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七君」個人公衆号 第68篇原創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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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大赢家》吧。

影片改編自日本作家都井邦彥的小說《遊戲的時間不會結束》,中日韓三國都對其進行過影視化翻拍,其中以07年的韓版《率性而活》最為被我們熟知。

在我看來,《大赢家》的整體質量還算不錯,豆瓣目前6.8的評分實則有些偏低,興許是此片劇本并非原創的原因。

但翻拍其實從來都不是原罪,拍的差才是。作為非技術性革新的翻拍作品,其關鍵點在于如何在原劇作的基礎上作出本土化的改編處理,為影片注入新的靈魂。

從這一點來看,《大赢家》與《率性而活》則無疑是走向了兩條截然不同的改編之路。

一、嚴謹VS鄭度滿,由人物身份引發的蝴蝶效應

《率性而活》中的鄭度滿是一名從偵查科因故調崗的巡警,多年來工作始終踏實本分,努力拼命。《大赢家》中的嚴謹則是一名普通銀行職員,無論是在生活還是工作中都完美诠釋了何為“人如其名”。

這兩種身份設立上的不同,為兩部影片的後續内容帶來了許多“蝴蝶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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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當其沖的便是主角性格的表現方式。

在鄭度滿得知違反交規的人是新任警察局長之時,他也依然堅持開了罰單,這種十分連貫且具有說服力的“自證”手段無疑是托了“巡警”這一職位的福。

而在《大赢家》中,嚴謹那一句奉勸領導檢查孩子是否親生的話語,則更像是一種為影片服務而存在的強硬宣示,略顯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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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着被影響的便是主角對于“劫匪”角色的演繹方式,以及對銀行這一單一場景的把控能力。

在《率性而活》中,整場演習從始至終都充滿了X因素。每名警員的演習身份未定,待搶銀行亦是未知,而每個銀行的職員對此行動也是毫不知情。

這種關系成功地在“銀行職員”與“警方”和“劫匪”間劃開了一道鮮明的分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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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是偵查科出身的鄭度滿很輕易地就進入了“劫匪”的狀态,他始終闆着一張冰冷撲克臉,該用槍時絕不動手,該動怒時絕不留情。

在他十分粗暴的行動鎮壓下,除了那名性格潑辣的職員曾展開過實質性的反抗外,其他“人質”在絕大多數時間裡都表現出了一種順從,與真實情況裡的人質别無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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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鄭度滿不僅無數次表現出過憤怒的狀态,還曾做出過用椅子砸破玻璃來向警方喊話的激進行為,而那一次“步槍走火”事件則更是驚出了全場人質的一身冷汗。

在這些片段的彙總之下,再加以鄭度滿本就略顯冷峻的人設,人質會産生“斯德哥爾摩效應”也就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随後的那場荒誕的“雨夜逃離”也因此變得更為符合邏輯,整場演習從伊始到落幕都顯得真實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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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赢家》的處理無疑是相反的。

嚴謹的人物設定導緻他缺少了一份果敢決絕,而人質中多為銀行同事的事實也使得“服衆”成為了一件難事,所以警察局長這一角色就不得不擔當起了演習中的“裁判”。

這種設計帶來的結果就是劫匪、人質與警方成為了幾乎同等重要的三個陣營,于是幾位配角(人質)的戲份便不可避免的多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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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台詞與互動将每一位人物的性格特征都填得很滿,且依此制造了許多本土化的笑點,那句“讓領導先死”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其實也為影片的後續發展埋下了一些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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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地方體現在影片如何向終幕“轉場”。

由于幾乎每一名參與演習的人都是以一種“玩鬧”的敷衍心态加入,且從始至終壓制着他們反抗欲望的人都是局長而非劫匪,這就導緻了一衆配角在前半部分的塑造越豐滿,他們的态度轉變就越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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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大赢家》在這一方面做得并不出色,除了代樂樂的角色能稱的上是自圓其說外,其餘同事的心理轉變動機則全部源自嚴謹妹妹的那段喊話。

而後來他們之所以願意配合計劃駕車逃離,也更像是一種對行長濫用職權的反抗,以及一種對嚴謹兄妹的情感關懷。

二、黑色荒誕的諷刺本質,選擇了截然不同的出口

比起《大赢家》中那般直接的諷刺,《率性而活》對媒體的刻畫方式無疑要柔和許多,甚至那名戲份較多的女記者身上還閃着一份正義的色彩。

你我都明白,其實韓國的輿論壓力與媒體環境十分糟糕,可導演卻并沒有借此機會大肆渲染,反而将之刻意弱化掉了。

我想其目的十分明确,便是要将整部影片的核心力量聚集到一點之上,即對司法系統的諷刺與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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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習中的鄭度滿表現的越超神,就顯得警方的對策越失敗,領導的指揮越無能。

這種諷刺在鄭度滿“自殺”前的那段獨白裡被推到了極點。

“我從來不是為了赢,我隻是在做我的工作。我在您的囑托下搶銀行,但這并不是我原本的計劃,殺了八人,強奸一人,現在還在和你僵持。我有槍,在這種情形下對強盜而言沒得選擇,我現在沒有希望了”。

說罷,他向最後一名人質開了一槍,緊接着飲彈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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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兩名因為自身的莽撞和自負相繼“犧牲”的警察;四位因為指揮決策失誤而“活活憋死”的特警;兩名因警方對劫匪要求的反應遲鈍而被處死的人質;再加上在劫匪“自殺”前槍殺的那名銀行職員。

