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現在，很多人仍記得臘月的第一場雪，對于中國曆史劇作者而言，臘月的第一場雪，别有一層意味。就是在臘月的第一場雪中，伴随着紫禁城的歡聲笑語，曆史劇《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拉開帷幕。馮保、呂芳、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嘉靖、裕王、海瑞，他們漸次登場，一個個曆史人物，在虛構的世界中重演真實。那時很少有人想到，這樣一部“枯燥”“乏味”“冗長”的作品，會成為中國曆史劇的代表作，而它的出現與慘淡收場，标志着一個曆史劇黃金時代的離去。
大雪是《大明王朝1566》的隐喻。第一集，欽天監官員周雲逸被宦官杖殺，臘月的大雪點點落在血泊裡；第三十二集，旁白道：“今天真是嚴黨的好日子。冬至瑞雪，鄢懋卿南巡的白銀進京了。”但見嚴世蕃款款出迎，面有喜色，直歎好雪，此時的他許是不知道，這凜冬的鵝毛大雪，就是上天為他親自準備的孝衣；到了結局，又是一場雪，嘉靖駕崩，海瑞出獄，紛紛大雪襯得大明王朝如履薄冰，又隐現希望。
皚皚白雪，引出矛盾。《大明王朝1566》聚焦的矛盾，首先是“銀子不夠”。縱觀張黎、劉和平參與的曆史劇，國庫虧空往往都是事件發生的引子。《雍正王朝》，黃河發大水，國庫缺錢，于是有了四阿哥籌錢救災，冷面王催逼各大臣；《走向共和》，慈禧太後要修園子，北洋水師要軍費，于是有了李鴻章擴大賣官鬻爵、翁同龢克扣軍費開支；到了《大明王朝》，皇帝要修宮室，沿海有倭患，北方有鞑子，都需要錢，但國庫缺錢。于是有了“改稻為桑”。
為什麼張黎、劉和平那麼喜歡用錢做文章？蓋因錢是中國人的心頭寶，也是中國人頭上的一把刀，談錢籌錢，最見得人情關系的複雜，也最見得不同政治集團的扯皮。徐階老家有萬畝良田，他口口聲聲耽君父之憂，但國家缺錢了，他卻是清流模樣，舍得砍下層文官的錢，不舍得動自家的肥肉。同理，嚴嵩一家富得流油，黨羽鄢懋卿、羅龍文等人霸占朝廷的肥缺，但國庫虧空，他們的法子，是借君父之名，苦一苦百姓。在此，無論清流濁流，都各懷鬼胎。他們已經是固化的大官僚，背後牽扯着龐大的地主階層利益，成為實際上的既得利益者，他們首先想到的，必然是維護本階層利益。所以，即便像徐階這樣的開明官僚，也有這虛僞的一面。支撐徐階的，是他在江浙地區巨大的家族力量和士大夫動員能力，江浙地區，恰恰是明代錢糧重地，帝國的經濟命脈。支撐嚴嵩的，則是皇帝的信任，以及他龐大的“門生故吏”集團，浙江的胡宗憲，就是其中一員。朝廷要倚靠胡宗憲驅逐倭寇，要通過嚴黨的人維持各部門正常運作，所以，在皇帝忍無可忍之前，僅憑清流之死，斷斷無法動搖嚴黨。
那麼，嚴黨最後是如何倒台的呢？因為他們貪欲太甚，惹怒了嘉靖。
浙江貪墨一案，嘉靖姑息嚴嵩父子，隻問罪鄭必昌、何茂才等小人物，因為當時國庫庫存岌岌可危，且文官階層，不少是嚴黨的人。如時任司禮監掌印太監呂芳所說：“那些管鹽的衙門，都是嚴閣老、小閣老（嚴世蕃）的人，錢，被他們一層一層的都貪了。上下其手，鐵闆一塊。派人去查，那是一兩也查不出來，可隻要鄢懋卿去了，他們都會乖乖地獻出來。說句傷心的話，大明朝國庫的鑰匙，一半都捏在他們手裡。朝廷要用錢，這道門，隻有他們才能打開。”
可嚴黨不但不加收斂，反而日益猖獗，在嚴黨官員鄢懋卿巡鹽一事中，呂芳告訴嘉靖，錦衣衛朱七等人一直跟着鄢懋卿的船隊，發現鄢懋卿在把銀子押回京師以前，還有三條船，這三條船，滿載着私藏的兩百多萬兩，一條，駛往江西分宜，嚴嵩的老家；一條，駛往豐城，鄢懋卿自己的家；還有一條，一個月前裝作商船，駛回了北京。欺君罔上，引得嘉靖憤怒：“鄢懋卿，冒青煙！......朕的錢！他們拿兩百萬，朕分一百萬！還要朕感謝他們嗎？”
