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長達3小時的電影主要講述了藝術學生Kurt Barnert在藝術上不斷進行探索的故事，與導演弗洛裡安·亨克爾·馮·多納斯馬前一部令其名聲大噪的電影《竊聽風暴》相比，《無主之作》沒有扣人心弦的情節，節奏也舒緩了許多，但兩部電影都偏愛以藝術家為故事主角，背景也十分類似（主要背景都是東德），Kurt Barnert的探索好比奧德賽的十年海上流浪，最終在用繪畫複刻照片的嘗試中找回了迷失的自我，回到了心靈上的伊大卡島。 Barnert從小在伊麗莎白阿姨的引導下接觸着繪畫藝術，因為他的阿姨覺得Barnert有繪畫的天賦。影片的起始場景，就是一場由納粹舉辦的以批判現代主義繪畫為目的的畫展，Barnert也不自覺地把藝術作為了自己應當做的事，但這種藝術啟蒙從某種程度上是Barnert開始迷失自我的開始。
Barnert其實并不明白為什麼自己要從事繪畫，在伊麗莎白阿姨被納粹關進瘋人院之後，他也一直在心靈的大海上流浪，終有一天攀上大樹遠眺的Barnert想明白了萬事萬物之間的聯系，覺得自己不用從事藝術也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他做了一名畫标語的工人，如果人生就此定格，Barnert會擁有平庸但不一定不幸福的一生，但在車間主任的推薦下，Barnert還是進入了藝術學院學習現實主義繪畫，他的心靈又開始了奧德賽式的流浪。 這些所謂的現實主義其實是脫離現實的臆想，高大全式的表現形式也讓Barnert内心隐隐地抵觸，他抛棄一切和妻子逃亡到牆的另一邊，在各種先鋒實驗藝術的包圍下，Barnert并沒有找到他的伊大卡島，他小心翼翼地模仿那些令人費解的裝置，在一遍遍被宣告繪畫已死之後，他迷失得更加痛苦，明明已經沒有人規定你要畫什麼不能畫什麼，但還是找不到回家的航道時，自我否定便會接踵而至。
影片同樣以一場畫展作為結束，那些業餘的攝影照片成為了Barnert的靈感源泉，那些真實存在過呼吸過的無主面龐讓Barnert找到了自己的“氈毯和油脂”，也終于結束了自己十幾年的心靈流浪。 但這部電影還有一條暗線，Barnert的納粹嶽父，婦産科專家卡爾教授。這個披着白大褂的劊子手始終保持着他作為一個“社會精英”的高冷，這種劊子手的養成與個人秉性以及納粹的洗腦都有關系，20 世紀40年代，納粹德國為了實現優生目标已經達到瘋狂的極限，他們利用某些殘忍的人體實驗來驗證優生學理論，其中包括絕育、安樂死以及滅絕人性的屠殺。
瘋起來連自己人都殺并不是一句玩笑話，1914年，遺傳學家海恩裡希·波爾寫道：“就像生物體殘忍地犧牲退化細胞，或者外科醫生冷酷地切除病變器官一樣，這都是為了顧全大局才采取的不得已措施：對于親屬群體或者國家機關等高級有機體來說，不必為幹預人身自由感到過度焦慮，種族衛生的目的就是預防遺傳病性狀攜帶者将有害基因代代相傳。” 1933 年，納粹政府通過了《遺傳病後裔防治法》，也就是通常說的“絕育法”。早期制定的“遺傳病”列表中包括，智力缺陷、精神分裂症、癫痫、抑郁症、失明、失聰以及嚴重畸形。一旦法院同意執行絕育，流程就開始啟動，即使違背本人意願，手術也必須執行，而在其他措施無法控制局面時，可以采用強制手段實施。
Barnert的那位美麗的伊麗莎白阿姨就是被這樣無情地摧毀的，卡爾教授連自己的女兒也不會手下留情，人早已異化成了機器，隻要腦中的程序沒有被重新設定，這架屠殺機器就會不停地工作下去，那個特殊時期的整個德國難道不也是這樣一架被設定了程序的毀滅機器麼，從這個角度來看，暗線所講的也是關于迷失，一個民族的迷失，這種迷失的挽回需要時間和契機，就像那位藝術學院的教授，是毛氈和油脂包裹的超越種族仇恨的愛與憐憫把他拉回了人的社會，而卡爾教授卻始終在迷途中享受着矯揉造作的恭維以及深入骨髓的恐懼。
整部電影要說是史詩式的故事顯然不恰當，但的确可以看成德國在一戰失敗後到柏林牆拆除這幾十年中的奧德賽式的流浪史，也許沒有那麼傳奇浪漫，但誰說奧德修斯所遇到的恐怖風浪，吃人的獨眼巨人，會妖術的魔女在人類那些不堪回首的歲月中真的就沒出現過呢？
願每一個凡人都能知曉自己是誰，找到自己的“氈毯和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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