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亞曆山大·普琴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Пученков)，聖彼得堡國立大學曆史研究所俄羅斯近代史系(афедра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教授，研究興趣包括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俄羅斯曆史、俄羅斯革命和内戰史、俄國白軍史、第一次移民浪潮【1】、近代俄羅斯名人日記文獻、戈爾巴喬夫改革、當代俄羅斯政治。著有《從西伯利亞到克裡米亞……白軍的厄運？》、《穿越俄羅斯：關于内戰的新叙事》、《頓河和北高加索地區的志願軍(1917 年 11 月 - 1918 年 12 月)》等。
譯者主要使用chatgpt翻譯并潤色，在人名和專有名詞前加上了原文标注，并在可能有誤解的地方增加了【】注釋。以下是正文内容。
弗裡德裡希·馬爾科維奇·埃姆勒(Фридриха Марковича Эрмлера)的電影《面對曆史的審判》于1965年上映，立即引起了蘇聯觀衆的廣泛關注。在電影創作中，一直有許多流言圍繞，最著名的一個流言稱這部電影是“應克格勃的倡議”拍攝的——導演是克格勃的特工，而在電影中扮演著名政治家和公共知識分子瓦西裡·維塔利耶維奇·舒爾金(Васи́лий Вита́льевич Шульги́н，1878-1976)對手的演員【2】,也是克格勃的一名特工。
可以确定的是，1965年7月22日，國家電影委員會(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по кинемтографии)主席A.V.羅曼諾夫(А.В.Романова)在給蘇共中央的報告中提到，“這部電影展示了白俄流亡勢力的失敗，通過舒爾金這個形象,揭露了背叛祖國者【3】的敵對活動。這部電影是在克格勃的倡議和監督下拍攝的,克格勃一直為攝制組提供持續的幫助。這部電影目的是在白俄流亡聚集的國家（美國、加拿大、法國、荷蘭、阿根廷等國）傳播，也在蘇聯放映。” 考慮到這部電影的“特殊性質”,羅曼諾夫建議“限量出版,并主要通過封閉的場所向蘇聯觀衆放映”。
結果，這部由克格勃發起拍攝的電影在銀幕上僅僅一閃而過【4】，然後就被封存了幾十年，沒有面向廣大觀衆放映。主要是因為，所有觀衆在離開電影院時都深信不疑，電影中的舒爾金才是正确的，而不是他在“面對曆史的審判”中對抗的意識形态曆史學家，後者正在證明共産主義的必然勝利和列甯遺産的不朽。
那麼，這部在蘇聯幾乎成為傳奇【5】的電影的前史是什麼呢？這部電影的導演是弗裡德裡希·馬爾科維奇·埃姆勒(Фридриха Марковича Эрмлера，1898-1967)，編劇是弗拉基米爾·彼得羅維奇·弗拉基米羅夫(弗萊恩肖克)(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ич Владимиров (Вайншток)，1908-1978)。兩人在蘇聯電影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兩位電影工作者都與特務機構有聯系——弗萊恩肖克在1940年代與内務人民委員部(NKVD)合作，而埃姆勒本人就是一名專業的契卡(Чека́)特工【6】，曾經真誠地相信斯大林主義的理想。據埃姆勒自己講，這部電影的想法來源于他與弗萊恩肖克的一次談話。按導演的話說,一切都是從以下開始的:
“有一天，我和弗萊恩肖克坐在一起，讨論他應該為我寫一個新的劇本。這部電影無疑得是紀錄片。但是主題是什麼？不記得是誰首先提出了舒爾金的名字......經過長時間的讨論，又花了幾個月時間做工作，舒爾金同意在銀幕上講述他的生活。我來到莫斯科，和弗萊恩肖克一起去了舒爾金當時正在接受治療的醫院。說老實話,當我打開病房的門時，我是忐忑不安的。原因有很多。我不由自主地想：“如果我，一個契卡的成員，在二十年代與舒爾金面對面，會發生什麼事?”在一間小病房裡，一個白胡子高個老人迎面走來。溫和的握手,嘶啞的嗓音......想象一下：病房，病号服，頭上戴着白帽，86歲......我想：“我們真的要讓這個老年多病的人進入電影的漩渦嗎？他能撐得住嗎？”但我的談話對象消除了我的疑慮：“要知道,我是個老野牛,對付我會很困難。【7】”舒爾金說。"您對我健康的擔憂是沒必要的，我會撐住的。而您自己呢?”當時，我沒有把這些話看得很重......我确實擔心舒爾金的健康狀況，當我們再次去醫院看望舒爾金時，我向列甯格勒電影制片廠(Ленфильм)廠長I. N. 基謝列夫(И. Н. Киселев)表達了我的擔憂。離開病房後，基謝列夫笑着說：“您知道舒爾金剛才對我說什麼嗎?‘您的大導演看起來不太好，臉色蒼白。但對付我會很困難的，照顧好他吧。’”是的，在開始拍攝時，我沒有想到會遇到如此巨大的困難。比如，我們沒有不僅沒有‘鐵’劇本，甚至沒有一個完整的劇本。【8】在準備期和拍攝期，劇本被一直編排和改寫到最後一天。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與主演一直在進行政治乃至文學創作（舒爾金是作家！）的論戰。兩種世界觀，兩種哲學相遇。當我們覺得陷入僵局時，舒爾金會說：‘讓我們尋求團結，而不是堅持分裂。’然後一切從頭開始，最終我們找到共同的解決方案。當然，我想特别強調一點：舒爾金在我們的電影中展示了他現在的樣子——經曆了許多，并在曆史對證的壓力下反思了許多。但認為瓦西裡·維塔利耶維奇·舒爾金否定了他的整個過去和接受了一切新事物，這種說法也是錯誤的。不，當然不是的。但是“曆史的進程，我們偉大祖國的力量，她的國際聲望（ход истории, могучая сила нашей Родины, ее всемирный авторитет ）”迫使舒爾金重新審視和重新評估了許多東西。”