于是，清流們鬥了幾十年的嚴黨，嚣張跋扈盤根錯節的嚴黨，因為讓皇帝忍無可忍，頃刻之間倒台了。
大明王朝1566年，如編劇劉和平所說：“家國不分、朝廷不分。具體來說，紫禁城乾清宮是分界處，乾清門以外是國，門以内是家；門以外是朝，門以内是廷。明朝皇帝可以不經過法律程序直接在‘廷’内、也就是在皇帝家裡，将大臣杖斃。”家國關系是《大明王朝1566》的一個核心點，家有大家小家，小家即普天之下芸芸衆生各自的家庭，而大家，在皇權社會的背景下，即中央政權。皇權社會服膺于父權社會，因此在“家”這個共同體裡，父是掌握最高權威的那一極。
“父親—媳婦—兒子”，三者貫穿《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有趣的是，這種以父主導、三者并存的情形，在《大明王朝1566》中比比皆是。比如在朝廷之中，是皇帝—宦官—文官，皇帝是君父，宦官是認幹爹的兒子，文官是媳婦。事實上，在正史的記載中，嘉靖朝的宦官中規中矩，并沒有大的動靜。我們聽過魏忠賢、劉瑾，但很少聽過嘉靖朝的宦官。劉和平之所以特意在故事中加重宦官的戲份，正是為了達成這種“三者并存”的狀态，但三者并非互相制衡，而是以君父為主導，三者互動。《大明王朝1566》的宦官不像傳統曆史劇叙事般被妖魔化，他們未必個個都忠厚老實，但也絕非十惡不赦，他們的善是人性的善，他們的惡也是人性之惡，劉和平沒有去刻意寫極端的非人之惡，也更沒有将這些惡強加于宦官頭上。呂芳、楊金水、黃錦都體現了人性之善，他們本質上是皇帝的奴仆，但他們沒有泯滅做人的本性。
而媳婦是這種權力結構中最受氣的一方，卻也是緩和家庭矛盾必不可少的一方。徐階說：“大明朝兩京一十三省，百兆生民，就像這一家的子女，皇上就是這一家的父祖。臣等便是中間的媳婦，凡事但按着媳婦的職分去做，能忍則忍，該瞞則瞞，盡力顧着兩頭。實在顧不了，便隻好屈了子孫也不能屈了公婆。除此以外，别無他法。”可媳婦再能幹，也隻是裱糊匠，無法打破這一權力結構，家庭有難，媳婦可以縫補，難以挽回。
在劇中，罕見能打破這種僵局的是直臣海瑞。有明以來，官場上的群臣，日益看重清流與濁流之分。清流者，如《雍正王朝》之李绂，《大明王朝1566》之李清源等。若說海瑞，确是清流，但倘若将清流視如黨派，海瑞又決然不是，天下皆知，他孤身一人，無黨無派。正因如此，處理浙江貪墨案時，他對趙貞吉心有嫌隙，鄙其處事；李清源策動衆禦史上書彈劾内閣、通政使司及各部堂官時，他勸止王用汲；群臣共上賀表恭迎嘉靖時，他卻備好棺材，呈上一紙《治安疏》。
《大明王朝1566》第二十九集，趙貞吉和海瑞的對峙，頗能反映海瑞的性格。且看台詞：
海瑞聽罷，正色道：“多謝趙中丞和譚大人的保舉，但不知讓我們出任知州後，還能為百姓、為朝廷做些什麼？”
趙貞吉：“當務之急，是要為胡部堂前方抗倭籌集軍需。秋後了，再苦一苦百姓，将今年的稅賦，尤其是桑戶的蠶絲稅收上來。軍國大事，百姓也能諒解。”
海瑞：“（突然大聲說）那麼多贓款不去查抄，還要再苦一苦百姓！（沉默片刻）趙中丞、譚大人，我海瑞這幾個月來，作為你們的屬下，多有不敬。今後，再也不會了。曹州知州我是絕對不會做的，淳安知縣，今晚我就寫辭呈。母老女幼，家裡幾畝薄田，我也該回去種些稻子了。”
讀罷，我們想：是海瑞意氣用事嗎？是他成心要和上級趙貞吉對着幹，為了保全自己的清名駁了人家的好意？
