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誇張地說,看完《拆彈專家2》後,我平複了一段時間,才能從座位上離開。它的确算得上是今年我在國内院線看的電影中,最喜歡的一部。

港片導演裡,邱禮濤為人所知的原因是他在入行後拍了大量的Cult片和B級片,比如《人肉叉燒包》、《伊波拉病毒》,快速的攝制流程和聳人耳目的内容之下,有着對當即社會群體畫像的凝萃與其殘酷性的反思。而近年來的合拍片《拆彈專家》、《掃毒2》,直到最新上映的這部《拆彈專家2》,則顯現出邱禮濤開啟了一個更高層級的創作。

這三部影片都由劉德華主演和監制,每一部都是大投資的主流商業片,從隧道、地鐵再到這部裡的炸毀整片海灣,涉及的地域規模越拍越大。邱禮濤的創作特性,讓這部《拆彈專家2》與大多數按既定套路走的商業合拍片産生了不小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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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第一部的主角章在山以死亡收場,第二部的劇情另起了全新一章。雖然《拆彈專家》已是一部頗具觀賞性和鮮明态度的商業片,但對于系列電影的觀衆而言,大家對第二部的期待必然要比第一部高上許多。所以邱禮濤在《拆彈專家2》的文本與類型觀賞度上下了更多的猛料。

之前炸毀紅磡隧道、拆C-4炸藥等操作,在第二部中隻能算是“基礎”。難度系數肉眼可見地升級,擴變成了在青馬大橋、IFC、機場等地标以及核彈爆炸這種“港灣末世”的張力程度,遠遠不是第一部所能比拟。而情節的多重反轉與角色的身份謎團,更加劇了影片紮實的“撕裂感”,令人不得不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電影始于一場2019年底的“虛拟爆炸”,預先将全片的關鍵高潮戲點告知觀衆,接着再回溯到2014年。開篇解決的第一場拆彈任務,輕巧地将劉德華飾演的主角潘乘風與其搭檔董卓文(劉青雲飾)間截然不同的性格揭示而出:相比之下,潘乘風更容易在危急時刻兵行險招。

果不其然,第二場拆彈任務引發了意外。在爆炸中,潘乘風失去了他的左腿。被定性為“殘障人”後,他用盡全力改變這個社會标簽對自己職業生涯的影響,将自身體能恢複到以往水平,甚至健步如飛、能跑能跳。但警局卻仍舊不能讓他歸隊重操舊業,因為誰也無法承擔“啟用殘障人”的輿論責任。這隻不過是影片的第一個反轉,就已能在各中細節裡讓人認可邱禮濤的敏銳和辛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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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華此次不再飾演一個正派的精英警察,相反,他因救人後的意外爆炸,變成了自認被“用完即棄”的社會系統抛棄的人。“我不是瘋,我是痛!”——這句激動呐喊出的台詞,暗示了後續潘乘風在社會陳規下人生際遇的必然轉向,也為他身上的複雜性增添了動機的支點。一個人的轉變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常是在現實中有冤無處訴、有苦無處洩,才走向截然相反的道路。

不再多談本片對于角色多重身份的“具體劇透”,但可以談談的是,邱禮濤在《拆彈專家2》裡所嘗試的設計,還是與以往的多數港片全然不同的。

過往這種警匪戲,大多會把正、反派直接明了地擺在台面上,再做成所謂“雙雄對決”的樣闆,就足以能夠賺得盆滿缽滿。但在“港片式微”之後,觀衆看得多了,也就越來越無法在這樣的角色身上投射自己的感情與心理。

而《拆彈專家2》的不同在于,片中一方面可以看到既定的“老港片回魂”般的經典保留元素,比如警匪卧底和與之相随的兄弟情、身份反轉,大量的槍戰動作戲;但與此同時,這種身份反轉所涉及的制造懸疑的戲份被大幅度增加了,量變引發了質變。

主角的三種身份一層一層地遞進而出,後兩種身份甚至産生混雜、遊走的“亦正亦邪”狀态——“信我就是警察,不信我就是罪犯”,這給觀衆帶來了撲朔迷離又無法間斷的延綿式戲劇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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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彈專家2》的另一種不同設計,則是人物對自身過往的一次次反觀。

通過“變成另一個人”、“創造新的陳述性記憶與新的是非觀”等技術性設定,影片抛出了一道道連環式的“善惡問答”——因為極端的向善遭遇惡意而從惡,又在極端的從惡中發掘善意而向善,兩者不斷在矛盾中對峙,又在對峙後做出重新選擇。

反派組織們将炸彈行動視為一種“興利除害”,用暴力發出他們轟轟烈烈的聲音,其中涉及的倫理問題,此時難以被一分為二地切割看待。影片開篇就指出,這種精準而又具有盲目性的犯罪策略是因為憤怒與不安而起:“憤怒可以摧毀一切”。而讓這憤怒得以暫停的,卻是潘乘風因意外失憶所緻的模糊的“旁觀者視角”,所帶來的救贖契機。

因此,臉譜化的“好與壞”、“白與黑”,都已經形容不下潘乘風這個人物的所作所為。

在一次次的閃回中,對觀衆預期的打破、對角色身份的多樣界定、對現實狀态的混雜還原,成為了《拆彈專家2》的核心所在。這些都是以往的同類主流商業片難以深入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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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華與劉青雲的合作并不算多,叫人印象深刻的似乎隻有一部《暗戰》。兩人此次在《拆彈專家2》中多次飙戲,兩個拆彈專家的角色互為鏡面、各有特點,其中藏納的人物關系呈現出一種複調式的悲劇色彩。

說來有趣的是,董卓文這個角色在電影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倒不是幾處大場面的拆彈行動,而是他直面上司和龐玲,情緒失控地大喊“你們是人嗎?”董卓文對潘乘風所承擔的經曆更能感同身受,但說出這樣的話,對他而言卻是一個“絕對失控的時刻”,裡面包含了他對自己晉升的愧疚、對既定規則的不滿,但更多是懊惱自己的無能為力,隻能眼睜睜看着朋友赴死。在這之後,他的每一次任務幾乎都包裹了相仿的痛苦,直至最終。

倪妮飾演的龐玲同樣如此。面對潘乘風的多變,她需要不斷想出對應的不同方式。直到最終“無能為力”的情感流露和關于“記住與遺忘”的再度解密,我們方才理解她在主導這個過程中,經曆了多麼痛苦的情感抉擇。這些情感上建構與交織的戲份,一定程度上讓觀衆在接受本片精密複雜的邏輯線索時,又能預留出對于人物命運的關注,切身地感受到他們的恸然之情。

于邱禮濤而言,《拆彈專家2》也許是他創作生涯至今為止,最具規模、最具挑戰性與完成度,同時又擁有高強度情感輸出與反思、表達的作品。無論從何判定,它都能讓觀衆跳脫出對以往同類作品期待與理解,在走出影院之後,重新反觀我們當下所處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