最初,這部電影并沒有計劃成為僅由舒爾金一人獨白的作品，還打算讓其他一些不太出名的歸國者參與拍攝，比如A.V. 戈沃羅夫(А.В.Говорова)、A.L. 卡澤姆-貝克(А.Л.Казем-Бека)、L.D.柳比莫夫(Л.Д.Любимова)、P.A.奧博連斯基(П.А.Оболенского)......作為電影名稱，最初提議的是“日子(Дни)”，這也是整個拍攝期内使用的名字——這指的是舒爾金關于二月革命的著名回憶錄——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出版，從那時起就沒有在蘇聯重印。舒爾金《日子(Дни)》中的文本應成為電影劇本的基礎。圍繞《日子(Дни)》的情節，還增加了關于十月革命、列甯、内戰、白軍失敗和流亡的反思。
創作者們的出發點是舒爾金會繼續對蘇聯政權的重新評估，這是他在1961年發表的《緻俄羅斯移民的信》中開始的。根據預先計劃，電影會展示舒爾金的思想失敗和蘇維埃政權的勝利。舒爾金本人則提出了另一個标題“流亡者(Эмигранты)”——從他的角度更為全面，将電影涉及的所有人物（除了尼古拉二世）統攝起來。由于影片僅由舒爾金和他的對手——曆史學家參與，不得不放棄這個标題。最後，電影以《面對曆史的審判》的名字上映，暗示舒爾金正面對這審判，仁慈的蘇維埃政權給給予了他發表言論并認識錯誤的機會。
當時，舒爾金已經獲得自由幾年了（1956年他提前從著名的弗拉基米爾中央監獄獲釋，他在那裡服刑12年【9】）。按照預計，“被寬恕”的舒爾金已經意識到蘇維埃政權的人道主義,并看到了我們國家社會主義的真正成就。舒爾金本人對此可能持不同意見，但這一事實開始并沒有引起編劇的興趣。在為《日子(Дни)》的藝術紀錄片劇本寫計劃書時，弗萊恩肖克寫道：
Каждое слово, каждый кадр фильма должен быть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 правдив, как оказалс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 правдив великий ленинский прогноз.（影片的每一句，每一幀都必須記錄真實，就如列甯的偉大預言在曆史上被證明是真實的一般。）
1963年5月27日，列甯格勒電影制片廠第三創作協會【10】召開了藝術委員會會議，讨論了弗萊恩肖克的《日子(Дни)》文學劇本。出席會議的全列甯格勒、乃至全蘇聯的知名文化藝術界人士，如D.A.格拉甯(Д.А.Гранин)、V.V. 科涅茨基(В.В.Конецкий)等。格拉甯特别提到，需要把曆史學家塑造成一個鮮明的人物，并呼籲“個性化曆史學家”，否則就會“模闆化，像《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格拉甯斷言，“重要是的電影要展示移民悲慘、無力、缺乏政治權利的命運......在影片中隻需說真話，否則一切都不可信。” 而科涅茨基則反對格拉甯的看法：“不管曆史學家在舒爾金旁邊說什麼，他都會是個無足輕重的人，我隻對活生生的人感興趣，而不是這位演員。”所有與會者都同意弗萊恩肖克的意見，'這部作品（如果成功的話）的全部價值,不是在于我們蘇聯人（第無數次）講述革命的最初幾年的内戰、流血事件，而是讓那些造成我們流血的人，那些準備扼殺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的人，那些在協約國支持下反對俄羅斯人，摧毀我們的城鎮村莊、播下死亡、饑荒和破壞的種子的人，那些夢想着Фашизм統治方式的人，那些為墨索裡尼服務的人，那些在戰争期間為希特勒和弗拉索夫(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Власов)【11】效力的人，最後他們忏悔并祈求祖國寬恕，而祖國寬恕了他們，由這些人在銀幕上講述這段曆史。'
最後,埃姆勒總結道:“如果原則上同意制作這部電影，必須做出決定，提取所有與舒爾金相關的場景并立即拍攝。這種必要性緣何産生？一，舒爾金已經86歲了，身體虛弱，需要做好準備趕快行動。二，沒有舒爾金就沒有電影......三，舒爾金就是曆史。如果舒爾金的部分拍完，剩下的都可以慢慢完成，沒有什麼會影響到未來的拍攝......舒爾金老了，非常老了，但沒有他就沒有這部電影。我相信，我本人相信我們可以創造出必要的的有意思的作品。”
1963年7月2日，蘇聯部長會議國家電影委員會（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по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将電影《日子(Дни)》列入列甯格勒電影制片廠1964年的制作計劃。最初預計1964年4月中旬完成拍攝，但直到1965年夏季才完成。在此期間，舒爾金一直住在歐洲大酒店(Гранд Отель Европа)417号房間。就在酒店房間裡，舒爾金、埃姆勒和弗萊恩肖克進行了激烈的讨論。問題在于，“根據有關部門(компетентных органов)的建議，有必要對電影《日子(Дни)》的劇本進行一些細化和修改”。所有這些修改都與舒爾金協商過——畢竟最重要的台詞是由他在鏡頭前說出來。這些變化是原則性的(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й)，舒爾金起初不同意，直到最後雙方達成協議：1963年10月31日，電影主管N. M. 葉利謝耶夫(Н.М.Елисеевым)與舒爾金簽訂了勞動協議(трудов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舒爾金獲得了高額工資——參與電影制作期間，他每月獲得450盧布，另外報銷所有交通費用和在歐洲大酒店的住宿費。在拍攝期間，舒爾金共計獲得4405盧布。
舒爾金在影片中的搭檔，列甯格勒州劇院演員謝爾蓋·帕夫洛維奇·斯維斯圖諾夫(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Свистунов)扮演曆史學家。他參與拍攝獲得的報酬低一些——3840盧布。