不。一直以來，從淳安知縣，到審理鄭必昌、何茂才，再到這一幕的憤而離去，海瑞都在堅持自己一以貫之的原則，也是劉和平為這一藝術形象賦予的最具恒久性的品質——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劉和平筆下的海瑞，同樣和曆史人物一樣，有封建局限的一面，有君父思想，但不同的是，百姓的利益，成為比君父更上一層的行事準則，海瑞不是不顧全大局，他顧全的是百姓的大局。他憤怒官僚們利用大局的幌子，繼續吃着百姓的人血饅頭。群臣忙着黨争，地方官包庇同侪，皇帝的面子，老師的面子，内閣、司禮監甚至王爺們的面子，每一個都淩駕于百姓之上。官僚們籌措軍饷，沒有法子，又繼續盤剝百姓。海瑞恨自己無法改變這般局面，恨黨争不休，盤剝不止，如果他妥協，順趙貞吉和譚綸的人情，那就意味着，他默認了既定的規矩，他低頭了。
但海瑞不會。他“嚴黨要參，皇上要谏，緻君父為堯舜，免百姓之饑寒。君為輕，社稷次之，民為重。”所以他敢說：“曆來參劾嚴黨者都因牽涉皇室反罹其禍。我看恰恰相反，就是因為他們隻敢參嚴不敢直言天下之大弊，才使得嚴黨能夠藏身大弊之後肆行貪墨而不倒。天下大弊不革，倒了一個嚴黨還會再有一個嚴黨！”
樸人
海瑞是一個看似好演，實則難演的角色。
演員黃志忠曾回憶：扮演海瑞特别折磨人，這個角色是走在生死線邊上的，最有代表性的一場戲就是結局的一段——海瑞在獄中先後得知嫂子、孩子、皇上的死訊，自己卻被赦免了，這種疊加情緒稍微把握不好，就給人一種“用力過度”的感覺。黃志忠談到那幕戲時說：
“這場戲什麼時候拍，一定提前告訴我，給我準備出量來，這樣的戲要死人的演完之後。确實演完之後我的心跳達到一百七八十下，很多瞬間細節的東西不是你想象出來的，你設計成演成那樣，到時候有感而發，有一根線牽着你往那個地方走。心驚肉跳這個詞我是知道的，自己的肉啪啪跳，渾身發麻，從頭到腳渾身發麻。”
黃志忠在诠釋海瑞時，他首先要做定位。黃志忠将過去的藝術作品對海瑞的诠釋，區分為曆史形象、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瑞，是照民間形象去演的。而這一民間形象最難處理的一點，是你要将他演得像個“人”，但又要在他身上體現一種超越的氣質，一種讓觀衆深深信服海瑞确實可以作為精神榜樣的氣質。
這樣一個精神榜樣，首先是孤獨的。《大明王朝1566》前，劉和平曾執筆《雍正王朝》的劇本，“雍正”在劇中，同樣是一個被孤獨感纏繞的形象。海瑞與雍正，一個是自下而上，一個是自上而下，“一個是最高道德境界上的孤獨者，一個是最高權威境界上的孤獨者”。
劉和平塑造的文學形象“海瑞”，是君本、民本思想的疊加，代表中國傳統中最淳樸的一種訴求，且愚且智，就連對其有所嫌隙的清流之士——泰州大儒趙貞吉，也感慨他是周公孔子所推崇之“樸人”。劇中的海瑞，就像大明朝的堂·吉诃德，他在自己的内心深處燃燒着和堂·吉诃德相同的巨大激情；他一心一意為外人眼中荒誕不經的事奮身而戰；他要用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去反對現實生活中自己看不順眼的一切。吉诃德是孤獨的，海瑞也将坦然接受孤獨的境地。
“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來抛閃。恐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念。
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
孤獨的海瑞，既是清官，也是一個大孝子，但他往往要面臨忠孝矛盾下的選擇。
