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以拍攝《俺爹俺娘》出名的攝影師焦波,帶着5個平均年齡不足21歲的年輕人蝸居山東淄博沂源縣的一個村落,以300塊錢的月租費租下一個小院,住了373天,拍下村民們一年的生活的零零碎碎。
他們分别從村支書、鬧官司的村民、農村大學生、外出打工者等幾個家庭的視角,記錄下着近6億農村人口的生活。
你也許會認為,這種片子不看也知道講什麼——無非賣弄貧窮、苦難、農民工、留守老幼之類。看來鬧心,何苦要看?
這正是我們盲視的所在:我們對農村生活的理解,總是标簽化的。
在官方看來,農民需要解決的,隻要有飯吃、有學上、能拿到救濟;而在我們“城市人”看來,農民是樸實,乃至愚笨的。我們一邊指望他們多種“無農藥化肥”的瓜果蔬菜,一邊看着他們拍的“土味視頻”,享受着自我優越感。
他們的苦,于己無關。
然而我們畢竟忘記了一點——人類的心理結構是一緻的。村民們面臨的問題,又何嘗不是我們自身在另一環境下的寫照。
這部片子,最引動心腸的,是村支書嘴裡所說的“村裡的才人”——杜深忠。

杜深忠一出場,就在陽光映照的地上,毛筆蘸水,寫着隸體的大字。他神色安定,筆力沉着,俨然某位隐世高士。繼而我們發現,他家徒四壁,老實巴交,有一個老伴喋喋不休的抱怨他“對園裡的果子不上心”。

58歲的杜深忠,作為農民,少年時傾慕文藝,讀書習字,直到34歲才娶上老婆。婚後,他自費到北京去參加魯迅文學院的培訓,花心力寫一篇篇文章,寄給報社和雜志,到底隻留下一堆積灰的稿件。
他愛音樂,自己玩兒二胡,因為村廣播聽聞一曲《春江花月夜》,欽慕琵琶的碎玉之聲。為了能買一把琵琶,他托熟人,瞞老伴,終于以折扣價買下一把。杜深忠愛不釋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終于抱得美人歸”。盡管無人教授,還是憑着自己對樂理的理解,硬生生摸索彈撥的技巧。

當知道琵琶的實際花費比杜深忠彙報多200塊(690塊)的時候,老伴大吵了一架:“高雅有啥用?不能當飯吃,也不能當衣裳穿” ,“一有錢就買紙買筆,不是買筆就是買本子買書…… 你為這個家庭想嗎?”

杜深忠隻能又羞又氣的解釋,“人的身體要吃飯,人的精神也要吃飯”,繼而拂袖而走。
這樣的一個農民,也許心裡住了一個“琴棋詩書畫,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然而在現實之中,他隻能是一個被生活所窘迫的杜深忠。
杜深忠年輕時也曾經外出闖蕩,他回憶自己打工的五年,掉了13顆牙,是“拿着人肉換豬肉”。他連着四年跑去北京參加文學培訓班,在文學上耗費了金錢和心力,結果可以用他老伴的話總結:“看他是個文化人…… 結果一事無成,什麼都是一場空。”

杜深忠像多數村民一樣,以種蘋果為生。然而連買“真化肥“的錢都不夠。到了果子收獲的季節,乏人問津,收購的價格隻能任人宰割。

杜深忠的無奈,不僅僅是貧窮帶來的局限,更是心靈陷于幹涸的困境。他對自己的兒子說“你媽媽她不認識我是誰,她不認識我這個人,她自己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看到這裡,很多人容易輕易得出一個結論:這不就是個不得志的老文青嗎?誰讓你不想辦法搞搞快手,弄弄淘寶,脫貧緻富,隻能怨你自己沒本事。
然而我們卻拒絕思考:為何一個農民,對于文學,對于音樂,有如此深厚的情感?按照一貫的理論,不是“精神追求,是在物質需求被滿足之後才有“的嗎?

這個問題中,似乎隐藏着關乎人類自性的答案,隐藏着那岩洞種的原始人類,以手掌和紅泥留下繪畫痕迹的原因。
杜深忠所言的“精神需求“,其實正是人類生命之情感。
盡管我們多數人都比杜深忠有經濟能力,我們卻少有能力能坐下來靜靜讀書,欣賞一曲音樂,或者面對自然草木找到心靈的依托。

這并非是“沒時間“的問題,而是我們身為人類,某種能力的退化。
心理學家認為,現代人欣賞藝術能力的衰弱,是喪失與自我精神交流的表現。在文藝複興時期,或者中國的古代,人們是普遍有能力去欣賞一幅畫的,而現在我們隻能聽一些所謂藝術知識的大V侃侃而談,來增加一些可炫耀的談資。
片子之中多次出現了“殺樹“的情節:城市裡需要綠化,挖走村裡的樹;村民為了多掙點錢,賣自家地上的古樹;下基層的挂職領導,也為了開辟宣傳欄的空間要砍自然的樹。我們對自然的運用,已經到了完全功利主義的地步。

人們在失去與自然共情能力的同時,其實已經不自覺間失去了心理上的自我同一性。在心理治療的案例中,不少病人遺憾的說,面對落日、大海、森林,這些壯麗的景觀,已然感覺不到任何的情感,所遺留的隻是一種空虛感。
物質是有限的,GDP是有限的,人一生可用的時間也是有限的。在這種種的有限性,我們需要解放心靈之無限。
杜深忠就是不彈曲習字,每日把精力都放在果園裡,到最後也無非多結幾百個果子,以2塊3毛5一斤的低價賤賣——這改變不了他根本的生活。

正如村支書張書恩拿着微薄的工資,為村民整日奔走,卻始終沒有結果;正如張光愛因為與村民發生沖突遭到毆打,卻終究難得法律的保護;而杜深忠寄予厚望的兒子,即使考上大學又談何出人頭地?畢竟在城市,滿街都是大學生。

他們的命運,注定要被時代的發展犧牲,注定要被社會的大勢所局限,隻能仰息于變幻莫測的政策。在我們看來,村民之間所争的,所苦惱的,無法些許微薄利益,不值一讪。而在真正的權貴看來,我們又何嘗不是一群蠢笨的社畜,滑稽可笑。
生命之取向要高,生命之體驗要深,生命之能量要強。面對生活的局限性,當我們喪失生命情感,便隻是行屍走肉。
其實連杜深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他自然非超凡脫俗之能人,卻是心靈脫困的才俊。

杜深忠之情感,無人可談,無人可以理解。是因為大多數人的心靈已然被匮乏所奴役,所幹涸,所麻木。然而他們内心深處,卻一次次召喚着他們為人的本性。
杜深忠的老伴對兒子說出這樣一番話:“其實我在心裡很敬佩你爸爸,我再不和他吵,我在家裡就一點地位都沒有。“——她在精神上是傾慕丈夫的,但要在生活中找尋價值的平衡感。

最後村裡的春節聯歡會上,夫妻兩人合作表演了一個節目:杜深忠彈着琵琶,配合着老伴興緻勃勃的唱沂蒙山小調。表演結束後,杜深忠抱着琵琶,一個人默默得在台上彈撥,仿佛要表演些什麼。也許,那個時候,他腦子裡想的是《春江花月夜》。
陶淵明回到鄉村,他務農、飲酒、作詩,遠望郁郁蔥蔥的南山。
而在無數杜深忠的農村,土地隻與經濟有關。我們在每一寸可用的土地,蓋房、修路,種上可以賣錢的作物。
最後,每個人隻得活成一具具肥美的肉身,供給那不可言說的龐然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