對舒爾金來說，參與兩位沙皇退位是一個不僅影響他整個政治生涯，而且影響他一生的重大事件。近六十年後的舒爾金愈發痛苦地意識到，他主動或被動參與了羅曼諾夫家族的悲慘命運。舒爾金認為，“沙皇陛下和敢于請求退位的忠誠臣民，都成了無情且不可避免的環境的犧牲品”。但即使意識到這一點，也沒有讓舒爾金擺脫對羅曼諾夫家族的長久追思。檔案裡保存着舒爾金刻骨銘心的文字：
«С царем и с царицей моя жизнь будет связана до последних дней моих, хотя они где-то в ином мире, а я продолжаю жить в этом. И эта связь не уменьшается с течением времени. Наоборот, она растет 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И сейчас, в 1966 году, эта связанность как будто бы достигла своего предела. Каждый человек в бывшей России, если подумает о последнем русском царе Николае II, непременно припомнит и меня, Шульгина. И обратно. Если кто знакомится со мной, то неизбежно в его уме появится тень монарха, который вручил мне отречение от престола 50 лет тому назад».(我的命運與沙皇和皇後聯系在一起，直到到我生命的最後一天，雖然他們已在另一個世界，而我仍在這個世界生活。很多年後，這種聯系不但沒有減弱，反而随着每一年的流逝而加深。而現在，在這1966年，這種聯系似乎已經達到極限。前俄羅斯的每一個人，隻要想到最後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就一定會想起我，舒爾金。反過來，如果有人了解我，他腦海中必然會浮現出50年前那位把退位诏書交給我的君主的身影。)
在當時，勸說舒爾金參演這部電影絕非易事。弗萊恩肖克幾乎不遺餘力——他在囊中羞澀的舒爾金正式同意參演前就為他安排了不俗的薪水。這使得舒爾金寫信給蘇共中央宣傳部(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ЦК КПСС)部長伊利切夫(Л.Ф.Ильичеву)，闡明了自己堅定的立場，拒絕在正式同意參演之前收取報酬。舒爾金與導演埃姆勒和編劇弗萊恩肖克在電影的主題上存在根本分歧——舒爾金認為應該向蘇聯觀衆講述葉卡捷琳堡沙皇全家被槍決的悲劇，而創作者們顯然有不同的目的，他們想展現列甯思想對俄國俄國舊社會、白軍和白俄流亡者意識形态的勝利。這樣,這部電影應該照導演埃姆勒鐘愛的宣傳風格來拍——他在1930年代就拍過這類電影。【12】
所以促使舒爾金寫信給弗萊恩肖克，謝絕合作：
“如果我覺得電影給人們帶來的不隻是娛樂或安慰，而是某些軟化人心的思想，我本可以為您的構思效力，因為這正是這個世界所需要的。但由于電影的中心應該是我一生的中心，圍繞沙皇陛下簽署退位诏書的事件應該成為參與拍攝的我的核心。在我看來，在這節車廂裡，您的電影将帶我回到50年前，我不應該談論車廂内保存至今的牆壁、桌椅，而應該想象我再次與沙皇陛下談話，把我對過去半個世紀、尤其是伊帕切夫别墅(Дом Ипатьева)地下室悲劇【13】的所思所想，都告訴他或他的肖像畫。我看不出有可能以您能接受的方式和篇幅談論這番話。這部電影無法承載莎士比亞或席勒的對談。它注定會扭曲和破壞嚴肅的思想,并進行殘忍的删減。然而，在葉卡捷琳堡發生的悲劇，隻能以古希臘悲劇(древнегреческих трагедий)或上述莎士比亞和席勒的風格處理，也許還有普希金和托爾斯泰。困擾我的思想隻能寫進書中，這書也無法在今天出版。我希望将它口述下來，留給未來曆史學家。【14】我覺得有必要将我的看法和心情告知您，因為我獲悉您不得不從頭重新修改這部長達100頁的劇本，這無疑會增加更多勞動。我非常遺憾，如果您仍打算讓我參演，所有這些可能都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經過初步談判，事情似乎陷入僵局：舒爾金拒絕參與根據弗萊恩肖克劇本拍攝的電影，他認為電影的主要任務應該是“講述某些事件的某種真相”，但是在讀過劇本後，舒爾金表示“我們（即舒爾金和弗萊恩肖克）在‘某些事件的真相’的理解上存在根本分歧。尊重您的真相，但我無法犧牲自己的真相。我們無法理解彼此。可能現在還不是時候。”
舒爾金堅持他的角色應由他自己來寫。在給伊利切夫【15】的信中，舒爾金這樣解釋自己的立場：
“這部電影就我的部分而言，主題是沙皇陛下的退位。這場悲劇必須配上适當的背景中，并以我能接受的風格來處理，因為盡管我從沙皇手中接過了退位诏書，但我以所謂的紳士方式(джентльменской)接受了它。這不僅是一千年王朝形式改變的重大事件，它也标志着兩個時代的分野，因此需要這麼考慮。我隻有在充分審閱劇本後才能同意出演這部電影，那時我才能确定我是否會參與這次制作。但即使答應參演，也無法判斷後續情節的走向。我懇請您花幾分鐘思考我的看法。我已經85歲，已經是他們說的老年人了，比不上阿登納【16】的精力充沛。在我漫長的一生中，我做過作家也做過演說家，但從未當過演員。演員與演說家有很大差異：演員念别人寫的台詞，演說家即興演說時念的是自己準備的演講稿。我這個年紀無法轉行。因此我要求在《日子》電影中由我自己來寫我的角色。這需要我和編劇弗萊恩肖克先生以及将導演埃姆勒先生多方面協調，讓我為自己寫的角色與劇本吻合。可以預見到有很多困難，因為我們對君主制，尤其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持不同的看法。但假設我能與弗萊恩肖克和埃姆勒達成一緻，也無法保證我的文字能為思想委員會【17】特别是其主席所接受。因此我認為隻有當經過所有審查整個劇本定稿後，我才能肯定地說我已準備好參與拍攝......”