《大明王朝1566》有這麼一處情節：離過年隻剩三天，每個官員卻隻能兩鬥米兩升胡椒十吊銅錢過年。群情激憤，負責發放錢米的海瑞也無能為力，國子監司業李清源領着百官大鬧了廣盈庫，直鬧到戶部，人人喊苦。李清源不知，眼前肅然不語的海瑞，日子清苦更甚。他的妻子懷孕不到三個月，他隻得将母親織的布拿到街上販賣。再過不久，當他前往大興赈災，在他眼前的，将是茫茫大雪，滿地的餓殍。兩京一十三省，多處遭災，又遭貪墨之人層層盤剝，百姓的日子，一如凜冬般寒冷。
“不能謀萬世者不能謀一時，不能謀全局者不能謀一隅。”海瑞有他自己的考慮。他知道，今時今日的局面，根源并不在内閣，找内閣的麻煩，無濟于事。海瑞想要雷霆萬鈞，從病根入手，但他又不是全然無所顧忌之人，他的命，他的名，可以是身外之物，可他的老母親，和妻子三個月的身孕，卻是他心頭的羁絆。最終，海瑞的選擇是——借機讓老母親和妻子離開京師，将身後事托付給好友王用汲，而自己寫下“天下第一疏”，在家早早備好棺材。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滿朝文武誰人不知誰人不曉海筆架的執拗。海瑞認死理，貪官墨吏忌憚他，清流也不和他對路。處理浙江貪墨案時，他對徐階的門生趙貞吉心有嫌隙，鄙其處事；清流李清源策動衆禦史上書彈劾内閣、通政使司及各部堂官時，他勸止王用汲，莫和他們瞎摻和；群臣共上賀表恭迎嘉靖時，他卻備好棺材，呈上一紙《治安疏》。
海瑞的信念被給予精神上的肯定。朝堂上，别人會說他愚，說他急切，說他閻王爺面孔不講情理，但很少人鄙夷他的初心。不過，這些無法緩解海瑞的苦悶，因為社稷污濁、文治不張、法度不嚴。
于一個人，真正的大悲哀，恐怕是徹頭徹尾的不被理解。這樣的人，要麼是不合時宜的落伍者，要麼是異想天開的超前者。前者，恐怕傾注心力也落得個愚古不化，後者，他所投入的事業不是一人一世所能完成。海瑞的幸福就在于，他也許不被重用，但被理解；他也許艱難前行，但不乏掌聲。誠然，海瑞也曾經遭遇過改稻為桑案草草收場式的苦悶，終其一生大明朝的烏煙瘴氣也并未消散，可就像羅曼-羅蘭說的：“真正的光明絕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隻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真正的英雄絕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隻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海瑞更大的幸福就在于，他找到了自己願意付諸熱枕的事業，他确确實實地獲取了類似信仰般的執念，這讓他不必害怕沉淪堕落，讓他有源源不斷生活的勇氣而敢于面對内在的敵人。 某種程度上，海瑞在世人眼裡，已不僅僅是一個直臣，他仿佛被賦予精神象征似的意味。刨除時代局限造就的愚忠，他的正氣、執着、廉潔、自律和赤誠，都是超脫時代的精神。一個人顯露這種精神容易，不容易的是堅持一生。
隻可惜，就像劉和平說的：“萬曆十五年，這個榜樣終于死了。北京所有的官員集體寫祭文哀悼他，南京所有的官員寫祭文哀悼他，皇帝親自寫祭文哀悼他。這些祭文哀悼的不是一個人的故去，而是一種精神象征的隕滅。”
棋子
海瑞成為道德模範是他的幸運，從他的初衷而言卻也是他的不幸。道德模範被人敬仰，卻無法被托付真正的重任，海瑞的破壞性也會因道德模範的标識而消解。而在劇中，有一個人與海瑞殊途同歸，那就是胡宗憲。
