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克裡斯蒂,人稱“阿婆”,推理文學界的三大宗師之一。

據吉尼斯世界紀錄統計,阿婆是人類史上最暢銷的著書作家。

而将所有形式的著作算入,隻有聖經與威廉·莎士比亞的著作的總銷售量在她之上。

其著作曾翻譯成超過103種語言,總銷突破20億本。

阿婆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偵探小說。

在這些作品中,除了意想不到的結局,殺人的動機,審判者的态度則更是令人值得深思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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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東方快車謀殺案》和《無人生還》為例。

其中的被害人與兇手之間,正義的天平似乎更傾向于兇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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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方快車謀殺案》當中,被害者是一個殺人狂,曾經在數十年前殺害了飛行官員Armstrong一家。

而東方快車上的兇手們,都是為了替自己的親人、朋友、恩師——Armstrong複仇而聚在一起,共同完成了一次複仇之旅。

在阿婆的小說中,大偵探波洛無疑是正義的象征,而在《東方快車謀殺案》中,正義的化身波洛,出于情理的考慮對兇手們網開一面。


以《無人生還》為例,法官格雷沃夫在生命垂危之際将9個法律的漏網之魚同時聚集在士兵島上并一一殺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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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執法者,嫉惡如仇的法官幾乎是以濫用私刑的方式将9個殺人犯處以極刑。


在《控方證人》當中,刑案辯護律師韋菲爵士本着不冤枉好人,不放過壞人的原則絞盡腦汁最終換來的是殺人犯沃爾的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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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沃爾最終因為劈腿而被妻子當庭殺死,但是相較于法律的公正,最終執法的不是律法,而是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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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觀衆的角度來說,這樣的設計更像是一場“善惡終有報,天道好輪回,不信擡頭看,蒼天饒過誰”的爽劇。

但是從法理的角度來看,劇情本身是存在很大問題的。

執法者在執法的過程當中,全憑自己的好惡來判斷來兇手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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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東方快車謀殺案》和《無人生還》當中,執法者的代表——偵探、法官與其說是法律的象征,不如說他們是法律本身。

他們擁有極高的道德感,且擁有淩駕于罪犯、受害者、觀衆的超高智力。

在劇中承擔了上帝的角色,執掌每一個人的生殺大權。

而在《控方證人》當中,正義的化身——律師,雖然在法庭上呼風喚雨,卻隻能在最後面對罪犯的逍遙法外無力回天。

最終,執法的任務落到了敢愛敢恨的控方證人——罪犯妻子頭上。

這一次,法律在犯罪面前是蒼白與無力的,無力到最終成為了脫罪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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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設計,不禁讓我開始懷疑其阿婆對于英國法律的藐視與質疑。

也許站在阿婆的角度,善惡并不能單純的依靠法律來評判,更不是界定罪惡的唯一标尺。

法理不外乎人情,法理和正義是保護善良人的工具,而非惡人脫罪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