為了幫助弗萊恩肖克，舒爾金寫了他對《日子(Дни)》劇本的注解，其中表達了他對電影關鍵節點的視角。首先是舒爾金對白軍運動和俄國革命的解釋——這是他一生的思考課題:
由科爾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和鄧尼金(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кин)組織的軍隊作為曆史上俄羅斯軍隊的繼承者，從作為盟友的英國和法國那裡獲得了軍備和武器等物質援助。從這個意義上說，英法在一定程度上協助了軍事行動，雖然助力很微小。但是科爾尼洛夫、鄧尼金和鄙人【18】都從未為外國人效力。他們堅決履行了俄羅斯對英法的承諾，沒有與德國進行任何交易，我作為他們當中的幸存者，為他們感到驕傲，即使不是為自己。我詛咒的不是白軍，而是那些辱沒白旗、以“掠奪和暴行”玷污俄羅斯事業的叛徒...... 所謂“二月革命”之後是十月革命，人們習慣稱之為“偉大的十月”(Великий Октябрь)。但我認為“偉大的十月”标志着俄國大屠殺的開始。你自己判斷一下：王朝被廢黜；貴族被夷毀；教士被禁絕；商人被消滅；滅絕了城市中産階級；滅絕了農民階級，着消滅富農的幌子。而剩下的非富農農民，他們的土地也被打着國有化的幌子沒收了。除此之外，還摧毀了軍隊；部分消滅或者驅逐了知識分子。考慮到這些階層和階級絕大多數都是俄羅斯人，我們不得不認定，自1917年10月開始的蘇維埃政權的所作為，隻能稱之為巨大的俄羅斯大屠殺(русский погром)......
埃姆勒和弗萊恩肖克表現出讓步的堅持，同意了舒爾金的大多數建議。最後，舒爾金還是同意參加電影拍攝。在給妻子瑪麗亞. D. 舒爾金娜(Мария Дмитриевна Шульгина(Седельникова))的信中，他寫道:
“由于各種原因，事情已經發展到非常難以放棄的地步，停止拍攝幾乎是不可能的。不僅因為電影已經“啟動”，所有相關人員都在領“工資”——換言之，國家機器(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машина)已經開始運轉，帶來各種後果。如果放棄這部電影，我似乎不得不去莫斯科，争取在“最高層”獲得接見，并面對面解釋說：諒解下，我由于“家庭原因”不得不放棄已經開始的工作。你明白，所有這些事情非常難辦。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不喜歡誇大其辭。因此我很少詳述在那些埋藏于内心深處多年的想法。是命運(судьба)安排我參與了我所珍視和熱愛的帝國的崩潰。我有責任解釋一切是如何發生的。我在你根據我的口述寫的《日子》 中已經做了這件事。但《日子》已經佚失，現今千百萬民衆已無從見到。但命運為我指明用電影取代書籍。但如你所知，隻有在電影加入原著中葉卡捷琳堡的葬禮禱詞【19】的前提下，我才能接受這部電影。出乎意料，這一條件被接受了。直到今天，他們依然在履行諾言。如果未來有什麼變化，我會放棄拍攝。目前我還沒有看到任何迹象，但如果看到，我會斷然放棄，無論付出什麼代價......”
某些傳言稱,當局承諾會幫助舒爾金出國，到他兒子德米特裡(Дмитрий)居住的國外【20】。這幾乎是瓦西裡·維塔利耶維奇·舒爾金晚年最大的心願，不過承諾沒有兌現。當然這些都隻是猜測。舒爾金還是同意了參與電影，于是拍攝開始了。埃姆勒和舒爾金這對意識形态上不共戴天的敵人在合作期間走到了一起，花上幾個小時談論各種話題：文學、電影、戲劇、政治、革命等等……埃姆勒認為《面對曆史的審判》是他最好的作品，并對電影後來不幸的命運【21】感到遺憾。這位蘇維埃的著名導演一直與舒爾金保持着友好的通信，舒爾金在信上署名“吉吉(Дед)”,埃姆勒稱呼他“歐吉桑(Дедуля)”。當埃姆勒去世時，舒爾金夫婦向其遺孀維拉·亞曆山德羅芙娜(Вер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Бакун)【22】發去了悼念電報。埃姆勒曾這樣評價這部電影：
“我的政治敵人舒爾金讓我與電影藝術和解了。我深信，通過在銀幕上塑造舒爾金這個角色，我能頌揚列甯的思想——盡管列甯同志本人不需要我為他争光。起初當我說我當我最初說我必須槍決(расстрелять)舒爾金，而且是在道義上槍決(расстрелять морально)他時。包括舒爾金本人在内沒人贊同我的想法。于是我們仿佛站在兩座街壘的對立面，但我還是讓他屈服了。我深感遺憾，我認為已經足夠清晰地表達了我的觀點，但顯然，在那些有權做決定的人中，我的觀點産生我所期待的反響。”【23】
弗裡德裡希·馬爾科維奇·埃姆勒寫道：“有人批評我挑的曆史學家比舒爾金遜色許多。但任何演員——無論是誰——都無法比舒爾金本人演得更好，他一定會比任何人都出色。如果舒爾金的位置上是一個演技精湛的演員，這部電影就不會成功。”
埃姆勒的朋友、著名導演G·M·科津采夫(Г.М.Козинцев)寫道：“埃姆勒在他的電影《面對曆史的審判》中做到的事領先于現在國内外的許多同類電影。但他犯了一個大錯誤：與舒爾金的對話應由埃姆勒本人來扮演曆史學家，而不是由演員來充當這一角色。以埃姆勒自己的生平、自己的命運，他經曆了那麼多事情，他的精神世界可以與舒爾金的精神世界相碰撞。”