《大明王朝1566》裡的胡宗憲，比正史裡的胡宗憲更有文臣氣質。他是能臣，嘉靖說他老成謀國；他是媳婦，在一個家裡充當潤滑劑。現實的理想主義者最初也許同樣有騎士夢，渴望像荊轲一樣，為騎士理想而獻身。但“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真正成為騎士的又有多少？留下來的，他們并非泯滅理想，而隻是以另一種方式——一種看上去平庸苟且的方式，一點一點構建心中的理想國。
胡宗憲是一個主動皈依于世俗社會行事邏輯的理想者，他做事并非全為自己、為所屬黨派，他同樣有對國家和百姓的關懷，這是他理想主義的地方。但是他做事不像海瑞，不是直搗黃龍、打破秩序，而是在固有秩序内迂回行駛，尋求漸進改良，盡管這種改良并沒有制度保障，而隻能靠個人的恻隐之心維持。
在中國，很多理想主義者不是像海瑞這樣，海瑞很理想，但這種人注定少得可憐，那種為了自己心中的道奮不顧身的意志，那種真正發自内心相信自己的道的執念，很少人能堅持。現實的理想主義者更可能像劇裡的胡宗憲，“他就像個媳婦。上面有公婆要孝順，中間有丈夫也得顧着，底下還有那麼多兒女要操勞。辛苦命，兩頭不讨好。”
但是，老成謀國的胡宗憲，卻依然輸給了現實。在改稻為桑案中，當浙江淳安、建德兩縣被淹，數十萬災民無家可歸，胡宗憲想辦法籌措糧食赈濟。他首先向戶部請求調糧赈災，可徐階、高拱卻一番搪塞，暗示其無糧可調。而張居正在裕王府私下議事時也說：“戶部，是不能給他調糧的。能調，這個時候我們也不會給他調了。”理由是：“幹脆讓浙江亂起來，就當做我大明朝身上爛了一塊肉，這塊肉一爛，嚴黨這個膿瘡，就到了該擠的時候了。”
而當胡宗憲前往江蘇借糧，趙貞吉作為他的好友，也隻能這樣答複：“一百船、兩百船糧，江蘇都拿得出，卻不能借給浙江。是朝局不容我借給你。”且“兩邊的人都不願意我借糧給你”。這兩邊，一邊就是嚴黨，他們毀堤淹田，為的就是逼農民把田地賤賣，好推動改稻為桑、土地兼并。而另一邊，正是徐階一派人，理由，張居正已經說得很清楚。嚴黨、徐黨，政見不同，卻在某些方面達成了驚人的一緻。有趣的是，當嚴嵩倒台、徐階升任内閣首輔後，他的兒子徐璠繼任工部侍郎，負責給嘉靖修宮觀的用度開支，而他的前任恰恰就是嚴世蕃。
可憐了胡宗憲東奔西走，換來一聲長歎息。但是，他更深的悲劇還在後頭。改稻為桑案的末尾，當沈一石自焚于府中，嘉靖授意讓胡宗憲的徽商同鄉接手沈一石的空殼子作坊，胡宗憲知道，徽商一時半會不可能拿出那麼多絲綢，到那時，他們肯定會找自己求情，嘉靖一開始就算計好，要通過此事讓胡宗憲入坑，便于日後查處。這個坑，胡宗憲爬不出去，嘉靖要查他，為的是給“倒嚴”鋪路。
于是，隻要東南平息倭患，飛鳥盡良弓藏，胡宗憲就成為棋盤上的棄子了。但他還是拒絕了嚴嵩的授意，決定平定倭患。這是劇中的胡宗憲難能可貴的一點，他信奉一句話——“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聖人教導我們：做事不問可不可能，但問應不應該。”
圍城
“金兒，從這一刻起，你不用再裝了。三年了，真是苦了你了。現在好了，咱們給太祖爺守靈去了，太祖爺也不會說話，也不會生氣，沒有人再算計咱們了。金兒，把頭發，把臉，還有咱們這隻有半條的身子，都洗幹淨了。從今往後，咱們爺兒倆幹幹淨淨的做人。”
這是《大明王朝1566》後半部的經典情節——一聲呐喊，水花四濺，宦官楊金水奮力拍打着奔流。他已經好久好久，沒有如今天般宣洩自己的情緒。也許，這就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為了這一天的到來，他足足等了三年。
