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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嗎？在那一部仍未被色彩充盈的影像，我們所親眼目睹的那些身影，在一邊挑弄着暧昧一邊埋進彼此的緘默。這是弗朗索瓦·特呂弗的《祖與占》（Jules et Jim 1962)，而這看似平常的三人展開的叙述似乎早就欺騙了我們，從凱瑟琳的介入開始，都呈一種拘泥的感覺。無論是祖的成全，還是占的依賴，都讓這段複雜的關系變得更加模糊，也許是在短暫的平衡後的撕扯使彼此都感到厭倦，落幕則選擇了一個寂靜時刻來結束，直到汽車墜入河流，我們意外地感到了平靜，正如這段愛情，來的悄無聲息，去的輕盈自如。即便他們共享着一個她，依舊活得輕松、愉快。
...類似的情景，以微妙的手法置入三宅唱監督的作品《你的鳥兒會唱歌》（きみの鳥はうたえる,2018）中，「我」與佐知子站在路口的道别，被褪去深藍後的陽光映照的臉龐格外清晰，甚至有點不真實，盡管視點隻在各懷心事的人面前停留片刻，卻能見到“我”欲言又止的凝重表情出現，很快又消失，鏡頭立即搖向她那美得耀眼的輪廓，不語地對視着。周圍的景觀從未如此朦胧，眼神從未如此溫暖，被朝陽籠罩的函館從未變得如此安靜。
...客體,遊走在時間裡的漂浮狀态
大概是出自直覺，電影伊始所聚焦着幾個遊走的客體，深夜的街道，在話語聲，環境中偶爾傳出的雜糅了各式聲響持續碰撞着，有那麼些瞬間，混亂的思緒被接踵走過的客體拉回“立體”的畫面裡來，也生成着某種不受控制的漂浮感：吞咽完嘴裡的酒精後昏沉地挪移在深夜的函館街道，随意的踱步，如同抹去被熱氣誘發出的汗液。并不時在淩晨時分傾瀉的深藍開始他們的運動，壓扁的易拉罐被踢到看不到的地方，笑着推诿着——在此時的此地，行走成為最基本的人物行為被重複着，被融入無意義的日常，周而複始的占據着未名狀的青春模樣，成功拓寬至視域範圍的一切所及之處，被慵懶代替的消沉，使得一些被遮蔽的城市空間，得以騰出可以流着汗，扭動肢體的位置。我們由此得以進入更為澄明的視聽情境。
...遊走則轉變為，去社會化語境後的一種由城市剖面朝向圖景的轉向（寫實的時間給予我們的無力感）。甚至不用強忍或者裝作情感的内斂，不必僞裝着虛假的表情。用身體，用感官，去講述他們的日常。運動變得更加特殊，從開篇就可視為觸發感覺的“開關”（影像帶給我們的表層的愉悅感），從街道到公寓，從我到靜雄到佐知子。所有出現在鏡頭前的人都将無聲地被卷入這個浸沒在深藍的函館裡。而函館的藍也逐漸顯現——由液體蒸發成氣體，融入進呼吸到的每一寸空氣，洗滌着觸碰到的肌膚。無論是深邃的藍還是淺淡的藍，被沖刷、更替，直至交疊：如歡愉過後，各自擦拭汗水，貼緊身體一同依偎在微弱光線投射進來的狹窄房間，結束對激情與親密的雙重體驗後，拾起頭發絲的手總是那麼的溫柔。
...作為自由的身姿，也将被步行所消解、微醺所支配，也是否可以将“身姿”歸置為被重新建構的日常行為，對力的召回，它需要被重新煥活，像光被夜空浸染得模糊，随便抓起的一片光都包裹着藍與紅，轉而對現實的反抗（我喜愛在昏庸的日常以無意義的行走穿透整個感知）。淹沒在湛藍舞池裡的真的隻有他們三個人嗎？身體淪為直觀感受的“器具”。靜止的凝視（無形的張力），這次人物不打算回避，視線也在此刻失效，真正的情動時刻：當光影不再阻遏其抛灑的強度，我們察覺到真實的時間感，即使無法用指尖觸摸，借由律動的音樂直擊内心漸漸流逝的感覺，是種說不出的共情，跟随佐知子扭動的姿态，一起感受存在于“緊迫”中的搖晃，是種談不上美妙的制衡。脫離軸線，畫面起伏化作呼吸的韻律，穿插在缺失“主體”的視覺範圍内，畫面無法容納着完全彌散的肢體。開始出現抽離在絕對主觀的鏡頭的視角（即另外的他者，享受在同一個在場），眼前的一切也顯得亦真亦幻，是選擇保持靜默的距離（虛幻），還是直面攝影機，進行親昵的互動（真實）呢？誠然，筆者也對電影的某些場景感到疑慮，但也不妨我們獲取一份純粹的沉浸感。