是的，起初扮演舒爾金對手的計劃就是埃姆勒本人。馬爾科維奇說，埃姆勒覺得“應該讓我自己與舒爾金演對手戲，而不是演員或者其他什麼外人。我，導演埃姆勒，應該出現在銀幕上，告訴觀衆發生了什麼，該怎麼進行。我試過拍攝自己，很有趣。但我最後還是放棄了這個想法。我在藝術上可能得分，但在政治上我會失分。另一種情況是，如果與舒爾金進行辯論的人是和他同一時代的人，而且也是政治人物的話，一切就不同了。想象一下，如果克日紮諾夫斯基(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 - 1959，布爾什維克政治家、地理學家、作家、蘇聯計劃經濟的開創者)還活着，與他進行對話會多有趣啊！我認為錯誤在于沒有必要找一個演員（來扮演曆史學家）。當時我想太多了，不能像現在這樣冷靜思考。如果今天，我絕對不會這樣做。”
A. 薩莫伊洛夫(А.Самойловым)1970年出版的埃姆勒傳記寫道，埃姆勒是在拍攝時《面對曆史的審判》就已經病重了【24】，“如果不是生病，也許他本人――埃姆勒這位藝術家和公民，将在銀幕上參與這場辯論。他隻會以康米主義者(коммунист)的方式進行辯論，充滿激情和信念。毫無疑問，導演本人親自擔綱主要角色，會使這場辯論更加激烈和真實，整部電影的說服力也會加強。”
但如前所述，舒爾金的對手曆史學家一角最後由列甯格勒演員謝爾蓋·斯維斯圖諾夫(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Свистунов)扮演。和舒爾金一樣，斯維斯圖諾夫也享有高壽，于2010年4月去世，享年91歲。
埃姆勒的電影獲得了官方審查機構(официальных партийных цензоров)的正面評價。1965年1月8日,列甯格勒電影制片廠廠長I. N. 基謝列夫(И. Н. Киселев)緻蘇聯電影總局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這部電影受到一緻好評，是我國電影業難得的佳作。文藝工作者們提出了極具挑戰性的任務，這超出了常規類型的範圍。創造性地将藝術手法與材料記錄相結合，加上前翻動派頭子V. V. 舒爾金的親身參與，給列甯格勒電影制片廠的這部新作帶來了非比尋常的真實感和說服力......《面對曆史的審判》這部完整的電影作品，客觀上肯定了光輝的列甯思想，以及康米主義(коммунизм)的必然勝利......建議批準導演F. 埃姆勒,編劇 V. 弗拉基米羅夫(M. 布萊曼參與)的電影《面對曆史的審判》在全聯盟範圍内公映。”
廠長基謝列夫也将舒爾金在《面對曆史的審判》的出鏡視為重大勝利，不僅對他個人，而且對列甯格勒電影制片廠也是如此。電影無疑是成功的：觀衆在銀幕上看到了活着的傳奇人物(живую легенду)：一個精緻考究的老人從容不迫地回答無名曆史學家的問題，而且回答真誠且坦率。舒爾金完全淩駕于那位不敢逾越康米主義意識形态框架的曆史學家之上，觀衆在看完電影後，并不會對列甯思想的正确性産生任何信心。相反，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看到這部電影的人會明白：曆史不可能審判一個如此自信捍衛自己立場的人。
“每一個觀衆都被舒爾金震驚到了：他冷靜的姿态、高貴的舉止、明智的頭腦、清醒而平和的記憶，這一切與制作人試圖為他塑造的形象（按照官方叙事）——一個來自“曆史的垃圾堆”的人(человека со „свалки истории“)——全然不符。而且他看上去一點也不像被告。相反，在面對那位“像曆史學家的人”（這個角色由一位演員扮演）、蘇維埃政權的辯護者時，在被強行施加的辯論中，瓦西裡·維塔利耶維奇·舒爾金看起來比他的對手更加明智和具有判斷力，也更有活力，而後者完全是一副死氣沉沉的模樣(Мертвечиной несло как раз от последнего)。” 看過《面對曆史的審判》後，M. 庫什尼羅維奇(М. Кушнирович)如此回憶。著名劇作家E·拉德金斯基(Э.Радзинский)在評價埃姆勒的電影時，寫道：“我們看到《面對曆史的審判》，一個反歌名者首次成為了蘇聯電影的主角，這就是曆史人物瓦西裡·舒爾金......代表導演弗裡德裡希·埃姆勒在銀幕上與他辯論的，一個姓斯維斯圖諾夫的列甯格勒演員,一個對扮演曆史學家的角色來說十分恰當(прелестной)的姓氏。【25】這真是一場反歌名：這位不再年輕的人說，盡管失敗了，但白軍仍保留了最重要的東西——相信正義(правоту)會再次與康米主義作鬥争。”另一位著名劇作家L·G·佐林(Л.Г.Зорин)在他的回憶錄中評論道：“......弗裡德裡希·埃姆勒設想上一節“曆史課”(Урок истории)，拍一部關于這個被打敗的敵人（瓦西裡·舒爾金）的電影，作為警示和教育。這個計劃如此簡單：看，眼前就是被掃除的羅曼諾夫時代俄羅斯的可悲殘骸。他的失敗象征着新秩序的不可動搖，将自己的桂冠編入勝利者的花環。但結果卻全然相反——銀幕上的老邁得奄奄一息的舒爾金比他的對手（除了飾演曆史學家的演員斯維斯圖諾夫之外，還出現了一個真實曆史人物——布黨最早期的成員之一F.彼得羅夫(Ф.Петров)）高明得多，彼得羅夫遲鈍、呆闆、平庸且結結巴巴，而舒爾金内心卻有如此龐大的力量，更不用說尊嚴了，于是他們把這部電影擱置了。【26】"負責這部電影的克格勃将軍F·D·博布科夫(Ф.Д.Бобков)回憶說：“列甯格勒電影制片廠給我看的材料很有意思。舒爾金在銀幕上的表現很出色，更重要的是他一直保持着自己，沒有迎合他的對話者。這是一個已經接受了大環境的，但沒有被打垮、也沒有完全放棄自己信念的人。