王勁松老師飾演的楊金水，可能是全劇最具複雜性的一個角色。我們能說，這位宦官壞透了，他陰鸷、狠毒，工于心計。在浙江貪墨案中，他盤剝沈一石，參與毀堤淹田，牽連胡宗憲，肆意貪污，目無法度。我們也能說，他堅韌、隐忍，令人同情。對主上忠貞不二，對朋友感激而愧疚，對芸娘，出于義，出于情，也頗有照顧。
楊金水曾說：“做太監，唯一的天，唯一的雲彩就是在宮裡，太監沒家，宮裡就是他們的家。”命運不由他，令他打小就是為主子盡忠的奴仆命。楊金水貪，多少銀子流進他自己的腰包，又有多少銀子，是為了滿足以上面人的私欲。被逼絕路，他為何不一死了之，而選擇裝瘋？真的隻是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嗎？需知道，他若一死，事情就會推到他身後的呂芳，觊觎司禮監頭把交椅的陳洪，會不會借機攻讦？清流又會不會趁勢彈劾？呂芳是楊金水的恩人，在楊金水眼裡，他是父親般的存在，楊金水不敢冒這個險。所以他不能死，他選擇瘋。他這一瘋，江南織造局和内廷的線索也就斷了大半，呂芳不會有事，司禮監安穩不變，宮裡的體面也就保住了。
就像楊金水自己說的：“我不過是皇上，是老祖宗派到浙江來的一條狗，我得看好這個家！”他隻有“半條身子”，很多時候，這“半條身子”還由不得自己。
楊金水是苦命之人，站在岸邊的呂芳又何嘗不是。侍奉君側，如履薄冰，所謂的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可十步之内也分明有陳洪般虎視高位的狠角色。時時刻刻，他既要想着保自己，又要想着如何保楊金水，如何保馮保，如何為自己的“幹兒子們”留後路。他留給馮保的“思危、思退、思變”，也是留給自己的警示。
知道有危險就躲開危險，叫思危；躲到人家都不再注意你的地方，叫思退；退下來就有機會，再慢慢看，慢慢想，以前哪裡錯了，往後該怎麼改，叫思變”。 宦官就這樣夾縫中求生存，在深宮中戰戰兢兢。可終究，他們不過是皇帝的家奴，是每天哈腰點頭的忠犬，皇帝一句話，能讓他們生；皇帝一句話，也能讓他們死。
在《大明王朝1566》中，皇帝嘉靖的形象，南開大學曆史學教授馮爾康先生總結道：“禦下有方。”他既非聖君，也非昏君，其實就是個玩弄權術、貪謀私利但善于駕馭、大事不虛的主兒。這可以從一個人事任命看出：
嚴黨垮台，嘉靖重用陳洪，逐步将其提為司禮監掌印太監，同時貶斥呂芳，發配中都孝陵。
這個變動，嘉靖是有私心的。
兩方面，一：陳洪擋唾沫。嚴黨傾覆，替嘉靖遮風擋雨的牆瞬間倒了，壓抑已久的清流勢必群起，唾沫橫飛，必須找一個狠角替自己轉移仇恨。呂芳、黃錦是溫和派，肯定不行。徐階的威望鎮不住百官，更不消說比徐階位分低的高拱、張居正，唯有陰鸷狠辣的陳洪可擔此任；
二：讓呂芳安享晚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嘉靖真的是因為忌憚呂芳才貶斥他的嗎？我看不然。呂芳是宦官中的老人，跟了嘉靖四十多年，呂芳是什麼人，嘉靖能不清楚?嘉靖的心思，呂芳也是明的。嘉靖這個關頭把呂芳發配守陵，是讓他遠離嚴黨傾覆後清流的壓力，以及帝位交替引發的政治鬥争，使其安享晚年。所以呂芳慶幸，沒有誰會再跟他過不去了。呂芳的結局，這時候以經定了。
表面上，呂芳被鬥倒，馮保去了朝天觀幹苦力，陳洪高居司禮監掌印太監，正春風得意。但其實，他是注定悲慘也最沒得回頭的一位。他鞭笞百官，得罪了士大夫；他奉命領走馮保，得罪了裕王府；他暗鬥呂芳，得罪了呂芳的幹兒幹孫。他這樣的狠角，所有人都得罪個遍，其實就是嘉靖用來震懾百官、制衡權力的一根鐵棍，但嘉靖對這根冷冰冰的鐵棍是沒有感情的。用完了就丢。嘉靖龍禦歸天之日，便是陳洪喪鐘敲響之時。
天道
