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書影君

01

廣東,深圳。

離市區以北10公裡的龍華新區,有一家三和人才市場。在這個市場中,有大約800家勞務中介公司,每天大約能招7000名工人。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人,懷抱着夢想,蜂擁而至,希望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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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許多特殊的年輕人,他們甯肯在市場外邊,尋找可以每天結算工資的工作。因為他們信奉的是,打一天工,享受三天!至于明天,他們并不考慮。

他們被戲稱為"三和大神"。

日本NHK電視台出品的一部分紀錄片,以持續關注中國社會發展和變遷為主題,試圖在大變革的時代,尋找那些在命運大潮中随波逐流的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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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份,NHK播出了一部題為《三和人才市場:中國日薪百元的年輕人們》的紀錄片,将鏡頭對準了與三和人才市場有關的幾個普通中國年輕人。

記錄下了他們内心,在這個時代特有的憂思、焦慮,甚至絕望。

02

工資按天計算的零工,大多是沒有技術含量的體力勞動,比如搬運工等。而那些讨厭長期勞動,喜歡日結工資的零工族,則大多是90後的年輕打工者。

三和人才市場周圍那些幹一天玩三天、被稱為"三和大神"的年輕人,據說有好幾萬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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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厭惡長期勞動,隻追求短期享受,一天工資到手,立刻沉迷于網絡遊戲甚至網絡賭博。不少"三和大神"因為收入的不穩定,經常露宿于公園或街頭,過着饑一頓飽一頓的遊民生活。

逐漸地,這些年輕人對生活失去了希望,毫無奮鬥意識。他們認為,這個時代是不公平的,個人再努力,也突破不了社會層級的固化與限制。

與其辛苦勞碌,不如及時快樂。

03

東東,22歲,老家在江西農村,16歲時便出來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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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年前來到深圳,在幾家大型企業幹過,但都幹不長。好容易又找到一份工作,因為老闆娘嫌他工作時總玩手機,他心裡不爽,立刻又辭了。

東東開始尋找日結工資的工作,因為這樣來錢快,不用總看老闆臉色,工作不痛快馬上就能走人。

後來,他找到一份在奶茶店的日工,每小時工資12元。

但幹了幾天後,他就又辭職不幹了。

東東兜裡有點錢時,就和記者一起去住市場附近的簡易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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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家庭旅館大多是當地農民的違章自建房,30平米的房間裡,擁擠地放置着十幾張上下床,廚房衛生間共用,一個床位一天15元錢。

這裡的環境肮髒、局促、空氣污濁不堪,蟑螂、臭蟲橫行,而被褥就根本不換。

如此惡劣的居住條件,但房間卻都會有WI-FI信号。東東這樣的現代年輕人,什麼惡劣的居住條件都可以忍受,三餐不定也沒有關系,但就是不能忍受沒有網絡的世界。

找不到工作時,東東經常在網吧消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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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廉價網吧遍布三和人才市場周邊,收費标準是1小時1元錢,通宵10元。

隻有在絢麗精彩的虛拟世界裡,東東才可以找到自己在這個真實世界的存在感。

04

宋春江,27歲,12年前從河南老家技校畢業後,被學校騙到深圳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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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春江

剛開始幾年,宋春江還能幹得了一天12小時兩班倒的工作。

但随着年紀的增大,境遇的長久不變,向上改善的道路狹窄,他逐漸失去了生活的動力,對這個社會也厭煩起來,感情也變得麻木冷漠。

他自嘲地稱自己為"三和大神",并總結出大神的幾點特征:

睡大街公園,可以三天不吃飯。吃幾元錢一碗的"挂逼面"("挂逼"為當地流行語,類似于"屌絲"),喝一元一瓶的清藍牌礦泉水,抽五毛錢一支的散裝香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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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上流傳的“三和大神”三件套

宋春江為了玩遊戲買裝備,曾借了兩萬元的網絡高利貸,最後遊戲賬号被封,一萬多元打了水漂。

為了掙一兩天的生活費,宋春江甚至把自己的身份證以100元的價格給賣了。

出賣身份證,是許多三和年輕人都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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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仿佛以此舉動,宣示自己與正常社會的隔絕,在底層人群中自我放逐。

宋春江知道對方用自己的身份證開了三家公司,并從事着非法交易。

"公司倒閉了,我也要負責任,不過我已經沒身份證了,警察找不到我。"

宋春江嘻笑着說,一副無可奈何之後又毫不在乎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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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磊(右)

李磊,27歲,和宋春江一起混的朋友,他在深圳睡過大街,餓過肚子,同樣屬于“三和大神”。

因為父親早早去世,母親改嫁,李磊很少和家人聯系,也再也沒有回到過老家。

他說他已經對生活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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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偉

趙偉,離鄉打工十年,三年前來到三和人才市場,至今未成家。

他沉迷于網絡賭博,每年打工掙的錢,大部分都輸了。他對記者說,自己也知道說出來很丢人,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05

但并不是所有被采訪的年輕人,都如宋春江和他的朋友們那樣,自我放逐,自甘堕落。

紀錄片中,采訪到一些打工者,他們對生活,有着不一樣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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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用發