舒爾金已經很老了，但這既沒有影響他的思考，也沒有影響他的脾氣，他的諷刺也絲毫未減。遺憾的是，他的對手，那位主持人，與他站在一起顯得過于遜色。在莫斯科，我在切爾尼亞霍夫斯基大街的魏恩施托克公寓(квартире Вайнштока на улице Черняховского)裡與舒爾金見面。主人家熱情招待了我們，拿出了自己做的家常菜，他是相當優秀的廚師。餐桌上的話題自然而然轉向了這部電影。我不想讓舒爾金回憶過去的事，他在戰後被送進了集中營，經曆過非常艱難的生活，而且他本人似乎也不想談及這個話題。我記得瓦西裡·維塔利耶維奇·舒爾金如何幽默地回憶拍攝的過程，吹噓自己的“表演技巧”——“難道這是國家杜馬教我的嗎？”他自言自語地說，然後笑了。然後他有些諷刺地嘲笑了扮演曆史學家的那位演員：可憐的年輕人白費熱心了，但讓我成為一個康米主義信仰者是不可能的。“我同意拍這部電影，是為了還原真相(истину)，而不是為了宣傳(пропаганды)。”舒爾金如此總結。我抓住這個時機，提出一個大膽的問題：在這麼多年後，他如何評價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他遲疑了半晌，然後意味深長地說，這當然不是他所希望的那個俄羅斯道路，但'她（俄羅斯）似乎别無選擇(но другого у нее, по-видимому, не было)'——或許人們對此還有别的看法，舒爾金補充道。'令人欣慰的是，在那艱難的時期俄羅斯沒有崩潰。'”
舒爾金的秘書之一、政治犯N.N.布勞恩(Н.Н.Браун)在最近一次接受《播種(Посев)》雜志采訪時提出了對這部電影的看法：“對于我們，對于俄羅斯曆史感興趣的人來說，俄羅斯的曆史以一種扭曲的形式展現在我們面前。他（舒爾金）對自己國家的命運絕非漠不關心，正如他們（觀衆）現在所說，這部電影是“裡程碑式的”。它喚起了人們對内戰、俄羅斯君主制和舒爾金這個人的興趣。導演弗裡德裡希·埃姆勒另辟蹊徑，在一部電影中融合兩個對立的世界，推出兩個處于完全對立面的角色。一方面，白軍領袖、君主主義者舒爾金出現了——直到生命結束，他始終是個君主主義者。另一方面,則站着蘇聯曆史學家……通過讓這些人碰撞,埃姆勒推動觀衆做出可能的推論，這取決于他們站在街壘的哪一邊。曆史學家是一個抽象角色，在電影中他沒有名字。他是康米主義意識形态的象征。而舒爾金是一個真實的人物，是他所談論的事件的親身參與者......”
舒爾金在電影中慢條斯理、語氣凝重地談論着流亡者、白軍、俄國内戰、末代沙皇退位的種種話題，清晰地闡明了自己的立場。觀衆不禁為震驚的是，尼古拉二世被稱為尼古拉·亞曆山德羅維奇(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一個睿智的、為俄羅斯憂心的人，而不是“血腥者尼古拉(Николаем Кровавым)【27】”，等等。舒爾金思維的清晰、他的邏輯力量、他的肢體語言、他的舊體制意味濃重的話語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簡言之，一切都揭示了這個人的血統和已經消失的階級歸屬(породу и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ь к уже исчезнувшему классу)。這部電影的理念本身，以及貫穿全片的讨論自由隻有、也隻能在解凍時期(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才有可能。然而，舒爾金說的最重要的話沒有出現在最終版本的電影中。在與老布爾什維克費多爾·尼古拉耶維奇·彼得羅夫(Петров, Фёд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的對話中，後者在電影結尾出現在鏡頭中，舒爾金說：
«Во всяком человеке живет Зверь. Он есть во мне, но и в Вас, Фед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Этот вселенский Зверь есть причина, почему свирепствуют войны и все, что с ними связано. Я же думаю, что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род войны, который не только допустим, но и обязателен, это жестокая борьба с самим собою, т.е. с звериными страстями, в нас находящимися».(“每一個人身體裡都住着一匹野獸。它存在于我心中，但也存在于您的心中，費多爾·尼古拉耶維奇。這匹普遍的野獸是戰争、及與之相關的一切肆虐的原因。我認為，唯一可以不僅被容許，而且有義務進行的戰争，就是與我們自身，也就是說與我們内在的獸性進行的殘酷戰争。”）
舒爾金在葉卡捷琳堡悲劇紀念中的“葬禮禱詞”【28】最後沒有出現在電影中。舒爾金被欺騙了。布黨的意識形态工作者把舒爾金置于曆史審判之下的嘗試失敗了。按曆史學家G.Z.約費(Г.З.Иоффе)的話說，他們“讓舒爾金‘面對曆史的審判’【29】——但是審判沒有成功......”