縱觀全劇，嘉靖皇帝看似是最聰明絕頂也最具有權力的一個人，他玩弄大臣、滿足私欲，甚至幻想修煉成仙，可最終，天子也熬不過命數！
該劇的結尾十分諷刺。大雪紛飛，嘉靖病危，裕王問父親龍禦歸天後，自己可用何人，嘉靖先後說了徐階、高拱、張居正三人，結果，嘉靖這位不争氣的兒子問除此三人，還有何人可用，嘉靖歎息:“那就隻有天知道了。”
在劇中，嘉靖自以為可以無為而治，憑借自己的禦人之術平衡朝野、掌握全局，可個人死生虛誕，再有能耐，身後事又如何把握呢？對于兒子的問題，他又有什麼辦法？更何況，嘉靖生前看似睿智，卻也會被嚴黨的人私下耍弄，聖意反而成為他們中飽私囊的護身符。所以，嘉靖一人終歸是治不了的，他的無為而治也隻是皇帝的新衣。
一場大雪而起，一場大雪而終。大明王朝的問題看似有所好轉，卻如同一個輪回。而曆史也告訴我們，隆萬改革隻是沒有挽救大明王朝，隻過了不到20年就半途而廢。《大明王朝》裡有很深的對天的敬畏，天不隻是王侯将相們的信仰，也成為命運的象征。命運弄人，穹頂之下，更顯個人渺小。
可以說，《大明王朝1566》是一部嚴肅的作品，卻也能流露出濃郁的人情味，這種人情味超越政治立場、善惡忠奸、階級隔閡，滲入到幾乎每一個人物的骨髓。海瑞、嘉靖、嚴嵩、楊金水、沈一石、芸娘，他們首先是人，然後才是直臣、君主、士大夫、宦官、商人、歌女。司禮監值房裡，呂芳對馮保說的“為官三思”；浙江總督署簽押房，胡宗憲對譚綸的點撥；點點月光下，王用汲和海瑞的惺惺相惜；出皇城後，楊金水在水中的揮臂呐喊；還有嚴嵩倒台後在六必居的感慨、嘉靖雪夜裡的若有所思......大明朝的日光之下，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活法，交織在一起，就是天下。
如今，《大明王朝1566》與《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并列為國内三大曆史政治劇，但是，當《雍正王朝》在電視熒幕循環往複，《大明王朝1566》卻在一次别離後，于電視中銷聲匿迹；當《走向共和》在網絡上被讨論地熱火朝天，《大明王朝1566》卻隻能偶爾掀起浪花。如果将三部劇比作三座府邸，那《雍正王朝》毫無疑問，珠光寶氣，賓客不絕；《走向共和》也名士荟萃，别有風流；而《大明王朝1566》則門庭冷落，令人歎息。
也許，這是隻能有一次的作品，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和。《大明王朝1566》之後十年，曆史劇出現了一個衰弱期，直到現在，中國還沒有拍出在政治思想深度上超越《大明王朝1566》的作品。這是曆史劇的遺憾，但換個角度想，能夠欣賞《大明王朝1566》，也是這一代人的幸運，這部作品從創作到拍攝，都付出了巨大的能量，每一個參加的人也都全情投入飾演楊金水的演員王勁松曾回憶：“劇組沒有不通讀劇本的人，甚至我們的部門，所有工作人員都對每一場要拍的都一清二楚。有個笑話，是某臨時演員在現場緊張，可能是沒見過這麼認真的隊伍，結果拍攝時老是忘記台詞，站在他身邊給他托闆的燈光組師傅終于忍不住了，就用湖南話(湖南人不會普通話)給他提詞，提的竟然一字不差。”
這麼好的演員，這麼好的氛圍，交融在一起，才有《大明王朝1566》的成功，隻可惜，就如同許多偉大的作品一樣，它比時代多邁出了那麼半步，所以受到了冷遇。王爾德說：“夢想家隻能在月光下找到自己的路,他的懲罰是第一個看見黎明。”但總有一天，時間會給予他們最準确的評判。而這，也是《大明王朝1566》的必經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