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托馬索我們讓影像來說話， 在漫長的段落和結尾中存在着明顯的斷裂也是連接，結尾像是要逃離整體。當威廉達福垂挂在十字架時通過鏡頭快速剪切和目光方位的景深差異來構成一個放肆的空間，但讓末尾承擔如此厚重的信息又并未降低它可信度是本應出現在此時的關系未現身影且我們發現需要反抗的就是這種關系的存在，在密集文本釋義和作為真正答案的釋義之間沒有真正的關聯，漂浮着的諸多信息如大壩潰堤前的對照企圖形成影像處在文本之後顯照回應的事實，但費拉拉讓影像以一個生命的某些神秘觀念去抵制意義的領域，這種影像是真實的非連續性象征。
費拉拉不是一個積壓足夠的能量再突然釋放的野心家，他依舊站在“拒絕貨币交換”的陣營，内外環境的巨大轉變中威廉達福在街道經曆了笨重的停滞時刻，從整體看文本在快速的野蠻生長，狀态空間則停止，影像的真實性通向現實本身的入口，不相同的鏡頭在讓我們視覺适應之前，它替我們處理了冗長反思導緻的形式主義。灌注在替代物中的全部情欲驅力真摯地被鼓勵發揮至燃燒殆盡，仿佛威廉達福凝視後我們視覺随着攝影機的搖擺同步并不是那時實現并依賴這種連續性抒情收拉，它在過度的靜止中被埋下，在過度的運動中回應，電影在不知不覺中不再是一種秩序的力量了，它生産真實，也就是說生産空無，拟态，快樂的強度，而不再是具有生産性的可消費客體。
假設費拉拉真的想讓影像以某種方式構成意義的極限（以及對很多導演的共同懷疑），我們就必須回到一種真正的意義本體論，意義以何種方式進入影像？意義終于何處？如果它終止了，那更遠之外還有什麼？當抹除掉托馬索這部電影再現—叙事的一般性讨論的意義後，它狹窄環境中的表達也得到了解放，語氣，鏡頭，場景承載漂浮意象表達，此刻它才讓我們相信這是一種真正的電影理念，這種理念來自一種綜合，讓音樂和美術以及其他元素隔閡得以在不消除差異性的情況下讓我們看到，到達純粹電影化的創造。
我喜歡費拉拉的這部電影，為他落選手冊十佳遺憾和難過，在闡述諸多贊賞費拉拉打破影像上的力比多後我想回到起點。我們知道這裡有一個信徒，他渴望從舊世界被推翻的廢墟中重新獲得支撐，這個支撐點我迷茫的也不知道是什麼，但可能是戈達爾所說的“是人和世界的關系斷裂了，此後這個關系應該成為信仰的對象，電影需要拍攝的不是世界，而是對這個世界的信仰，既我們唯一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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