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是第一批觀衆，在東京看後的采訪

記者：在電影中跨國改編文學作品相對來說比較少見，你是如何選擇茨威格的這部小說的？

徐靜蕾：茨威格是一位令我印象很深的作家，我喜歡他的不少作品，比如他帶有回憶錄性質的《昨日的世界》。他的心理描寫相當出色，而心理學實際上就是人學。從心理分析的角度來看，有些人性的基本因素是沒有國界種族限制的。人們經常用地域來區分彼此，但形形色色中仍有相同之處。在茨威格的小說中，我看到的人性的善良、妒忌、侵略性等種種側面，是可以發生在任何地方的故事，包括中國。這一點在我成年後重讀茨威格時感受更深。

記：這篇小說曾有瓊•芳登的好萊塢版本電影在前，你對那部影片有何感想？

徐：我覺得自己的電影和他要表現的東西有所不同，比如他在電影裡表現出的關于道德評價的問題實際上是我在我的電影裡并不想說的，我更想讨論一些關于人的内心與情感方面的事情，而道德在不同的觀衆心裡自己會有不同的評判。

記：那麼，你為何将影片的背景設在了三四十年代？在一個鏡頭中，你布置了胡同中的駝隊，這是個相當精準的時代特征，你又是怎樣去了解捕捉那個年代的氛圍的？

徐：我認為茨威格的這個故事也是超越時代限制的，最初我想把時間背景放在70-90年代，卻感到那樣可能會不由自主地加強了片子的道德評判傾向，并且會削弱心理描寫的力度。我想30-40年代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變革非常劇烈的時期，但通過查找資料，我驚奇地發現，當時的北平呈現出很奇怪的相對平靜。我看了很多老像冊，其中就有駝隊在角樓甚至前門大街行進的照片。此外，我也請教了一些前輩，比如京城曆家菜的曆老先生擔任了我的曆史顧問，他講述了關于當時的舞廳、海歸人士等種種轶聞。還有阿城老師，在許多舊時代生活細節上，他的知識給我很大幫助。

記：這部影片為何找姜文來出任男主角，一個知識分子形象的戲份有限的角色？與《我和爸爸》不同的是，你在此片中用另一位演員扮演了女主角的少女時代，你有沒有想過自己不再身兼導演和女主角？

徐：其實他的戲份并不是很多，但是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此更需要強化其可信度，而姜文在戲少的情況下也立得住。我認為雖然從外形上，至少在很多人眼裡，他可能不大像文質彬彬的作家，但是我看他做事情的時候有一種極為專注的樣子，是國内很多男演員沒有的，片中女主角迷戀的不光是對方的外表，而是那個人本身。至于我本人的主演，就這個角色而言，我當然覺得沒有人比我更适合。在自己是導演的情況下，我可以把我對人物的感受在表演中充分地釋放。劇中演我小時侯的那個女孩林園也有出色的表現。我認為一個演員，最能體現其潛質的是沒有表情的時候。林園就是，她沒有任何表演經驗，但在她沒有任何表情的時候，我在她的眼睛裡看到了很多東西，最終使我決定讓她演，盡管她并不是外表最象我的一個。在這部影片中，我希望表演内在的情感豐富飽滿，盡量少的借助外部動作。

記：《我和爸爸》和《陌生女人的來信》，片中都展示了一個女性的成長曆程，可以被視為“女性成長電影”，這和你的個人成長經驗有何映照？

徐：成長，是我非常關心的一個主題。對我個人而言，從20歲到30歲，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回顧起來，不能說是哪件事或哪本書的影響，那樣太概念化，變化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的。這兩部片子，都有一些我的個人經驗在其中體現。

記：但是，在兩部片子中，你都以女性的立場，表現出對愛情、婚姻的某種強烈質疑，這是否來自你的思考？

徐：我覺得在感情問題上，不存在可不可靠的說法，或者說我們不應該重視這個。每個人都是自我完整的生命個體。就像在《陌生女人的來信》中，女主角追求堅持的是個人世界的完整，她不理會對方的給與多少、條件如何，這些都不能影響她的感情本身。女人也好，男人也好，我覺得都要有完整的自我。

記：和導演處女作《我和爸爸》相比，你覺得《陌生女人的來信》體現出了什麼樣的進步？

徐：我想進步主要是在技術層面，尤其是電影語言的運用，還有氛圍的營造。但是，在某種程度上，我還是更喜歡《我和爸爸》，因為它的情感層面更廣，力量更大。當然，電影之間很難比較，又不是臨死之前的終極之作。一部電影隻有一個任務，而《陌生女人的來信》，就是一個愛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