另一位曆史學家Y.A.波利亞科夫(Ю́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оляко́в)院士表示，“舒爾金在這部影片中，雖然被賦予了‘粉身碎骨’的角色【30】，但他并沒有忏悔，而是平靜而理性地講述了自己的經曆，講述時間的變遷是如何改變了他自己。”
然而，盡管審查已經槍斃了許多内容，這部電影仍取得了現象級成就，引發了觀衆廣泛思考。在播出的幾周後,這部電影就被緊急撤檔。時代已經變了：當時“親愛的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дорогой 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已經被“親愛的列昂尼德·伊利奇(дорогим Леонидом Ильичом)”【31】取代了，十月革命50周年即将來臨，到那時對革命的評價必須有個重大曆史決議。“面對曆史的審判”已經不再符合時代精神(духу эпохи)。電影被禁映。羅曼諾夫(А.В.Романова)主席在1965年7月編寫了一份備忘錄，列出電影中的思想錯誤，而弗拉基米爾州委書記M.A. 波諾馬廖夫(М.А.Пономарев)甚至向中央委員會遞交了一份決議，強烈譴責在銀幕上展示“革命的敵人(врага революции)”。盡管隻有很短的播出時間，但還是有許多人看了這部電影，後來市民們就通過口口相傳讓更多人知道。舒爾金一舉成名，人們在街上認出他，上前與他打招呼，和他握手，又一次請求他講述當年如何從被槍決的沙皇那裡收到了退位诏書。舒爾金這樣寫道：
“在俄曆1917年3月2日(即公曆3月15日)簽署退位诏書五十周年之際，我注定要在電影《面對曆史的審判》中再現勸說沙皇退位的那一幕。我被困在陛下離開時坐過的椅子上，不是被鐵鍊束縛——鐵鍊還可以掙斷，而是被億萬人不可磨滅、不可解開的記憶所束縛。我的名聲已經傳遍整個蘇聯。人們在街道和廣場上指着我，交頭接耳，竊竊私語：‘看哪，那是舒爾金！沒錯，沒錯！就是那部片子裡的人......《面對曆史的審判》......面對審判......不知道誰審判誰呢。我明白。是他接收了尼古拉二世的退位诏書。就是他。可他們殺了誰呢?别人。噓，别說了。我明白。’于是話音戛然而止。是的,我接收了退位诏書，為的是不讓沙皇陛下像保羅一世、彼得三世、亞曆山大二世那樣死于非命。但他們還是殺了他！所以，所以我有罪：我沒能拯救沙皇、皇後、皇儲和皇親們。我終究還是沒能拯救。【32】我被卷在帶刺的鐵絲網裡,每次觸碰都會刺痛到我。”
但是他的另一個見解更加有趣：“這位不幸的沙皇陛下的所有前子民的命運與他永遠聯系在一起。 他們中的許多人，無論是早是晚，都會與他擁有一樣的厄運，也就是橫死的命運。 起初他們因不接受革命而被殺害；然後，也就是幾年後，曾追随革命勝利的車輪的人也被殺害。這兩種人都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子民。區别在于，第一類是忠實的子民；第二類，可以這麼說，是‘自甘堕落的子民(скверноподданные)’。這兩類人的命運卻是一樣的：由‘帝國的崩潰(крушения Империи)’導緻的死亡。”
電影《面對曆史的審判》是電影藝術上的一件不朽的作品。遺憾的是，絕大多數觀衆實際上還不太了解它。這部電影本身就非常有趣，它不僅讓我們以另一種視角來看待瓦西裡·舒爾金這個偉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讓我們以另一種視角來看待電影所描繪的時代——一個偉大的、動蕩的、驚人的語言和瘋狂白日夢交織的時代——俄羅斯革命時代，就如舒爾金自己1966年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所說的那樣，他出色地概括了這一時代：
«Я не коммунист и вижу глубокие тени после 50-летнего опыта насильственного его насаждения. Но я пережил одну революцию, и мне хорошо знакомы пред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Они состоят в том, что все кажется тенью, светлых пятен нет! Переживать вторую революцию я не хочу. Я потерял вследствие революций 1917 года так много, что об этом лучше не вспоминать. Надо думать о том, что будет, если вспыхнет но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Она неизбежно будет сопровождаться термоядерной войной, и этим все сказано . Какое же спасение от н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Оно в Эволюции. Только одной, но роковой, буквой „Р“ надо пожертвовать, то есть надо избегнуть грубой, кровавой и беспощадной ломки всего — и того, что отошло, и того, что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го достигнуто ценой неслыханных страданий». Хорошо бы и нам всем научиться видеть в своей стране побольше «светлых пятен» и поменьше «глубоких теней»!“我不是康米主義者，在50年的強制實踐經驗中，我看到了深刻的陰影。但是我經曆過一次革命，我非常了解革命前的情緒。這些情緒體現在一切似乎都是黑暗的，沒有光點！我不想再經曆第二次革命。由于1917年的革命，我失去了太多，以至于再也不想回憶。我們應思考如果新的革命爆發，會發生什麼。它勢必伴随着熱核戰争，這已經說明一切。那麼，告别新革命的解決之道是什麼？【33】那就是進化。我們隻需犧牲掉那個緻命的字母“R”(Revolution, Революция)，也就是說，必須避免粗暴、血腥和無情的對一切的摧毀——不僅是過去的事務，也是以巨大代價達成的成就。”如果我們所有人都能在我們的國家看到更多“光點(светлых пятен)”,更少“陰影(глубоких теней)”,那就太好了!”
【1】主要指“白俄移民”（Белоэмигрант），1910年代爆發革命及内戰後遷居國外的俄羅斯人，人數估計在90萬到200萬之間，通常他們對俄羅斯當時的蘇維埃政權持反對态度。其大多數是白君的支持者，他們主要由于政權的更叠而移民國外，另外一部分人則是東正教信徒，移民的原因則是不滿蘇聯的東正教政策。俄語“白色移民”（белоэмигранты，белая эмиграция）一詞主要為蘇聯政府所使用，具有很強的貶義色彩，指的是“俄國白軍”而和“白俄羅斯”無關。白俄移民通常稱呼自己為“俄羅斯移民”（рус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2】指與瓦爾金上演對手戲的“曆史學家”，流言稱這位“曆史學家”是克格勃的特工，實際上他是來自列甯格勒劇院的男演員。
【3】原文的вставших на путь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а Родины，直譯為站在叛國道路上的人。
【4】根據相關報道，該片在莫斯科和列甯格勒僅放映了幾周，“持不同政見”公衆（«диссидентствующей» публики）的興奮之情導緻該片被停止發行。
【5】“傳奇”對應的俄文原詞是“полулегендарным”，意思是“半傳說的、不完全真實的”。指這部電影在蘇聯廣為流傳,但又缺乏确鑿的細節,具有傳奇色彩。
