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七君」個人公衆号 第66篇原創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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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一個多月前，第92屆奧斯卡頒獎典禮在美國杜比劇院落下了帷幕，結果則是頗有些令人出乎意料。
無論是領跑頒獎季的《1917》還是提名大熱的《小醜》與《愛爾蘭人》都沒能成為當晚的最大赢家，反倒是由韓國導演奉俊昊指導的《寄生蟲》成功完成逆襲，一舉摘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和“最佳外語片”四項大獎。
一曲唱罷，瞬間激起許多反對的聲音。
意外麼？
的确。
但要說不配？
我不同意。
因為這部電影無論是從結構編排還是從内容輸出來看，都是那麼的精彩、巧妙、令人稱絕。
一、符号化的階級渲染
我們不妨先來回顧一下影片的開幕。
...一個開着窗的半地下室，屋頂挂着一圈不算幹淨的襪子，緊接着鏡頭下移，基宇捧着手機尋找wifi的樣子映入眼簾。
在這個短短十幾秒的鏡頭裡，已然映射出了兩種貫穿影片始終的影視化符号，即“氣味”與“方向”。
...先說“氣味”。
在《我不是藥神》中，假藥販子張長林說出了整部影片最經典的一句台詞，“這世界上就隻有一種病，窮病”。而在《寄生蟲》裡，無論是富人家小兒子多頌提到的“相似的氣味”，還是樸社長用“放很久的蘿蔔幹”做出的比喻，其實說到底，那就是一種“貧窮”的味道。
大學的文聘可以僞造，彼此的社會關系可以隐藏，但那種每晚伴之入眠的卧榻之味洗刷不掉，那種紮根于潮濕的地下室内，與竈馬共享一片天地的“煮抹布味”驅散不開。
奉俊昊明明用了一種較含蓄的表達方式，可映入我們眼簾的結論卻是那般直白。
...再說“方向”。
在那場倉皇的雨夜逃離中，基澤一家踏上了馬路、穿過了隧道，接着又走過了數不清的一層層台階，但方向卻是那般的統一——“向下”。
...這一道從上而下的階梯，宛如兩家人在貧富與社會階級間的差距，向上能換得了表面上的短暫光鮮，能躺在草地上沐浴陽光；向下則不得不撕去那些得體的僞裝，意味着被現實無情的打回原形。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依靠方向帶動的差距感在影片中的第三個家庭（前女主管）的身上同樣适用。
且不說女管家的丈夫始終寄生于社長家的地下室，依靠妻子偷盜食物維持生命，就連将女管家辭退的那次“解雇會談”，也是發生在别墅屋外的空地，通過一個由上而下的鏡頭帶出的。
...在影片中的幾乎一切有關美好、希望的事物，都在“上面”。
進入豪宅需要在屋外就走上一小段樓梯；象征着收入來源的教課，也是在别墅的二樓進行；甚至連那象征着基婷身上最大的“财富”的一包香煙，都是藏在廁所的天花闆上，需要走上台階再向上伸手才能拿到。
而一旦出現方向相反的符号，則必然會帶來象征着“不幸”的轉折。
...除去“氣味”和“方向”以外，在影片中其實還有一重符号的運用亦是十分巧妙，那就是“寄生蟲”這一片名本身。
窮人一家曾經有過兩次“蟲化”的具象描寫。
第一次發生在影片開篇，基澤一家坐在陋室的地上疊着“披薩時代”的紙盒，而窗外則傳來了消毒工人工作的聲音。
眼看着消毒噴霧馬上就要破窗而入，基澤卻拒絕了女兒關窗的提議，原因是家裡的竈馬太多，不妨借機蹭上一次免費消毒的“福利”。
然而當那片濃煙真的湧入房間之後，且不說竈馬是否被殺掉了大半，反倒是一家人紛紛引起了一陣猛烈的咳嗽，仿佛他們才是正在被消毒“害蟲”一般，無處可藏，“瀕臨滅亡”。
...第二次則是出現在那個狀況頻出的雨夜。由于社長一家的突然回程，基澤一家隻好慌張地躲進了茶幾底下，在确認社長夫婦酣然入夢之後才敢慢慢爬出，并向着樓梯匍匐前進。
明明在鏡頭裡拍的是人的形象，可映入我們眼簾的分明就是見了光四散奔逃的幾隻“蟲子”。
奉俊昊利用這兩處狹小空間内的人物表現，令窮人一家對于“寄生蟲”的形象做出了精彩的诠釋。
...可若是我們換個角度思考一番的話，樸社長一家又何曾不是種“寄生蟲”的代表呢？
大女兒多慧單純地像一張白紙，對鄰家學長型的男生毫無抵抗之力；小兒子多頌将自己假扮成一個藝術神童，每日活在被父母精心打造的精神烏托邦裡不能自拔。
也許正是因為物質上的滿足來的太過輕易，才使得富人一家已經無需去思考那些為人處世和裙帶關系，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卻并不是他們在能力等各方面真的高窮人們一等，而是單純的因為他們有錢。
...窮人一家演出了蟲子的樣子，但他們卻在拼命地想活成人；富人一家看似是人的形态，卻在生活中過得如蟲子一般。
所以究竟是“寄生上流”？
還是“上流寄生”呢？
二、不是“有錢卻善良”，是“有錢所以善良”？
在那個富人一家外出露營的夜晚，窮人一家搖身一變成了這所豪宅的“主人”，他們惬意的橫躺在沙發之上，把酒言歡之餘也開始肆無忌憚地談論起了自己的雇主。
