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 書影君
2019年，HBO和台灣公視聯合推出的一部10集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之所以獲得觀衆的極大認可與同理心，就是因為劇中所展現出的新聞媒體、醫療診斷、辯護審判等各個領域，從專業術語到行業内幕、從運行潛規則到理想與現實的糾結，表現的既真實又精準。
不但内行看出了門道，外行也看得熱鬧。
而每一集中設置的思考與辯論議題，也針針見血、刀刀要害，直指"衆生皆有病"這個殘酷的社會現實，看得我時而憋悶壓抑，時而淚眼婆娑。
...在10集長度的劇集中，承載了許多沉重深刻的社會化議題。
比如網絡暴力的泛化、精神病罪犯的法律權利保護、刑事法律懲治犯罪與修複受損社會機能如何平衡、媒體的職業道德和職業底線如何取舍、醫生的專業操守與現實妥協、精神病患者如何回歸社會、兇手家屬與受害者家屬之間的關系協調等等。
我選取三個議題來展開分析，今天說第三個議題。
三、刑事法律的懲罰功能與修複功能
王赦作為法扶律師，主要就是為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死刑被告人提供辯護和幫助。
當政府為了撫慰受害者、順應憤怒的民意，而急匆匆地将李曉明槍決後。在王赦看來，這樣既無法彌補社會被犯罪撕裂的傷口，也無法找到悲劇發生的真正原因。
...更何況，一個精神有問題的犯罪分子，即便他犯下了再嚴重的罪行，那也不是他真實意思的表示，根本不具有可懲罰性。
畢竟，罪犯是一個大腦無法自控的病人，殺了他，既無法懲戒，也無法預防。
王赦不遺餘力地幫助犯罪者和他的家庭，這與社會公衆"殺人償命"的樸素正義觀産生了嚴重沖突，所以王赦無法得到大多數民衆的理解，甚至包括他的家人。
...作為維護社會穩定，懲治犯罪和保障公民生命和财産安全的刑事法律，它的最主要功能究竟是什麼？
到底是主要為了懲罰犯罪分子，還是主要為了修複因犯罪而受損的社會功能？
這個問題，也是王赦一直在追問的。
劇集的最後，在王赦和心理師的共同努力下，李曉明的父母和妹妹，與受害者的家屬，終于坐在了一張桌子的兩端。
...在這場近距離、面對面的"修複式會談"中，所有的仇恨與愧疚，所有的不原諒與自責，都在"李曉明犯罪的共同受害人"這一共同身份之下，得到了緩解與宣洩。
我們不能希望受害人家屬應該原諒兇手及其家屬，這是一個過分的要求。就像宋喬安說，"我可以理解李曉文也是受害者，但我這輩不會和她成為朋友，我沒有那麼偉大。"
...但是，正是因為這種對話，才有可能使雙方都走出傷痛與愧疚，重新開始新的生活。
畢竟，我們不能一輩子都活在失去親人的傷痛之中，這既不是逝去的親人希望看到的，也不是活下來的其他親人願意看到的。
從這點來看，開展兇手家屬與受害者家屬的"修複式會談"，不是為了放過兇手，而是為了放過自己。
...也許，王赦的理念永遠得不到大多數人的理解，畢竟局外人永遠沒有資格讓當事人選擇原諒。
但是，整個社會健康良性的發展，卻需要一個又一個像王赦律師這樣的人，可以超越人類原始的複仇觀，站在更高的角度，來審視每一起具體的案件，以及案件中每一個具體的人。
在王赦眼中，法律的功能不是單純為了懲罰，更重要的是預防與修複。預防類似的悲劇一次次毫無價值地發生，也修複因社會機能故障而導緻的個體悲劇。
劇中，懦弱善良的李大芝，因為學長的背叛而怒火中燒，她拿起刀要去殺掉他，并大喊着"當一個殺人犯也沒那麼困難"。
...一起案件，并不是判決之後就完了。
我們每一個普通人，誰也不能保證自己不會遇到一個罪犯曾經遇到過的困境。
不去反思與研究每一起案件背後的原因，那麼受害者的生命不但會白白付出，而普通人與犯罪者之間的屏障，也會越來越脆弱。
是的，正如本片的名字，一個普通人與惡之間的距離，有時候真的很近，很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