...三宅唱并沒有把自己的影像或者風格随意歸置為城市/景觀影像的範疇，或者刻意去強調自己的作者性，或許正因三宅唱的這種對 “無風格”日常的捕捉，使得地景與城市二者出現了不确定性的抽離：城市的本質也逐漸消解為“切碎”的地景-位點，人物也得以回歸到“無遮蔽的介入”，步行去便利店，走進夜店，在深夜的雨中漫步，在困乏的午後裡交談，這未必是我們每一個人作為參與城市裡的所有，卻又屬于其中的一部分——以這些時間碎片為前提，我們怎麼就無法盡情地（享受日常那般）在被拍攝到的地景生活：遊走、玩樂、居住、戀愛——也正如天色微亮時的遠距離遙望，三人被同一個視點聯結起來，遊離在幻覺與真實的“中間狀态”的你和我拽住隐藏的思緒，将其“粘貼”在永不消散的藍天之上。
...攝影機,複原情緒的張力
函館是自由的，随意的，且慵懶的，卻被迫認定為錯誤的渙散，被剪輯造成的斷片，難道就不能輕盈地讓情緒流淌或滞留在每個閃過的固定場景裡嗎？這裡沒有任何龜裂的痕迹去蔓延出崩壞的“缺口”。而攝影機——失去某種意識，唯有以不确定的漂浮去進入這種屬于當代的迷茫與不自知的“情境”，像嘗試深潛，深呼吸，放空冗雜的大腦，你就會學會日複一日的醒來與睡着、日複一日的呼吸與行走。
影像中最迷人的一點，就在于攝影機的運動方式，而這種運動正是情緒被複原的征兆：由幾個相似中存在着微妙的差異組成——捕捉姿态、攝取神情、以及固定鏡頭裡“空缺”的景觀：我們隻能在夜裡漫步的間歇瞥見幾眼函館的切面。運動的軌迹更多的受視線形成無形的界限，在一頭窺見焦急等待時間流逝的“我”，卻在另一頭捕捉到自由穿行在街頭的三人。相互在同一頻率的節奏下往複運動着——生成了差異或一些末端的細節。
...譬如，開篇從佐知子與「我」在晚上的書店前第一次相遇時，佐知子輕輕抓了「我」一下要他等待，以及在書店裡展開相隔于手機這個媒介的交流，構成頗有意義的對比：攝影機的運動看似遵循着【跟随---浮動---停留】的規律，先于感知找到人物位置，短暫停留後遠去，又在下一個呼吸前橫移着視點跟随人物，這種令人難以形容的時間感，在三宅唱的“無風格”影像裡，似乎變得觸手可及，仿佛像浪潮般的湧流将我們浸沒，隻是推向的那個角落也沾滿了反哺給我們的感覺，受錯覺影響缺失邏輯的原理：它是感覺的狂熱崇拜者，是被過度消費所邊緣化的對象，帶着夾縫裡流竄出的半點期待，使得攝影機傳達給鏡頭的同時讓其兼得“僞在場”與“環顧”的視覺性，轉身成為日常的觀察者和講述者，進而某種暧昧與沉重的鼻息，嘟哝着自問自答的語氣。
...而面孔，則代表着不同的意義，哪怕在大量的手持攝影裡重複的面孔也不是完全的一緻，比如“我”與佐知子或者靜雄交流時，可以發現觀看的視線無法長久的停留，也就是說對于凝視的回避甚至是抗拒。三宅唱在考慮人物的視覺呈現時采取了最純粹的切換，拒絕讓人窒息的人物特寫，無意識的攝影機被賦予了一種愉悅的視覺調度，保持中近距離的人臉特寫則伴随被拆解-擾亂的遊蕩方向，一正一反地來回徘徊在互動的面孔，卻刻意把視線從說話者身上移開，去捕捉客體的表情與反應，抛棄密集的情感反饋。它告訴我們：靜止的拍攝即是“複原”。我們則跟随它去觀看，去聆聽，去感受。
...視線，我們相信視線。
回到這個三人初次相遇的便利店，視線仿佛消融在雨夜中，如果可以溫柔些，就是一種帶有情緒的目光。看着鏡頭緩慢地朝着他們推去，用未把握住的“質感”，看着視點看着面孔與客體的進入和離開。稍微緩解了裹挾着焦慮與不安的低迷狀态了嗎？——被空置的當代青年群體（消沉/絕望），在辯解中深陷失語的“泥潭”，唯有把那每一次的呼吸與歡笑都變得那麼用力，接受某些自然的感官時刻，觀衆在經曆着失而複得的情緒體驗的同時，那副疲憊的臉龐不再寄托于或泛濫或悸動的色彩，浮現出原來的模樣。
...在數不清的時間裡，我們的身心又再次點燃了已經冷卻的靈魂，炙熱的身體又撩起各種激情..在沐浴陽光的清晨打破讓人瘋狂的幻景，向沉沒在萎靡裡的青春訴說一聲“回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