基澤認為樸夫人明明很有錢卻依然很善良，但妻子忠淑則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評價。
“不是有錢卻善良，而是有錢所以善良...這些錢要都是我的，我肯定會更善良”。
...我們不妨先把眼光聚焦在夫妻倆共認的事實之上，樸社長一家真是那麼的至善至良麼？
并不見得。
...在給基宇結算工資時，樸夫人偷偷在鈔票裡抽出了幾張，卻謊稱因為物價上漲所以給基宇的工資要比敏赫還要多；在基澤的司機面試中，樸社長雖然嘴上說着“這不算測試”，實際上卻目光緊盯着那杯一口未喝的咖啡，企圖以此判斷汽車轉彎的時候是否平穩；而當看到那碗炸醬幹脆面裡夾帶着韓牛之時，樸夫人也馬上收回了讓忠淑享用的話語，轉而選擇了将之留給丈夫。
影片中富人一家的善良，實際上也帶有些“僞”的色彩。
...那麼界定一個人是否善良的根據到底是不是金錢的多少呢？
至少在影片中，奉俊昊曾經以一種“曲線”的方式給予過我們答案。
在影片的開場，敏赫抱着那塊“假奇石”登門拜訪，在門口停車時恰巧遇到了一名喝醉後随地小便的路人，敏赫仿佛下意識般地高聲下令斥責了對方。這樣一件本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卻被基澤夫婦給予了“你朋友真有魄力啊，果然大學生氣質就是不一樣”的評價。
難道“是不是大學生”和“有沒有魄力”存在着某種必然聯系嗎？
...與之同樣魔幻的還有基澤對于“計劃”一詞的定義。
在那個無家可歸不得不睡在體育館的夜晚，基宇滿懷期待地問道父親有關未來的計劃，卻隻得到了這樣一句回答。
“你看看這兒，難道這麼多人都計劃好了今天要擠在體育館睡覺的嗎？所以說人就不應該有計劃。因為沒有計劃，也就不會有出錯的事情。”
明明自己沒有付出努力所以理所當然的失敗，卻借此把自己與所有進行過努力的敗者混為一談，認為隻要獲得了相同的結果那麼過程就不再重要。
這是一種典型的借口型說辭。
...我想，這便是影片中刻畫的基澤一家人身上真正的劣根所在，也是他們為何明明“能力”出衆卻依舊活在社會底層的原因。
明明可以在慌忙中做好炸醬幹脆面卻疊不好有視頻教程的披薩盒，明明可以勝任英語家教的職位卻将總是習慣把希望寄托在一塊“神石”之上，明明已經從富人家得到了足夠多的好處卻還要進一步地渴求更多...
原來金錢能改變的并非善良，而是欲望。
三、窮人的“越界”與“極限”
在我看來，《寄生蟲》這部影片其實是講了一個在現實中沒有可能發生的故事，也正因如此，這部影片倒更像是一部魔幻現實主義寓言電影。
而“魔幻現實主義”，無疑是一個最适合将人物推向各自極限的平台。
在影片中，基澤曾經在語言上有過兩次“越界”的行為。
...第一次是在駕車送會長回家之時。想法單純的基澤把社長當做了可以随意閑談的朋友，卻發現在對方眼中的自己并不具備“平等交流”的資格。
如果把兩人間的關系比作一枚花瓶的話，那麼這次交談其實已經在花瓶内部刻下了一道裂痕。
第二次“越界”是在那場血腥的生日快閃“演出”之前。
如果說第一次還能稱之為是不拘小節的試探的話，那麼第二次則無疑已經象征着一種基澤對于樸社長的挑釁，因為這枚花瓶已經處于了破碎邊緣。
...快閃派對的前一晚，基澤一家人在暴雨的街頭抱頭鼠竄，明明回到了所謂的“家”裡，卻與站在街上沒什麼兩樣。
半個房屋都已被污濁的雨水淹沒摧毀，而廁所的馬桶也在不斷向外冒着糞水。但此時此刻的若幹公裡外，那所他們剛剛逃離的豪宅，富人家的小兒子多頌卻依然能夠在那張“美國帳篷”裡任性地享受野外雨夜的快感。
...明明數個小時前還在背後稱自己的氣味與地鐵上的人群相似，是一種别樣的“越界”，現在卻用一種命令的口吻讓自己如同一個小醜一般陪個小孩子做戲。
在基澤的眼中這已經宛若是一種由富至窮、由上至下的赤裸裸的無聲炫耀。
也正因如此，所以在基澤血氣上湧選擇殺害社長之時，他先是打掉了自己與對方的頭飾，然後順勢将社長的身體扭轉過來，最後才是朝着胸口狠狠地刺下。
這一刀，無關任何謊言與僞裝，是一種源自本真的發洩，是一種面對面的“平等”，是那麼的連貫、笃定、不容置疑。
...樸社長可能至死都沒能明白自己究竟做錯了什麼，也許他沒做錯任何事，他隻是忘記了一點：不隻是富人會在意“越界”的存在，在窮人的心裡，凡事也有極限。
除去基澤以外，影片中其實還有一個人的行為具備着“越界”性質，即窮人家的女兒基婷。
為什麼在影片的結局裡，基婷是窮人一家唯一一個擁抱死亡的人？
因為基婷是那個越過了人性界限的人。
...還記得這一家人是如何依次滲入富人一家的麼？
沒錯，基婷是第一個以舍棄他人的利益來成全自己的人，她不止左右了自己的人生，也改寫了尹司機與女管家的未來。
...而在那個雨夜，當基澤突然對家人的行為産生刹那的反思之時，也隻有基婷又一次唱了反調。
“别管尹司機了，管管你的女兒吧”
話音未落，窗外便有一道閃電掠過，似乎她的結局在此刻就已然成了定局。
砍向基婷胸口的那一刀，更像是一種被欲望反噬的必然結果，而作為一家人中最“适應”也最向往富人生活的人，由基婷來接受死亡似乎也就成了最諷刺、也最應出現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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