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 書影君

2019年,HBO和台灣公視聯合推出的一部10集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之所以獲得觀衆的極大認可與同理心,就是因為劇中所展現出的新聞媒體、醫療診斷、辯護審判等各個領域,從專業術語到行業内幕、從運行潛規則到理想與現實的糾結,表現的既真實又精準。

不但内行看出了門道,外行也看得熱鬧。

而每一集中設置的思考與辯論議題,也針針見血、刀刀要害,直指"衆生皆有病"這個殘酷的社會現實,看得我時而憋悶壓抑,時而淚眼婆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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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集長度的劇集中,承載了許多沉重深刻的社會化議題。

比如網絡暴力的泛化、精神病罪犯的法律權利保護、刑事法律懲治犯罪與修複受損社會機能如何平衡、媒體的職業道德和職業底線如何取舍、醫生的專業操守與現實妥協、精神病患者如何回歸社會、兇手家屬與受害者家屬之間的關系協調等等。

我選取三個議題來展開分析,今天先說第一個議題。

一、媒體的新聞理想與職業底線

宋喬安任職的品味新聞台,一直以收視率第一為主要目标。按照員工的話來講,"收視率才是自己在老闆面前可以大聲說話的唯一因素。"

台灣媒體環境的混亂有目共睹,媒體從業人員追腥逐醜、冷血偏激、選擇性報道早已有名,就連劇中也多次出現"少時不讀書,長大做媒體"的自嘲或嘲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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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媒體為了流量而争頭條爆款、搶突發新聞,甚至來不及核實新聞來源的真實性,也毫不顧及受害者隐私,就急匆匆地以片面偏激的态度發布新聞。

雖然賺足了觀衆的眼球和收視率,但同時也有意無意地掩蓋了事件的真相,誤導了觀衆的情緒和認知,可謂毫無職業操守和底線。

宋喬安開始時對此毫不在乎,甚至認為快速報道、揭露真相是媒體人的職責。

但有兩件事最終改變了她對新聞職業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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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曉明被槍決後,她無意發現了手下員工李大芝的真實身份後,偷偷安排記者跟蹤偷拍李家父母為兒子李曉明收屍火化的鏡頭。

最終導緻李家父母和李大芝的住址被曝光,遭到媒體和受害者的圍堵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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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一起少年随機傷人事件的新聞中,記者又是片面報道少年的犯罪行為,并稱之為對李曉明的模仿犯罪,卻沒有客觀報道這個少年長期在學校受欺淩,以及精神有疾病而一直就醫的事實,最終導緻少年的母親與少年一起投海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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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起産生嚴重後果的事件,導緻宋喬安開始反思,媒體人的職責究竟是什麼?是為了收視率而不惜造謠掩蓋真相,還是為了向觀衆展示真實客觀的世界?

媒體人的初心,究竟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