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故事梗概

1966年8月1号，25歲的工程系學生Charles Whitman 在殺死自己的妻子與母親後，手持獵槍登上了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高塔，随機射殺路人，直至兩名警探在熟知校塔内部結構的校園禮品店店員Allen Crum 的協助下将其擊斃。事件造成了16人死亡，33人受傷。

二，它是一部紀錄片嗎

2016年，導演Keith Maitland 采用動态遮罩rotoscoping的動畫手法與真實圖像結合，制作了這一部關于這一事件的電影。

影片的前半段采用了一套類似于犯罪驚悚片的方式向觀衆介紹當天發生的事件的來龍去脈，期間夾雜着當事人的采訪片段。直到電影進行過半，在經典的point of no return的時段，觀衆們才第一次看到真實的受訪者的影像。此時觀衆才意識到原來這是一段50年之後的采訪，之前所有的聲音與畫面都是演員所扮演的。

卡雷爾 賴茲和蓋文 米勒在 《電影剪接技巧》 一書中寫道，故事片和紀錄片的根本區别在于故事片主要表現情節發展，而紀錄片則主要闡述主題。顯然本片并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紀錄片，影片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導演根據當事人口述而合理還原出來的想象，并且導演采用了大量的故事片的表達方式。這顯然不符合 讓 魯什 所定義的構成真理電影三大要素， 即 1，直接拍攝真實生活，排斥虛構。（本片大部分内容都屬于基于現實的虛構，甚至導演将其中一位受害者的幻覺與心情利用動畫的方式抽象的表現了出來）2，不要事先編寫劇本，不用職業演員 3，影片的攝制組隻由三人組成，即導演，攝影師和錄音師，由導演親自剪輯片底。

但自從紀錄片誕生之日起，關于紀錄片的界定就從來沒有一個标準的法則。本片雖然打破了許多傳統意義上制作紀錄片的方式，但它依然遵循了主觀介入，客觀記錄，真實再現這三種紀錄片的通用拍攝手段。所以将本片歸類為紀錄片是合理的。

三，結尾不常見的處理方式

雖然本片是一部紀錄片，但它又如此的特别，尤其是影片的最後兩個場景，即畫面

1），1966年8月1日案發當晚的奧斯汀當地晚間新聞新聞，主持人在宣讀着媒體對這起惡性事件的定義與看法，中間卻不停地跳切21世紀左右發生的衆多校園襲擊案的新聞畫面。

2），在2016年的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塔樓下，1966年槍擊案的兩名受害者的動畫形象走入鏡頭，黑幕，影片結束。

與和巴爾什跳華爾茲相似，本部影片的結尾同樣挑戰了觀衆對紀錄片與動畫片的傳統認知。不同的是當觀衆看到和巴爾什跳華爾茲的結尾時會意識到這真的是一部真正的紀錄片啊，這些恐怖的事情真的發生過。但這部電影的結尾導演給出了另外一種答案，影片的最後是一段導演主觀的總結與想象。

約翰 格裡爾遜對紀錄片的界定包含了兩層含義，1紀錄片是對現實的再現；2 紀錄片再現時要做創造性的處理。沒有人要求紀錄片導演必須做到百分百的紀實，所以這樣的結尾無可厚非。

本文要讨論的是，這是否是一個足夠合理且優秀的結尾。

1.需要注意的是，這部電影的采訪發生在事件結束的50年之後，任何一部及紀錄片都在以某種方式記錄着一段特定的曆史，當曆史的講述方式發生變化的時候，曆史是否也随之發生了變化，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從這方面來看，影片的結尾将時空延續了50年的做法是明智的。如果電影在1966這個年代戛然而止，那麼它對今天的觀衆來說就失去了價值。這部紀錄片也将從電影降格為一部每天晚上22點在電視台播出20分鐘的普通的紀實片。正是由于導演在最後将故事所發生的時空延續到了今時今日，整部影片才與今天看到這部影片的觀衆聯系到了一起。也正是由于1966年之後校園槍擊案仍然層出不窮，這部影片才會有被讨論的意義。

2.影片的倒數第三個場景，當年的女受害者平靜的說出了原諒與寬恕。如果影片到此為止，那麼整部電影便僅僅局限于當天發生的這一慘劇，所有的感受也都僅僅局限于事件的參與者。而添加了新聞播報員的一段播報和穿插在其中的21世紀仍然在發生的悲劇事件，使得這個問題被放大成了一個全球性的社會性問題，在座的每一位觀衆都變成了慘劇的參與者，制造者或者受害者。

紀錄片導演對拍攝對象的認知與闡釋不是單向封閉的，而是一個互動開放的過程。而最後的這一結尾顯然是打開了互動的大門。觀衆不再被動的接受導演所傳遞出來的信息，他們也有了一個思考的機會。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雖然影片前半段披着一件故事片的外衣，但導演仍然是嚴格按照紀錄片的經典闡釋學途徑來完成該片的。

首先導演帶着自己的質疑與提問向觀衆一步一步的還原了當天下午所發生的一切（雖然觀衆在影片中看不到導演的提問，導演刻意将其删除了，這是紀錄片增強真實感的普遍做法）。

然後，導演進一步從不同的角度來表現當事人更深層次的想法。

最後，導演與當事人在循環往複的對話中提升了自己的視界，整部影片得以以一種開放的姿态呈現。

可以說，雖然倒數第二個場景隻有不到一分鐘的時間，但它卻是整部影片中最重要的一個場景。如果沒有它，影片将不會得到升華，它也将變成一則舊聞，觀衆将無法從中得到反思。

一部紀錄片最終的完成，需要觀衆的參與，因為影片價值的真正體現，有賴于觀衆的解讀，體驗和介入。

3.雖然這并不是紀錄片的一種通行法則，但是越來越多的紀錄片導演喜歡在影片的最後一個鏡頭中暗示自己的觀點。本片也不例外。

這種暗示非常的聰明，通常情況下都是一段可長可短的看似沒有意義的，或者說是與之前所有内容都無關的空鏡。

在本片的最後一個場景中，導演罕見的使用了全知視角。觀衆看到了這個校園中所有的細節，随後影片中最開始中槍的一對情侶走進了鏡頭，影片結束。如果觀衆不仔細觀察，是無法判斷出視頻所在的年份的，因為導演并沒有添加字幕來提示觀衆。細心的觀衆隻能從前一個空鏡頭中的汽車型号和這個鏡頭中的路人的穿着中發現，啊，這不是1966年，這是2016年。

這正是導演的一個障眼法。

全知視角讓觀衆誤以為自己對所發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但事實上觀衆完全處在一個全然被動接受的位置，從而喪失了思考和判斷。這種視角會在一定程度上傷害到叙事的客觀性。

為什麼導演要讓1966年的兩個人走在2016年的校園裡呢。

在之前的80分鐘裡，我們看到了所有當事人對此事件的想法，導演也給了觀衆一個機會來思考，每個觀衆也都有了自己的想法。通過這幾秒鐘的鏡頭，導演在最後一刻隐晦的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并且伴随着德彪西優美的月光，導演在不知不覺的引導觀衆站在和他一樣的立場上。所以這個全知視角其實是導演有意而為之，不論觀衆是否發現了導演在時空上的貓膩，最後很大可能性都會不自覺的站在和導演相同的價值觀上。

紀錄片是主觀的，帶有偏見的，完全客觀的紀錄片是不存在的。所以說導演的這種做法無可厚非，并且在我看來非常的高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