陳用發,39歲,來深圳打工18年的第一代農民工。前些年在一家牛仔褲工廠打工時,因機械事故而失去了右臂。

憑借着工廠給付的賠償金,他在市場附近開了一家豆漿店。

陳用發在深圳結了婚,還生了一個女兒,他對生活的态度積極務實。

"失去右臂,你總不能老抱怨,又沒有什麼用。隻能把左手練好,照樣能工作,能生活。"他邊用左手熟練地往打包盒裡盛着白米粥,邊對記者說。

即使他對生活的态度是積極的,但并不意味着沒有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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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女兒,因為沒有深圳戶籍,所以不能上這裡的公立小學。而把女兒送回老家上學,陳用發又實在于心不忍。

因為女兒生在深圳,長在深圳,早已習慣了繁華熱鬧的都市生活。一旦被送回老家,孩子無疑會有一種被抛棄感,這對她的成長并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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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用發對記者說,雖然已經來深圳18年,但從來沒覺得自己和深圳有什麼關系,這裡不是自己的家,自己隻是在這裡掙錢養家罷了。

所有試圖同深圳産生關系的外地打工者,無一例外,隻是為了孩子在這裡有學上罷了。

06

陳勇,25歲,老家貴州農村,三個月前來深圳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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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勇

與其他青年不同,陳勇上過大學,雖然是那種高收費的三本學院,一年學費就要13000元。

他隻在大學上了一個學期,就因為要湊學費而出來打工,并因此開學遲到了一個月,結果被學校除名。

他一氣之下,學也不上了,跑到深圳來打工。

但三個月來,陳勇都沒有找到工作,深圳,也完全不是他想象的樣子。

陳勇喜歡武術,能像李小龍一樣舞動着雙節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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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走投無路時,有人教他去偷東西,他堅決不做,因為不想背負着這個罪惡生活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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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大海,35歲,10年前從湖北農村來到深圳,開始也是在大廠子裡打工,一年半前專職做個人中介,每個月有7000元的收入。

對于這十年來,來深圳打工者職業觀的轉變,鄧大海深有體會。

他總結現在打工年輕人找工作的标準:第一要輕松,第二要工資高,第三要來錢快,最好是一天一結。

今天有錢今天就痛快享受,根本不去考慮明天。

07

通過幾位年輕人的現實境遇,紀錄片分析了"三和大神"現象背後的社會成因。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增大,農民便紛紛進城打工。

當第一代農民工已經步入中老年時,他們的子女,那些90後年輕人,已經開始以"二代農民工"的身份進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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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從小屬于留守兒童,這些年輕人受教育程度很低,深圳市60%的打工者的學曆都不到初中畢業。

他們的工作觀念與生活态度,都和父輩們完全不同。

他們出生在科技時代,智能手機、網絡遊戲、電子支付伴随着他們的成長,而他們也能與生活在城市中的同齡人一樣,享受相同的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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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從留守兒童長大的年輕人,他們也有90後獨有的性格特點:

第一,個性鮮明,不服管理,不願受職業約束。

第二,向往輕松、舒适的工作環境。

第三,癡迷于網絡虛拟世界。

第四,老闆罵人、工作太累、工資太少都可以成為他們立刻辭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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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從小父母不在身邊,這些年輕人沒有多少家庭觀念,與父母的感情也淡漠疏離。

由于内心沒有家庭親情的羁絆,所以他們對待自己人生的态度,也就随意任性。

此種灰色人生觀之下,有些人由善轉惡,而有些人便自我放逐。這些年輕人,逐漸失去對這個世界的希望,過着有一天算一天的混沌生活。

他們的世界裡,明天都不願去計劃,理想更是太過遙遠。

08

其實,這部記錄片中顯露出的問題,在國内觀衆看來都有些老生常談。

比如年輕一代農民工的歸屬感、比如農民工子女入學問題、比如留守兒童等等。這些現實,國内的媒體也經常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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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每一年都面對同樣的問題時,當我們對待解決不了的問題,開始變得習以為常甚至麻木時,這才是最令人擔憂的。

因為我們對它視而不見了。

你也可以說,這些打工年輕人好吃懶做、不求上進,才會混到這個地步,都是咎由自取。

而我認為,一個人出問題,你可以歸結為個人的原因,但當一大批人都出現同樣的問題時,我們便不能再将其簡單地歸咎于個人素質差,而要尋找這問題背後,深層的社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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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國家經濟增速飛快,社會變化巨大。

當社會的車輪滾滾向前時,一定會有身處邊緣地帶的人,因社會地殼的劇烈變動,意外跌入裂縫,再無翻身的機會。

他們是時代的犧牲品。

09

哀莫大于心死。

當本應最有活力的年輕人,心如死灰時,當本應最該充滿希望的年輕人,絕望無欲時。整個社會又依靠什麼,來保持向上發展的動力?

其實,日本社會現在也存在這樣的問題。

年輕人普遍不願為未來而奮鬥,過着得過且過的生活,日本也成為了“低欲望社會”。

當然,作為個人,永遠不能因為社會原因而放棄個人的奮鬥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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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的最後,東東下定決心擺脫網絡遊戲,去往廣州找美發店工作的姐姐,他希望自己成為一名美發師。

陳勇對記者說,"當我們遇到生命危險後,有人就一蹶不振,而有人卻更加珍惜生命。我希望自己是第二種人。"

而當記者問宋春江今後的打算時,他一臉麻木地說,"過一天算一天,老了就死了算呗!"

我們無法把自身的悲劇,完全推給社會。個體的認知差異,仍舊是個人命運轉折中的最大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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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春江和他朋友們

在宋春江和他朋友們的身上,我無法感受到年輕人本應充滿活力與希望的氣息。相反,我聞到了死亡的味道。

他們25歲時就已經“死”了,隻不過到75歲時,才會舉行真正的葬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