九條人命,沒有一人的死亡在劫匪的原計劃之中,卻因為司法系統的混亂與官僚主義的浮誇而倒在了“自己人”的手裡。

在鄭度滿倒地的那一刻,鏡頭對準了警察局長那張布滿錯愕的臉,我們意識到在這場演習中警方是從始至終徹徹底底的敗了,影片的諷刺效果也在此時拉到了最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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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而言,其實《大赢家》能夠将劫匪塑造成“勝利”的一方已然實屬不易,我們也無法再去奢求其像《率性而活》一般,将矛頭精準明确地刺向某一定點。

所以我們在影片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種對于周邊人群的諷刺,從銀行職員到特警隊員,再從媒體記者到銀行行長,竟然沒有一個人對這次演習抱以了認真的态度。

這種諷刺的指向是社會環境,是病态的固化思維,是你、我以及身邊的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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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赢家》這種對社會問題探讨的立意很好,但從完成度來看隻能算是差強人意。

不知是否是源于翻拍的原因,于淼總是喜歡在影片的情感出口上添加太多的“附件”,這種過猶不及感在他的兩部作品中都有所體現。

比如在《來電狂響》中的那條外賣小哥支線,雖然起到了很好的煽情作用,但其實際上對影片的核心表達沒有起到任何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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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赢家》也是同理,爺孫關系和聲帶受損的妹妹對于影片所想探讨的主題助力微乎其微,前者隻是一種補充式的煽情手段,後者則化身為了推動影片轉折的工具。

而在對這種不正之風的諷刺中最有分量的地方,應是嚴謹面對鏡頭錄下的那段獨白。

一個凡事最講規矩,最為認真踏實的人怎麼就活成了社會裡的邊緣人物,成了一種城市裡格格不入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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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惜在影片的結尾處,我們看到那些所謂的“排擠”與“孤立”實則都不過都是一場誤會,這樣的處理方式使得《大赢家》在沖擊力上比《率性而活》弱了許多,稍顯遺憾。

三、《大赢家》片名的意義在于,堅持認真的人永遠都配赢

去年年底的一次觀影體驗令我印象很深,片子是東木老爺子的新作,《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

在影片進行到約一半的時候,一位觀衆給出的一句評價從我身後傳出,令我感到有些刺耳。

“這男的不是個神經病,就是個缺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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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理查德的很多舉動真的很“缺心眼”。

當FBI借助職權便利無數次地欺負他的家庭,誘使他作出不利于自己的僞證之時,他依然始終保持了對于司法系統的順從與尊重,甚至還多次用符合規定作為理由來為對方開脫。

他的做法一度氣哭了自己的母親,也氣瘋了那唯一願意對他伸出援手的律師。

可難道理查德的做法真的是錯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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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疑問同樣可以用在本文所說的兩部影片身上。

無論是鄭度滿還是嚴謹,他們明明才是那一個最守規矩,最符合所謂“正确”一詞含義的人,可為什麼卻在世人眼中成了“錯誤”的存在了呢?

我想原因在于“規則”的缺失與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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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個例子。

在體育賽場上,當運動員為了榮譽奮力拼搏之時,沒有人會說“認真你就輸了”,因為此時每一個人的價值觀都是相同的,成績靠前的人才能赢取“獎勵”,認真努力的人才能換來“尊重”,這是一種由規則的約束力帶來的穩定秩序。

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這種規則的存在無疑是模糊化的,在一些模棱兩可的環境裡,人們普遍是在依靠自發性的行為來維持這一秩序,而關于“認真”的評價與定義也從此時開始有了偏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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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中的“格雷欣定律”可以很好地诠釋這一現象。

“在大量使用鑄币的時代,當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合法鑄币即‘劣币’,進入流通領域之後,人們就傾向于将那些足值貨币——‘良币’收藏,導緻良币被驅逐出流通,市場上就隻剩下劣币了”。

後來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還給出了一種更為諷刺的說法,“在一個人人都偷竊的國家裡,唯一不去偷竊的人就會成為衆矢之的,成為被攻擊的目标”。

這是一種人們在不健康的環境裡逐漸産生的行為偏好。

同理,在沒有規則約束的情況下,面對那些需要思考才能做出的選擇之時,如果“不認真”帶來的收益與“認真”相等,甚至更高,那麼人們就很有可能去選擇相對更為輕松的“不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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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地,那些堅持認真的人反而成了少數派,他們成了被淘汰出市場的良币,成了被群起攻擊的正人君子,成了影片中的鄭度滿和嚴謹。

如果說在鄭度滿的身上我們還能看到一分奉命行事的色彩的話(曾專門詢問局長是否需要自己中止演習),那麼嚴謹的行為則無疑顯得單純而純粹,他并不想真的反抗行長的意願,他隻是在堅持自己凡事都要認真對待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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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了“不忘”的初心,便也不再那麼可貴;失去了“堅持”的認真,也同樣暗淡了許多。

《大赢家》最終選擇将嚴謹塑造(局長選擇了成全)成了演習内、外的雙料“赢家”,不僅是對社會環境的一種反思,也暗含着對生活中真實存在的“嚴謹們”的一份稱贊。

因為堅持認真的人,永遠都配赢。

本文圖片來自于網絡,加七君感謝您的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