【6】指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通稱契卡（Чека́），蘇俄在1917～1922存在的秘密警察組織。
【7】原文"Вы учтите, я зубр, со мной будет трудно"中的“зубр”意為歐洲野牛,一種體型巨大、極具攻擊性的野生動物。
【8】"у нас не было не только „железного“, но и даже просто законченного сценария"，在俄語中,"железный" 形容詞表示“牢固的,堅硬的”。在電影制作中,“鐵劇本”指一個定稿非常牢固、不允許再做任何改動的劇本。
【9】1944年，蘇聯軍隊解放了南斯拉夫。舒爾金被逮捕并因“對共産主義懷有敵意”被判處25年徒刑。1956年他被赦免出獄。
【10】“創作協會”（творческ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是一個已經消失的組織架構，是 20 世紀 60 年代後半葉至 90 年代前半葉存在的單位，作為蘇聯、俄羅斯和後蘇聯國家電影制片廠的一部分，從事由蘇聯委托拍攝的電影（主要是故事片）。譯者以為可以翻譯成“片組”，這是上海電影譯制廠、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在市場化改革前的主要組織架構。
【11】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弗拉索夫，作為蘇軍将領曾在蘇德戰争初期表現優異，并受斯大林本人授勳，在被俘後選擇投降德軍并倒戈，後被蘇軍俘獲并處決。
【12】如迎面而來(Встречный, 1932)，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獻禮片，偉大的公民(Великий гражданин, 1937)，反映領導人與托洛茨基集團的鬥争。
【13】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後，尼古拉二世家族被布爾什維克逮捕，囚禁于葉卡捷琳堡伊帕切夫别墅内。1918年7月16日深夜或7月17日淩晨，尼古拉二世家族包括和他們在一起的仆人近10人被領至一廢棄教室内，契卡人員使用手槍和刺刀将全家集體處決。事後他們的屍體被澆上硫酸和汽油銷毀，殘餘骨渣被埋藏在葉卡捷琳堡地區的一個廢棄洞穴中。
【14】9年後，1973年1月，最早的“口述曆史”領域專家之一V.D.杜瓦金(Дувакин, Виктор Дмитриевич)用錄音帶錄制了與舒爾金的四次對話，總時長610分鐘，其中他講述了自己的流亡生活。 這些錄音的文本部分由研究員Д. Б. Споровым于 2007 年發表在《Диаспора: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雜志中。
【15】即上文提到的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事實上，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ЦК КПСС應當譯作“蘇共中央思想委員會”，這裡姑且嫁接概念。
【16】即前西德總理康拉德·赫爾曼·約瑟夫·阿登納(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r, 1876-1967)，四度出任德國總理，在舒爾金寫這封信時，阿登納已經87歲，但依舊擔任基民盟主席和聯邦議員，在西德政壇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17】即【15】中的蘇共中央思想委員會。
【18】原文裡為“您謙卑的仆人(Ваш покорный слуга)”，這裡是舒爾金在自謙地指代自己。
【19】“葉卡捷琳堡的葬禮禱詞”(надгробное слово об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е)，指的是在《日子》中末代沙皇家族在葉卡捷琳堡被處決的一段描述。
【20】德米特裡·舒爾金(Дмитрий, 1905 - 1999)，1920年跟随白俄的俄羅斯中隊(Русская эскадра)前往突尼斯比塞大(بنزرت)，并由此流亡法國，進入聖西爾軍校(École spéciale militaire de Saint-Cyr)就讀。蘇德戰争期間，他在俄羅斯解放軍(Русская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ая армия，系德僞軍)服役，參與明斯克德占區德語教學工作。二戰後流亡美國，擔任НТС(Народно-трудовой союз российских солидаристов，俄羅斯團結主義者人民工會，系海外反蘇俄僑民組織)北美華盛頓分部成員，20世紀60年代末他與父親取得聯系并通信，希望見面，但被蘇聯當局拒絕，蘇方後切斷德米特裡與舒爾金之間的通信。
【21】指的是【3】中電影三天就被下架。
【22】維拉·亞曆山德羅芙娜·巴昆(1909-1988)，演員、藝術家，畢業于列甯格勒戲劇學院。
【23】後面埃姆勒指的是在審查期間劇本遇到的各種删改與重制。
【24】在影片完成的2年後，弗裡德裡希·馬爾科維奇·埃姆勒于1967 年 7 月 12 日在列甯格勒附近的科馬羅沃村(посёлке Комарово)去世，享年 70 歲。
【25】譯者也沒搞明白“十分恰當”在哪裡，可能斯維斯圖諾夫(Свистунов)和“哨子”(свист)有關？
【26】同【3】和【21】
【27】關于尼古拉二世被蘇聯教科書稱為“血腥者尼古拉(Николаем Кровавым)”，主要有三個原因：1896 年 5 月 18 日，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的慶祝活動在霍丁卡廣場舉行，大約有50萬人從莫斯科及其周邊地區趕來參加慶祝活動，發生踩踏事件，造成 1,300 多人死亡。 災難被報告給皇帝，結果場地被清理幹淨，但慶祝活動沒有被取消，也沒有建造教堂來紀念死難者，引起了公衆的嚴重公憤。1905 年 1 月 9 日，尼古拉二世下令警察向聚集聖彼得堡東宮前情願的數千名工人，婦女和兒童開火。被稱為“血腥星期日”，據官方數據，有139人喪生。1912 年 4 月 4 日，為了鎮壓勒拿河博代博礦井工人的罷工，礦主召集了軍隊，軍隊槍殺了 170 人， 沙皇和他的妻子擁有這些礦山的股份。 尼古拉二世完全贊同内務部長亞曆山大·馬卡羅夫在此事件中采取的行動。
【28】即【19】中的内容。
【29】“面對曆史的審判”(перед судом истории)即影片标題。
【30】據傳，Шульги́н在寫給Мария Дмитриевна Шульгина的信中，如此講道：“Чем выше ты поднимешься, тем сильнее ты упадешь, и я готов развалиться на куски.”
【31】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дорогой 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即赫魯曉夫，列昂尼德·伊利奇(дорогим Леонидом Ильичом)即博涅日涅夫。1964年10月14日，當赫魯曉夫在黑海渡假時，勃列日涅夫等人在莫斯科發動政變，赫魯曉夫被免除一切職務，強迫“退休”，成為“特殊養老金領取者”，自此從公衆視野中消失。
【32】原文是"Не удалось! Точка."，可直譯為“沒能拯救!句号。”Точка在俄語中可以表示句号标點，但在這裡它被用來加強語氣,表示事情已成定局,不容置疑。加上“Точка”表示這個結論已經到此為止,不再有更多解釋或反駁的空間。所以這句話加上“Точка”表示“我沒能拯救沙皇一家,這已經是不可改變的事實,不必再解釋什麼。”
【33】蘇共中央應當考慮Запрети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нигилизм了。（笑
