸透了聚焦人物有意無意的謊言,偏見和幻象。由于四段叙事之間明顯的矛盾抵牾, 用它們來重建統一的真相幾乎成為不可能, 這就促使觀衆把目光轉向叙述本身而不是被叙述的故事, 因為叙述本身由于叙述者的自我限制而被戲劇化了。
而對于樵夫的改編則是黑澤明最大膽也是最獨特之處,樵夫提供了一個原著中不存在的叙事視角,而對于這一新的視角真實性探讨我覺得沒有意義,樵夫同樣在不知不覺中摻雜了自我意識與主觀臆斷,掩蓋或者是根本看不到絕對客觀的真相,他的地位在故事裡被拉低,混入了鬧劇中。

在結尾,黑澤明将觀衆視角轉移到了樵夫身上,最後借樵夫之口批判了乞丐這種虛無主義者的麻木與無情,卻又被無情駁回,這也暗含黑澤明的困惑與掙紮,善惡觀在絕對的利己主義面前毫無站腳處,他通過樵夫的無奈渲染了黑澤明對于人本身的懷疑,通過樵夫視角給觀衆代入這種質詢。不過,黑澤明不同芥川的是,他還是加入了樵夫收養嬰兒的情節,給這荒涼的世道增添了最後的溫情,他在這種懷疑與質詢中選擇了相信倫理價值。
樵夫在荒誕中最終選擇用這種自我犧牲來抵抗虛無,黑澤明選取一種白爛的表現手法——雨過天晴來表達對于未來的希冀,肯定了存在可能性。結尾樵夫抱着嬰兒走向與乞丐相反的另一邊,也象征兩人終将代表兩個不同的方向走向不同的可能,而在這一切背後, 在所在矛盾,懷疑和失敗的背後, 我看到了偉大的藝術家那悲天憫人的蒼涼目光, 這目光是那樣的深沉,凝重,焦慮而又絕望, 在這樣的目光面前, 不再需要任何的言說, 因為它已經靜靜地穿透了觀衆的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